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龐驚濤
7.張士信重光西湖書院
有一句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可如果秀才讀書的地方被大兵給侵佔了，秀才還敢跟大兵講理嗎？
嘴皮子鬥不過刀頭子，這是明擺著的事。可凡事總有例外，不是有一個成語叫“唇槍舌劍”嗎。還有更厲害的，戰國時那些縱橫家，一張說話的嘴可以抵得上萬馬千軍。理虧了，刀頭子就得讓著嘴皮子。
所以這事還真有。
進入元惠宗時間，離元朝覆亡的時間已經不遠了。作為元朝最後一個皇帝，並非像歷史上那些末帝一樣無能，早期的他還是頗有圖治之心。他少年時受儒家思想教化，尊師重教，繼位後，誅滅權臣伯顏，在中書右丞相脫脫的支持下，實行儒治，恢復了科舉制度，使壓抑多年的儒生為之振奮。在元末天災頻仍、農民起義此起彼伏的不利局面下，不忘大力發展文教，興辦書院。元朝國祚不足百年期間，全國新建書院163個，在惠宗統治的35年內，總共建了54個，遠超元世祖忽必烈所建的34個，幾乎接近整個元朝新建書院的三分之一。而重建書院的數量，惠宗一朝也是整個元朝的高峰，達到17所，比忽必烈之後五位皇帝官資修建書院的總和還多。
僅從這個數據來看，元惠宗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他將文教振興作為維持統治的根基，儘管這種努力並沒有改變元朝最終覆亡的結果，但他在元末財力匱乏、政治動亂的背景下，仍然堅持發展書院的遠見卓識，為明朝書院發展高峰的到來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這種大背景下，秀才和大兵講理自然就有了很強的底氣。
元至正十五年（1357），中原紅巾軍正式建立政權。當年七月，張士誠攻破杭州，元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逃走。隨後，張士誠在與朱元璋爭奪江南地盤的戰鬥中失利，不得不於至正十七年（1359）八月舉兵降元。由於他常駐隆平府（今蘇州），於是就上表朝廷，推薦他的四弟張士信任江浙行省左丞相，幫助哥哥管理江浙軍政事務。惠宗當然是準了他的這個請求，張士信由此進駐杭州。
前度張郎今又來，西湖書院可曾開？
對於張士信來說，杭州城是個熟悉的地方。在他還沒有跟著哥哥張士誠造反之前，他就在杭州生活過很長的時間。恰好，他當時就受聘為西湖書院山長。
以行伍身份而回到杭州，這對於張士信來說，大約是最魔幻的人生安排。雖然跟著哥哥造反接受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道理，但他骨子裡還保留著秀才尊師重教的傳統。當他回到杭州，看到西湖書院衰朽不堪，幾個正堂裡住滿了元兵，原有書院重儒興教的氣息和痕跡被消滅殆盡時，出於讀書人的良知和責任，他憤怒了，他當即找來駐院元兵的將領，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
“此間歷來為興教之所，焉得縱兵放肆如此？且置斯文於何地？”
面對這位新來長官的訓斥，將官卻並不慌張，他有他不得不如此的苦衷，併為之準備好了一番情理皆備的說辭：“大人有所不知，朝廷應對諸路叛逆，歷年來徵兵不乏，兵員新徵之後，總要操練教習一番才可上陣禦敵，以書院之場域，在文事之餘，兼練新兵，亦屬兩全其美之舉，何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這也是聖人之言吧？”
將官的強詞奪理，讓張士信勃然大怒，加上他所言諸路叛逆，大有含沙射影的用意，他決定不給這個將官任何情面，於是提高話音，一面訓斥，一面不由分說發出了命令：“如此鳩佔鵲巢，還膽敢言文武之道。昔年某掌院西湖，如此侮辱斯文者，未之遇也。限爾等三日之內，搬出書院，另尋相宜，還院清靜，否則以違軍令處置。”
張士信的最後通牒，讓將官始料未及。軍人出身的他，看不起秀才出身的張士信，加之對張士信隨哥哥半路投降然後位極行省又有不滿情緒，當即抗聲道：“大人所令，恕屬下斷難從命。一則駐院操練，已得上官核準，如要遷出，需得再報；再則騰換駐地，頗費周章，牽涉面廣，三五日決難安置妥帖；三則新兵操練，已有時日，周邊環境，皆已熟諳，如另遷他處，倘有水土不服，恐生譁變。”
