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禁菸證繳驗》
中國共產黨誕生初期的活動經費主要來源於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提供，這為很多人所知曉，但在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具體方式是怎樣的，過程中又存在哪些欠缺，對於這些問題，大家可能不是太清楚。本文以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解密檔案為根據，並結合當事人的回憶，對這些問題作出闡釋。
中共曾拒絕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在中共籌建時期，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成員之一李漢俊就曾拒絕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有關經費支持的表示。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的記述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在為籌備中共一大的召開而提前抵達上海後，李漢俊向他介紹了自己跟馬林之間發生衝突的情況：馬林聲稱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正式代表，要李漢俊向他提交工作報告和經費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可以給即將成立的中共提供經費支持。李漢俊回絕了這一要求，認為“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也還沒有決定；即便中共成立之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係究竟如何，也還待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計劃和預算等等”。他還向馬林表示：“共產國際如果支持我們，我們願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照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張國燾指出：“在李漢俊看來，中國共產運動應由中國共產黨自己負責，共產國際只能站在協助的地位。我們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可以接受它的理論指導，並採一致的行動；至於經費方面，只能在我們感
到不足時才接受補助，我們並不期望靠共產國際的津貼來發展工作。再說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代表只能是我們的顧問，決不應自居於領導的地位。”
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支持的還有陳獨秀，中共一大參加者包惠僧的回憶證實了這一點：他於1921年5月從上海抵達廣州後時常跟陳獨秀會談，一次，陳獨秀曾向他解釋力主拒絕共產國際經費支持的原因：“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什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
根據張國燾的回憶，陳獨秀等人改變對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態度，是陳獨秀等人從上海法國巡捕房獲釋之後的事情。1921年8月中旬，陳辭去廣州教育委員長一職從廣州返回上海，下旬的一天，正在家中的陳獨秀連同當時正在他家做客的包惠僧等人一道被法國巡捕房抓去。在馬林的積極幫助下，陳獨秀等人不久便獲釋，包惠僧後來在《回憶馬林》一文中，這樣記述了當時馬林所作的努力：“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環節。”“這一次，馬林和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張國燾則在《我的回憶》中如此描述陳獨秀獲釋後與馬林會晤的情形：“他們兩人似都飽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對事勢的瞭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漢‘不打不成相識’，他們交換意見，氣氛顯得十分和諧。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先生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他們並且具體規定了接受共產國際補助經費的辦法；此後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便成了經常性質了。”
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了多少經費
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對上文的最後一句話所作的註釋是這樣的：“在此之前，也許有過接濟，如辦外國語學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過一部分，但不是經常性的。”張國燾這裡所說的“威金斯基”，是指經共產國際的批准，率工作小組於1920年4月抵達北京的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維經斯基工作小組抵達北京後不久，經李大釗介紹，又輾轉來到上海。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從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發了一封密電，彙報了工作小組抵達上海後所開展的工作情況：“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組成（4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出版部現在有自己的印刷廠，印刷一些小冊子。幾乎從海參崴寄來的所有材料（書籍除外）都已譯載在報刊上。《共產黨宣言》已印好。現在有15本小冊子和一些傳單等著付印……宣傳報道部成立了俄華通訊社，現在該社為中國31家報紙提供消息，因為北京成立了分社，我們希望擴大它的活動範圍……組織部忙於在學生中間做宣傳工作，並派遣他們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聯繫……星期日，即8月22日，我們出版部將出版中文報紙《工人的話》創刊號。它是週報，印刷2000份，一分錢一份，由我們出版部印刷廠承印。”從中可見，維經斯基小組的工作還是很有成效的，同時密電也揭示工作小組投入了一定的經費，客觀上也就是共產國際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開展活動的經費支持。
有資料表明，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徵詢意見以後，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100元路費。”
中共一大參加者之一包惠僧在其回憶材料中也有佐證：“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2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中共一大之後，特別是陳獨秀從法國巡捕房獲釋，開始真正履行中共中央書記一職後，共產國際便經常性地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以中共中央執委會書記的名義給共產國際呈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對中共的財政收支情況是這樣記述的：“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勞動運動約10000元，整頓印刷所1600元，印刷品3000元，勞動大會1000餘元，其他約2000餘元。”在同一天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寫道：“呈上報告一紙，請你檢查並急速指示錯誤的地方，至於將來計劃（指一年以內），尤希望詳細賜教。今後國際協款究竟如何，也請示知，以便早日設定計畫；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原稿此處一字不清，似為“夠”字——作者注）自行籌款，但本年內尚望國際有所接濟。”
