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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帶走茅臺酒,紛紛去撿這種鵝卵石,是傻嗎?

歷史 上觀新聞

長徵,距離我們已80多年了。記者出發之前,心下惶恐:紅軍不怕遠徵難,萬水千山只等閒,可該選哪一個點,才能體現長徵精神?

攤開地圖,從江西看到貴州,從四川連到甘肅,選了遵義。

遵義是長徵中濃墨重彩的一筆,遵義會議彪炳史冊。1935年,紅軍在這裡轉戰3個多月,演繹了四渡赤水的傳奇。這裡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形成的地方,是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的地方,是黨獨立自主解決自身重大問題開始的地方。

赴遵義,尋訪關於長徵的故事,採訪對象從耄耋老人到“90後”女生,我們發現,在他們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長徵;從“強渡烏江”到“四渡赤水”,我們也重走了一小段長徵路……

他們不帶走茅臺酒,紛紛去撿這種鵝卵石,是傻嗎?

解放日報·上觀記者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出生於1996年的講解員童丹講起長徵故事,聲情並茂。孟雨涵 攝

繼承長徵精神正當時

記者想先去看看在遵義的老紅軍李光,可一打聽,老人家去年過世了。

老人家的過世,在遵義城裡是一件大事。前段時間,記者與當地公務員、教師、司機都聊起過李光。從2001年起,李光先後被確診患直腸癌、重症胰腺炎、皮膚癌,但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奔忙,到學校、部隊、工廠裡講課,並陸續資助了遵義1000多名學生,捐款總額達30萬元。李光曾告訴記者,他覺得當下的年輕人未必能明白,紅軍當年為何能受得住那樣的苦,信念和信仰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因此,他覺得“教育很重要”。

老人家的心願,有很多人幫著繼續實現。距離遵義會議紀念館不遠,遵義城南小學邊上,記者找到84歲的曾祥銑,他是遵義長徵學會會長。曾祥銑一見上海的記者來,就說起報紙上的“好消息”:為了迎接建黨百年,現在《遵義晚報》每週二刊發“長徵地名故事”,接下來《遵義日報》也要開專欄,刊髮長徵故事。

反反覆覆講長徵故事,現在的人真能理解長徵精神嗎?“這不用操心。”曾祥銑曾任遵義市政協副主席,這些年每隔一段時間,遵義市領導都會向老同志們通報當下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點,他每次都知無不言,絕大多數中肯的意見都會被採納。“集思廣益、實事求是、民主團結、知錯能改,這些中國共產黨在長徵中顯現出來的優點與精神,當下,不都繼承下來了嗎?”

他們不帶走茅臺酒,紛紛去撿這種鵝卵石,是傻嗎?

遵義會址紀念館。孟雨涵 攝

發掘散落的寶貝和故事

記者再去找73歲的黃先榮。退休前,他曾任遵義市旅遊局局長,還當過宣傳部副部長,遵義紅色景點的一些解說詞,都是他自創的。比如,他把“土城戰鬥”描述為“五任國防部長,七大元帥,三百將軍,在一個兩平方公裡的地方打了這一仗”。

近幾年,遵義通了高鐵,機場航線更密了。2017年,婁山關景區完成一期建設,景區附近的板橋村,農家樂從最初的十幾家發展到現在的三百多家。黃先榮認為,這兩年,遵義將迎來紅色旅遊發展的最好時期。去年,遵義會議紀念館單日遊客量最高達3.2萬。22年前他任旅遊局局長時,紀念館全年接待人數不過約10萬人次。遵義名氣大了,來的人多了,長徵精神愈發深入人心。

記者住在遵義賓館,經常見外地來的中學生,穿著紅軍服裝,大清早集合,口中呼著白氣,出發重走長徵路。類似的“重走長徵路”活動越來越多,也感染了遵義本地人。記者在播州區新民鎮,見到了63歲的張正舉,他和不少遵義人一樣,不等發問,便說起自家跟紅軍的關係:外公家在某某村,長徵期間當過紅軍某隊伍的指揮部……他不太會操作電腦,可這些年努力蒐集資料,慢慢打字,插入圖片,整理出厚厚一本“書”,用A4紙打印出來。

他們不帶走茅臺酒,紛紛去撿這種鵝卵石,是傻嗎?

遵義賓館門口,常有中小學生隊伍“重走長徵路”。孔令君 攝

“娃娃們都來了,我們連這裡的歷史都講不清,怎麼行?”張正舉說,這幾年,幾位老人自發組織的歷史考察隊成績斐然,找到了紅軍用過的手電筒、行軍床、軍號、桐油燈、馬燈,以及紅軍戰士給村民的銀圓等,這些原本藏在村民家裡的壓箱底寶貝,都重見天日;還有許多散落在老人們的記憶中,村裡人口耳相傳的紅軍故事,被發掘出來,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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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舉給記者講紅軍故事。孔令君 攝

“老船工”是金字招牌

紅軍與長徵,確實給沿途留下了“寶貝”,一直留在當地人的心裡。

聽人推薦,記者離開新民鎮,赴尚稽鎮茶山關村。茶山關是紅軍搶渡烏江戰鬥的要津。村子很小,站在險要處可見烏江奔流。在“強渡烏江戰鬥遺址”的石碑附近就有人家。其中一戶,把一張模糊的、翻印的老照片掛在外牆上。記者忍不住打聽,據說這照片上的,是當年茶山關上冒著生命危險幫紅軍過江的老船工宋月釗,這戶人家,是宋月釗的後人。敲門不應,記者便去附近尋地方吃飯,沒走幾步,一家“羅義華餐館”吸引了記者的注意,49歲的羅義華是宋月釗的外孫。他掏出外公的照片給記者看,這是多年前他去遵義會址紀念館要來底片,花錢在城裡的照相館裡放大洗出來的,精心塑封。

