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禹康
1931年盛夏，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戰鬥正酣之際，紅3軍團第3師政委黃克誠在火線上突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回到軍團政治部領受任務。他以為上級又要調換他的工作，沒作多想，便向師裡交待了工作，從前線撤了下來。
黃克誠喘息未定，軍團政治部肅反委員會負責人就將一份名單遞了過來，面容嚴峻地對他說道：“這份名單上的人，是被供出來的‘AB團’分子，要立即抓捕歸案，押送肅反委員會接受審查。”
黃克誠一看名單，上面所列的人大多是第3師中久經戰鬥、英勇忠貞的基層指揮員，其中有兩名連指導員，還是黃克誠來到第3師後親手培養提拔起來的。憑他對部下的瞭解，根本就不相信名單上的那些人會是什麼“AB團”分子。黃克誠十分清楚，在那種“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肅反方針之下，所謂押送審查，實際上就是置之於死地的同義語。黃克誠向肅反委員會據理力爭，並擔保名單上的人沒有一個會是“AB團”分子，希望肅反委員會“刀下留人”。
然而，肅反委員會只相信逼供信搞出來的所謂“證據”。黃克誠自知再費唇舌已無濟於事，便轉身離開。
在趕回部隊途中，黃克誠已下定履險抗命的決心，決意設法保護名單上的那些同志，不使他們被捕上送。至於這樣做的後果，他已顧不得許多。
過了幾天，肅反委員會不見第3師的“AB團”分子押送來，便一再向黃克誠催問，其言辭一次比一次嚴厲。黃克誠暗自思忖，這樣硬頂下去，恐不是個辦法。即使自己被撤職、殺頭，也終難確保名單上的同志不被處置。他思來想去，最後決定秘密通知名單上的同志暫時上山躲避，等過了這陣風頭之後，或許會有轉圜的餘地。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他似乎再想不出其他更好的萬全之策了。
◆1936年，黃克誠（後右一）與羅榮桓、鄧小平、楊尚昆、陸定一、李伯釗在陝北。
名單上的那幾名幹部非常理解政委此番用意的苦衷，他們二話不講，老老實實地按照黃克誠的吩咐，到附近一個山洞裡躲藏起來。黃克誠則每天秘密派人給他們送飯，並一再關照他們好自為之。
又過了些日子，肅反委員會親自派人到第3師來捕人。但找遍第3師所有的部隊，名單上的人一個也沒有找見。黃克誠則對肅反委員會派來的人虛與委蛇，敷衍應付。
當時正處於反“圍剿”的緊張戰鬥期間，戰事頻繁。到了打仗的時候，黃克誠便派人通知在山上躲藏的幹部，各自回到自己的部隊帶兵參加戰鬥。一俟戰鬥結束，又馬上上山躲藏。那幾名幹部明知兇多吉少，可沒有一個人打算逃跑，作戰中愈加勇敢頑強。一來是，他們與黃克誠相知甚深，知道師政委為了保護他們而冒著極大的風險，不忍做出對不住師政委的事來。二來是，他們決心以忠勇獻身精神，表明自己無愧於黨和紅軍的心跡，寧願犧牲在戰場，也決不當逃兵。黃克誠見到這種情景，愈加堅信這些同志是黨的好乾部，決心千方百計把他們保護好。
就這樣，大約過了半個月時間，那幾名幹部見平安無事，以為風頭已過，便有些放鬆警惕了，戰鬥結束後也不急於上山躲藏了。此事終於被肅反委員會所察覺。在一次戰鬥剛剛結束之後，有兩名連指導員馬上被肅反委員會派人捕去，不久即遇害。黃克誠得知，不禁痛心疾首。他徑直來到軍團政治部，怒斥肅反委員會幹了親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情。
◆1959年6月，黃克誠迎接彭德懷訪東歐歸來。
黃克誠前次抗命拒不捕人上送，早已引起肅反委員會的不滿，現在他又來為“AB團”分子鳴冤叫屈，自然更不為所容。肅反委員會不容分說，當即下令將黃克誠抓捕起來“審查”。
正當肅反委員會欲以“同情和包庇反革命，破壞肅反”的罪名將黃克誠處決之時，軍團長彭德懷得知此事，火速從前線趕來，要肅反委員會“刀下留人”。由於彭德懷的幹預，黃克誠才倖免一死，但是卻被撤銷了師政治委員的職務。
由於彭德懷的幹預而使肅反委員會“刀下留人”的事，黃克誠當時並不知情。肅反委員會釋放他的時候，沒有講明原委，事後也無人提起此事，包括彭德懷本人也從來沒有對黃克誠談過這件事。因此，當1959年廬山會議上黃克誠被批判時，有人說他支持彭德懷的“意見書”，是為了報當年的“救命之恩”，竟使得黃克誠莫名其妙，不知此言何所指。經過有關人員在會上的“揭發”證實，黃克誠才總算得知當年之所以沒有被肅反委員會殺頭，原來是彭德懷幹預的結果。黃克誠在晚年時，曾如是說：“我和彭德懷言不及私，相待以誠，相爭以理，性格作風比較合得來，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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