1923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陳獨秀詳述了一年來黨的經費情況：“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1.5萬（此處原文沒有標註貨幣單位——作者注），其中1600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週刊上。”
目前，要精確統計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究竟提供了多少經費支持，還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撥款往往不完全按照預算來撥付。比如，1922年12月共產國際確定1923年中共的經費支出總額為12000金盧布，但實際上撥付的經費大大超出了這一預算，共產國際派駐上海具體負責撥付經費的工作人員維爾德於1923年7月26日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密信中說：“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其中用於工會國際工作278英鎊，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按4月、5月、6月三個月的給中國共產黨預算1500美元，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其中“幫助因鐵路罷工而遭難的中國工人1000美元”，以及“用於召開代表大會1000美元”，都不是經費預算中所包含的支出項目。1922年5月20日，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利金呈交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一份書面報告也提到：“應當承認：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給國外工作的撥款有兩個主要缺點：一是組織方面的開支佔了大部分，二是給各中央的預算撥款常常變動不定……”
二是有時由於一些共產國際工作人員的粗心或不負責任，導致少數匯款既沒有標註是何人所匯，也沒有指明匯款作何用途。比如，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指出：“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此處原件未標註貨幣單位——作者注），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麼用的。盼告。”
三是莫斯科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部門和渠道不是單一的。除了共產國際外，後來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以及“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等組織也向中共及其領導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提供過經費支持，不過對這些組織的經費援助一般比較少。由於提供經費的各部門之間缺少溝通或者溝通不及時，有時會出現重複提供經費的情況，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精確統計具體數額的難度。
四是有時因為中共經費過於緊張，共產國際派駐上海負責聯絡和財務工作的人員，會臨時將應當轉交給其他國家共產黨的經費截留一部分給中共救急。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上海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說：“我從您寄給日本共產黨的7500金盧布……中，通過越飛同志（由從北京來的專門外交信使）轉給了日本共產黨5500金盧布。根據馬林同志的堅決要求，鑑於中國共產黨急需資金以及發生罷工（關於這方面的情況馬林將詳細地寫信給您），其餘的款項我留下了。請您確認我在這個問題上的做法是正確的，並對今後的做法作相應的指示。”
儘管如此，上文所引述的幾份解密檔案材料已足以證明：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支持對於誕生初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的渠道和方式
從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方式主要是由其指派專門人員直接將錢款轉交給中共，馬林從活動經費中抽出一部分錢用作參加中共一大人員的路費，以及包惠僧關於馬林花了不少錢將陳獨秀等人從監牢裡保釋出來的回憶，都證明了這一點。解密的馬林檔案中還保存有張國燾、蔡和森、陳獨秀等人於1922年、1923年從馬林處提取具體數額經費的簽收條。
那麼，共產國際的經費又是怎樣到達維經斯基及馬林手中的呢？在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材料中，如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在從上海發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那封密電，就特意強調了給他往上海匯款的地址：“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塔拉索夫收。”
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經費又是怎樣到達上海的呢？上文曾引證過的1923年5月22日維爾德從上海發給共產國際的一封密信解答了這一問題：“昨天收到遠東銀行9600，我不知道是誰匯來的和作什麼用的。盼告。”這裡所說的“遠東銀行”，是指蘇俄政府開設的一個金融機構，其主要辦事處在哈巴羅夫斯克，之所以開這個銀行主要是“為共產國際在滿洲和全中國的工作提供資金，大量收購金錠運往莫斯科，銷售在蘇俄徵集的貴重物品以換取外匯，為共產國際諜報員保留往來賬戶”。1922年，遠東銀行在哈爾濱開設了分行。同年初，蘇俄政府還在哈爾濱設立了一個商務機構——西伯利亞遠東對外貿易局。通常莫斯科將款項先匯至遠東銀行，再從遠東銀行匯到上海全俄消費合作社中央聯社辦事處。
不過，有時候莫斯科也會通過別的“線路”將款項匯到上海，比如1923年3月11日維爾德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彙報說：“您通過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西伯利亞州管理局寄給中國共產黨的3月份預算經費和電報費用1300墨西哥元已經收到。”再比如，1923年7月26日維爾德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一封信中提到：“5月底，我收到從莫斯科經北京寄來的3500美元和278英鎊。”這些材料說明，共產國際給中共匯款的“線路”不是單一的。
此外，共產國際有時還會派遣信使直接將經費從莫斯科帶到中國國內交給在華開展工作的共產國際代表，這是提供經費的第二種辦法。比如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在發給維經斯基的一封電報中，就焦慮地詢問他：“您是否已經收到我們託付優林帶去的20000美元，請儘快答覆！”再比如，1922年9月18日越飛在長春寫給馬林的一封密信中指出“格克爾同志將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撥給的3000墨西哥元交給您”。很顯然，電報和密信中所說的優林和格克爾都負有轉交經費的重任。
