上海是黨的誕生地。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33年初中共中央遷往蘇區，其間除三次短暫遷離外，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均駐紮上海。
“幼年”時期的中共中央，不僅在這座城市領導了一系列重大鬥爭，經歷了腥風血雨的嚴峻考驗，構成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完整過程，也在這座城市艱辛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其間發出的一條條指令，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行道路。
老漁陽裡2號，不止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之地，也是黨正式成立後的第一個中央機關駐地。1921年9月初，陳獨秀從廣東返回上海，繼續住在老漁陽裡2號。中央駐此期間，開展了大量工作，特別是籌備並召開了黨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黨章，與一大共同完成了黨的創建任務。
老漁陽裡2號，董天曄攝
1923年5月中共中央由上海遷至廣州，駐紮東山春園，期間召開了黨的三大。同年9月，中央機關再次遷回上海，入駐公興路與香山路（現臨山路上）的“三曾裡”（原址毀於“一·二八”事變戰火中，中共三大後中央局機關歷史紀念館於浙江北路選址另建）。這裡離火車站不過幾百米，四通八達卻又鬧中取靜，被中央執行委員王荷波看中，經反覆勘察後租下。
此後一年多時間裡，“三曾裡”成為黨中央的決策中樞。中央局5名成員中，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和羅章龍先後來此辦公，一件件中央通告和文件由此發出。出於保密和安全考慮，當時中央局的一般信件僅署名中央的代號“鍾英”，正式發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署名方能發生效力。
中共三大後中央局機關歷史紀念館，董天曄攝
從一份現存的1924年7月21日中共第十五號通告可以看到，這份通告由陳獨秀、毛澤東共同起草，指出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告誡共產黨員既要對國民黨右派積極鬥爭，又要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
“中央領導機關在上海期間，尤其在大革命失敗前，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工人、發動工人運動。”在黨史專家看來，當時上海開辦學校培養革命幹部，印刷進步刊物宣傳革命思想，發起工人運動為革命高潮作準備，都與中央在滬直接領導是分不開的。不僅如此，中央明確了“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一時期組織更加健全，黨的領導不斷加強。
1926年底到1927年春，上海形勢愈發嚴峻，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搬遷到武漢，並在武漢召開了黨的五大。至大革命失敗，中共中央在武漢難以立足，於同年10月遷回上海，並隱入“地下”。
位於雲南中路與福州路交匯處的中共六大以後黨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注：黨的六大於1928年在莫斯科舉行)，就是這樣一個隱秘所在。在這個對外稱作“福興布莊”的房子裡，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駐紮3年多，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滬期間使用時間最長的一處舊址。舊址位於天蟾舞臺後面，樓下是醫院，地下黨員熊瑾玎以商人身份租下了二樓三個房間，正是看中這裡每天觀眾、病人來來往往，便於掩護接頭和疏散。
熊瑾玎夫婦，資料照片
機關設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那裡舉行過很多次會議，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鄧小平、陳賡等經常在此秘密辦公。據李維漢回憶，開會的同志從天蟾舞臺西側雲南路的一個樓梯上去，就可以直到開會的房間。房間內朝西的窗下有一張小桌子，開會時，鄧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記錄。這個機關一直到1931年春，因顧順章被捕叛變，才被迫放棄。
六大以後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董天曄攝
這一時期，在敵情嚴重、社情複雜的上海，中共中央領導全黨為復興革命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中共中央派出許多幹部到各地恢復黨的組織，領導武裝起義。文化戰線上，中央加強對宣傳文化工作的領導，團結左翼文化人士，成立左聯等團體，反對國民黨文化“圍剿”。隱蔽戰線上，中央特科圍繞保衛中央機關安全、營救被捕同志，嚴懲叛徒、收集情報、支持與配合紅軍和根據地鬥爭，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諜戰。
1933年前後，中共中央由上海遷入了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自此，結束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駐紮上海12年的歷史。“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是設在大城市還是設在農村，根本上取決於黨領導中國革命中心的轉移。”有學者認為，中共中央在上海12年，領導全黨經受了腥風血雨的考驗，證明瞭中國共產黨是積極探索、不懈奮鬥、勇於犧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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