“請大人三思。”一班駐軍的中下層佐領也來幫著將官說話。
見此情形，張士信明白，如果自己霸王硬上弓，很有可能引發衝突，雖然自己有能力鎮壓，到底不是上舉，況且自己剛剛入駐杭州城，正要彌縫各方勢力，尋求善治，遷兵復院之事還得從長計議，穩妥為上。於是他緩和了口氣，做出了另外一番部署：“既如此，且容爾等做出周密計劃後再遷，某也當奏明聖上，講明道理。旬日之類，務必遷出。”
讓步之後，他並沒有稍停他的計劃，而是一面安排人幫駐軍尋找相宜的地方，二是給哥哥張士誠去信，尋求他的支持。
重視文教事業的張士誠對弟弟此舉自然大加贊同。在定都隆平府後，他就頒佈了《州縣興學校令》，在這道敕令中，他強調： “風化之本系人倫，賢才之興關學校。今者豪傑並起，相與背叛，良由父子、夫婦、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義不明，廉恥道喪，王綱解紐，實在於斯。凡屬州縣，聿稽前典，務選明博好禮之士，朝夕諷誦以修明倫序，以興起賢能。”在他的號召下，隆平府設立學士員，開辦弘文館，招納“將吏子弟、民間俊秀”，入學者的日常飲食和津貼都由大周政權提供，此後在江浙地區主持了兩次鄉試，選撥了一批優秀的讀書人入仕。同時設立禮賢館，廣徠四方文士，吸引了施耐庵、羅貫中、陳基、陳維先等元末名士投奔帳下，江南文教風氣在此期間又達到了一個高峰。
張士誠收到弟弟張士信關於遷兵還院動議的書信後，立即覆信予以首肯，並撥付銀兩，以作修繕書院之用。為避免駐軍將領從中作梗，他從朝廷要來聖旨，將駐軍首長外調。張士信在找到新的操練營地後，駐紮西湖書院的軍隊很快就順利遷出了。
駐軍遷出當日，張士信卸下戎裝，穿上儒服，率領杭州一班儒士，在西湖書院舉行了隆重的還院大禮，除了迎回大成至聖先師像外，還迎回了嶽、林、蘇、白四君子像，並以先掌院之名義發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說。
接下來，張士信又大刀闊斧地整修書院，修補六經版籍，西湖書院的面貌為之一新。江南士林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東南名士楊維楨在《重修西湖書院記》中，對張士信做出如此評價：“於戎馬之隙，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嶽、林、白、蘇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有功於名教豈曰淺哉？”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反對簡單的非好即壞的二分法，認同科學的辯證評價方法。張士誠張士信兄弟後來確乎驕奢淫逸，敗給了朱元璋，其大周政權在統治江浙一代十餘年間，也確實有附庸風雅、收買讀書人的種種行為，但兄弟聯手興文教、取名士、辦書院、化民風，使江南一帶在元末農民起義中免受塗炭而得以休養生息，確是客觀的歷史功績，不應否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楊維楨作為東南名士給予張士信的這番評價，實在也不是違心的吹捧，而是出於真誠的肯定。
有過不諱，有功不隱。起碼在遷兵復院這件事上，張士信不負他曾經作為西湖書院山長之謂。秀才說理，大兵讓步，這個不是傳奇的傳奇，理應被歷史記住。依託於元末書院發展的良好基礎，明朝江南地區、尤其是杭州書院的繁榮與輝煌時期，就這樣以不可阻擋之勢來臨了。
異代之際那些無法避免的斑斑血淚，都是歷史的一部分；而那些微弱但從未止歇的朗朗書聲，更是那歷史裡最最動人的一段旋律，那是西湖邊千年不絕的最美天籟。（未完待續）
作者簡介
龐驚濤，四川南充人，居成都。自署雲棲閣主，號守榆居士。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成都市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主任。錢學（錢鍾書）研究者，蜀山書院山長。有《啃錢齒餘錄—關於錢學的五十八篇讀書筆記》、《錢鍾書與天府學人》等著作。現供職成都時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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