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觀”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對於世界構成的認知，這種對於世界構成的認知並不純粹是地理的，而是在相應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等基礎上構建的對於世界政治、文化以及經濟秩序的地理認知。
“疆域觀”指的是某一文化或者某一人群對其所應占有的空間範圍的認知，因此本文所用的“疆域觀”與現代的“國家”和“主權”等概念沒有關係。“天下觀”和“疆域觀”這兩個概念雖然存在差異，但有著內在的聯繫，尤其是在“中國”古代。
關於“中國”古代的“天下觀”，唐曉峰的《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的研究比較深入，現引用其中一些與本文有關的結論。
首先，“華夷”兩分的“天下觀”：“在周朝分封地域範圍的四周，全面逼近所謂的‘夷狄’之人。於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華夏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王國維稱其為‘道德之團體’）直接面對夷狄世界的局面。居於中央的華夏與居於四周的夷狄的關係遂成為‘天下’兩分的基本人文地理格局”；“需要注意到的是，華夷之限不是政治界限，更不是國界，也不是種族界限，而只是文化界限……”。
然後，關於“華”“華夏”的空間範圍：“不知最早從什麼時候開始，‘禹跡’成為華夏地域的表述名稱”；“禹之跡，就是大禹平奠治理過的地方。經過大禹治理的地方就是文明之區，有別於蠻夷之地。在人們用大禹的名義說明自己的地方時，已經包含了華夷兩分的意義，夷狄均在禹跡之外，而宣稱居於‘禹跡’之內，則成為華夏人地理認同的重要方式”；“《毛詩正義》：‘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國’”。
簡言之，即大致是在周之後，近代之前，在“中國”古代的“天下觀”中，世界是由“華”和“夷”兩部分構成的，其中“華”無論在文化、經濟還是在政治上都佔有絕對主導地位，是“天下主”，這個世界是圍繞“華”展開的。對應於地理空間，“華”即是《禹貢》中記載的“九州”，且由於這裡是“諸夏”所在，因此可以稱為“中國”，當然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中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的概念，大概對應於一些研究中宣稱的“地理中國”和“文化中國”。
“九州”的地理空間，在《禹貢》中有著記載，但由於構成其邊界的一些地理要素，如“黑水”等的具體地理位置長期以來都存在爭議，因此實際上也就無法確定“九州”明確的空間範圍，因此“九州”本身就是一個有著大致範圍，但又相對模糊的地域空間。
《中國古代輿地圖研究》，成一農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如果上述認知正確的話，那麼“中國”古代的“疆域觀”也就呼之而出了。在“華夷”兩分的“天下觀”下，雖然“華”佔據了主導，但兩者結合才構成了“天下”，
也即唐曉峰所說的“反而希望‘四海會同’‘夷狄遠服，聲教益廣’，也就是要與夷狄共天下”，由此顯而易見得出的結論就是另外一句在談及“中國”古代“疆域”時經常被提到的名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過，由於對“夷”的輕視，因此“華”才是作為“天下主”的正統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所應直接領有的，而“華”在地理空間上對應的就是“九州”，也即唐曉峰所述“在傳統中國人的世界觀中，王朝並非佔據整個‘天下’，說皇帝坐‘天下’，這個‘天下’只是形容他天下獨尊的地位，並不是嚴格的地理語言。他們知道，在天的下面，除了中國王朝，還有不知邊際的蠻夷世界。只是對於這個蠻夷世界，中國士大夫不屑於理睬”。
當然，“蠻夷”世界也是存在層次的，其中一些是與“華”在地理空間或者文化、經濟上有著直接接觸或者往來的，而另外一些則幾乎毫無往來，對於“華”來說只是道聽途說，甚至一無所知。由此形成的“天下”，也就有了包含甚至是想象中的全部“世界”的“大天下”，以及只是包括了有著直接往來或者有所瞭解的“蠻夷”的“小天下”，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後者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更為關注的。
在這種“天下觀”之下，王朝所控制的地域空間必然要儘可能全面地包含“華”所在的“中國”和“九州”，而這也是王朝正統性的來源之一，也是王朝統治“天下”的“法理”基礎之一。
當然，這並不是說王朝控制的土地也以此為限，畢竟在這種“天下觀”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朝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對周圍的“夷”地加以直接或間接的管理，但這些並不是必須的。
（作者為雲南大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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