老船工們的故事,記者是聽《尚稽鎮鎮志》編纂者吳發明說的。1935年1月,化裝成百姓的紅軍偵察員,向關上的村民詢問茶山關的情況,以及如何渡江……後來,他們找到宋月釗、黃德金,問可不可以幫助紅軍渡江,兩位船工同意了,並潛入江中,撈出一艘沉船。此後,紅軍在茶山關渡江時船橋並用,人從浮橋上經過,船運軍事物資。

離羅義華餐館不遠,還有一家“老船工山莊”,一棟老木屋在院子中間,兩側是新建的小樓。一打聽,老闆是另一位船工黃德金的兒子。茶山關被列為重點紅色旅遊景區後,修通了旅遊公路,“老船工山莊”的生意越來越好。浙江烏鎮投資打造的烏江村古村落景區就在茶山關附近,開業之後,這裡的發展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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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口老船工山莊的廣告牌。孔令君 攝

“紅色基因”有家傳

記者也重走長徵路,“強渡烏江”之後,打算“四渡赤水”,去了土城縣。

“進來看看吧!這是我祖祖家(方言:曾祖父家)。”在土城縣老街的一家沿街民居門前,一個扎兩條小辮、戴著紅領巾的小女孩站在門檻上,熱情地招呼來往遊人進屋。吸引人們駐足的,不是這間看似普通、甚至有些破舊的木屋,而是門口那塊述說歷史的牌子,上面寫著“老紅軍何木林住居”。

“快請進!”何木林的兒媳、69歲的林成英熱情地將我們迎進家門,她7歲半的孫女何克英乖巧地跟在後面。

裡屋的迴風爐燒得正旺,讓樸素老舊的家居陳設增添了許多暖意。“公公講了一輩子長徵故事,核心是,不管做什麼事情,永遠都要為別人著想。”還沒等記者開口,林成英就動情地講起來。1935年,負傷的紅軍戰士何木林是當地百姓救下來、藏下來的。由於腿傷嚴重,無法繼續追趕部隊,何木林就在土城安下家來。然而,江西籍的何木林口音濃重,為了保護救助過自己的當地百姓,從進入土城的第一天開始,何木林就假裝自己是聾啞人,就連妻兒都不知道他會說話。直到14年後,新中國成立,何木林的紅軍身份得到確認,他才重新開口說話。

從那時起,只要組織上需要,何木林就會到不同的單位、學校、部隊講述長徵故事。因為那次受傷,何木林落下終身殘疾,可他直到75歲去世也沒領過殘疾軍人補助,他說,要把國家的錢留給更需要的人;他拒絕當年老戰友要幫自己兒子安排工作的好意,堅持把兒子送到南山煤礦做礦工,因為他說,紅軍的孩子就該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何家人不能倒飯倒菜,即使不新鮮了也要吃完……“那些年,我對公公的做法確實不理解,覺得他固執,太不近人情。”林成英說,後來,公公何木林和丈夫何世州先後去世,講好紅色故事的接力棒交到了自己手中,一遍一遍,反覆述說,感動了別人,也說服了自己。

“爺爺對理想信念的堅守影響了我們一家人,從爺爺到父親,再到我媽媽。”坐在一旁沉默許久的林成英的女兒何莉一開口就紅了眼眶。去年,68歲的林成英帶著年僅6歲的孫女何克英徒步70餘公裡,沿著當年紅軍的足跡,從土城走到了赤水。一路上,何克英沒有叫過一句苦、喊過一聲累,這讓何家人很是安慰。今年,45歲的何莉開始像小學生一樣重新苦練普通話,她的目標是成為一名“四渡赤水紀念館”的講解員,她說:“傳承紅色基因,講好新時代的長徵故事是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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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帶走茅臺酒,紛紛去撿這種鵝卵石,是傻嗎?

記者在村裡聽長徵故事。孟雨涵 攝

即將離開遵義,尋訪中還有些隻言片語,記者反覆在心底回味:

一是遵義市委黨史研究室宣教科負責人劉暢說的,她是“80後”,小的時候家就住在遵義會址紀念館附近,父親對她說,全國各地的人都來我們這裡參觀,家門口人山人海。一棟老房子,憑什麼引來這麼多人?

二是遵義會址紀念館解說員童丹說的,她是“90後”,給人們講解了這麼多次,她總會在紀念館裡的一面照片牆旁停留,照片中的紅軍戰士,走長徵路時,都比童丹的年紀還小,20歲不到。沒有留下照片的大多數,把青春永遠留在了長徵路上。她說,想想現在年輕人,想想我們的生活,就該把這面照片牆講解得再仔細些,再認真些。

三是80多歲的曾祥銑說的,那是約50年前的舊事,他當時在茅臺鎮當老師,曾見過大批外地來的學生和尋訪者,他們離開時不帶茅臺酒,個個都撿那赤水河邊的鵝卵石。曾祥銑聽說之後開了次班會,主題就是“茅臺酒與鵝卵石”,他問學生:這些人是不是傻?

學生們答:當然不傻,因為這是紅軍渡口的鵝卵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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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令君 俞陶然 雷冊淵

微信編輯:納米

校對:佳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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