而在很多情況下，特別是在共產國際誕生初期，共產國際提供給各國共產黨以及共產國際駐外工作人員的經費不是紙幣，而是貴重的珠寶、鑽石，有時候甚至是鴉片。比如，1922年4月，蘇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就曾將價值60萬盧布的黃金和價值400萬盧布的證券交給了朝鮮人。目前，筆者還沒有掌握可以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等貴重物品直接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文獻資料，但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其賣出去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指出：“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Я.Э.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工作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布別爾-奈曼?馬爾加列捷：《世界革命與斯大林政體——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活動見證者筆記》，莫斯科，1995年版，第68頁）
由於珠寶、鑽石這些東西體積比較小，信使們只需將其藏入皮鞋鞋掌和便鞋的後跟即可，共產國際的一份檔案材料證實當時共產國際經常用這種方式向境外發送經費。比如1919年8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務主任克林格爾在一封寫給俄共（布）中央書記Е.Д.斯塔索娃的信中，回答為什麼共產國際各機關需要相當數量的皮革時指出：“我們需要皮子是為了做鞋掌用。我們要把貴重物品（主要是鑽石）藏到鞋掌裡。”（《共產國際與世界革命構思》，莫斯科，1998年版，第153頁）而鴉片，則是用鉛紙和膠布包裹好，這樣就能密封住特殊氣味，往火車頭、電動機車廂、餐車或者客車車廂不易發現的地方一藏就可以了，這些東西運送到上海等地就可以換成高額現金。
如何評價中共誕生初期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
首先，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對誕生初期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無論是在中共誕生之前，還是在中共一大召開之後，都曾出現過一旦缺少了來自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不少工作就立刻陷入停頓或者癱瘓狀態的現象。比如，1922年7月11日馬林在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說：“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箇中國共產黨人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箇中心……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裡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再比如，1924年9月7日陳獨秀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密信中指出：“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的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來7、8、9、10月份的經費。”
其次，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常常出現滯後或延誤的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比較複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將珠寶和鑽石等貴重物品兌換成現金耗時過長，再者是工作人員之間的銜接不暢。1923年11月25日共產國際駐華工作人員斯列帕克在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指出：“說到共產黨，首先應該強調一下它的財政困難情況。你知道嗎，格里沙，遺憾的是，經費對中國共產黨起著巨大的作用。其實這不僅是對中國共產黨，也許對其他許多共產黨都是如此。簡言之，在10月、11月、12月都沒有從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那裡得到錢，而有整整6個月沒有從紅色工會國際那裡得到錢了。你應該考慮一下這件事，並要儘快採取措施把這些錢立即匯出來。”
第三，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支持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沒有放棄自籌經費的努力，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比如，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就反映了這一努力：“……我們希望明年（1923年）中國共產黨能□自行籌款”；再比如在1923年2月7日罷工中，漢口江岸以及鄭州和長辛店等地的京漢鐵路工人遭受了軍閥吳佩孚的血腥屠殺，在爭取共產國際提供撫卹受難工人及其家屬的專項資金的同時，中國共產黨人想方設法籌集資金安撫受難者。
1923年7月1日陳獨秀在寫給共產國際負責中國事務的另一位領導人薩法羅夫的信中就說：“依我看，可以無條件地接受所有人——軍閥、資本家——對京漢鐵路罷工運動受難者的幫助。沒有這種幫助，我們對受難者就無所作為。因此，我們就從張作霖那裡得到了1萬元的幫助。我們認為，這種辦法對於工人沒有什麼不好，而對恢復組織只有好處。”
第四，莫斯科對中共提供經費支持，固然有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推進“世界革命”的因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了利己動機和實用主義因素。列寧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上闡述的一番話就充分反映了創建共產國際的目的：“……從全世界歷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顯而易見，此時蘇俄領導人是將發動和推進世界革命作為鞏固新生蘇維埃政權的重要法寶，也正是從世界革命這一根本戰略規劃出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然而，世界革命這一戰略並沒有在西歐各國獲得蘇俄政府及共產國際所預期的勝利，反而遭受了嚴重挫折，這迫使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不得不調整戰略，開始重視亞洲各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探索和尋覓中國革命盟友的艱難過程中，蘇俄領導人曾長期輕視誕生時間不長、比較弱小的中國共產黨，相對於後來對中國國民黨的經費援助，共產國際對中共的經費支持是比較少的，共產黨人蔡和森在一份呈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就抱怨說，僅僅國民黨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一種報紙的經費，“就超過了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全部經費”。這裡明確地反映出莫斯科對中共的輕視，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認為只有國民黨才能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因而對後來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作者系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原載《同舟共進》雜誌，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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