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長徵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
我國經濟去年經歷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仍保持了正增長，內需市場顯示了較強的韌性和活力，且出口意外獲得海外轉移而來的訂單，但居民消費卻未如人們預期的那樣隨著疫情受控和經濟恢復而自然復甦。去年我國居民收入總體少增約1.7萬億元，全年住戶儲蓄較2019年同比多增1.6萬億元，呈現收入少增儲蓄多增、消費傾向下滑、儲蓄率抬高的局面，造成全年消費出現改革開放以來首次負增長。疫情只是導致消費下滑的突發性因素，需要同時探究近年來居民收入增速持續放緩、消費傾向不斷下降“兩頭受擠”背後的中長期因素，才能找到擴內需、促消費的有效政策方向，這也是今後暢通國內大循環，以內需聯結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關鍵所在。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加速下滑
決定消費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2020年疫情期間居民經營性收入受影響最嚴重，其中，以中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自由職業者受影響為甚；非全職人員和城市流動人口等則工資性收入受影響嚴重。
雖然從統計數據看，去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高於預期目標，年末調查失業率也只有5.2%，與上年同期持平，但疫情時期調查失業率統計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偏差，實際失業、隱性失業人數應大於統計數據。另外，由於企業倒閉、歇業、裁員或減薪等各類情況，表面上工作崗位仍在但實際收入減少的現象也不容忽視。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去年上半年的調查顯示，年收入3萬以下和3-5萬的低收入家庭，預期消費減少幅度最大，表明低收入階層在收入方面受到的衝擊大於中高收入階層。5月份的調查還顯示，受訪家庭成員反映有26.4%的企業減少了僱傭，15.5%的企業降低了薪酬。
在長短期因素影響下，去年我國居民收入出現低速增長，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名義增速和實際增速分別放緩到4.7%和2.1%。如果將去年的名義增速與前兩年的增速平均值（8.8%）相比較，從絕對數值上可以測算，去年居民收入整體少增約1.7萬億元。
圖1 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變化（2013-2020）
資料來源:WIND、長江產經院
更值得警惕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實際已連續多年呈下滑狀態，自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及2019年的5.8%。去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跌破40萬億元，下降3.9%，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下降4%。這種消費疲弱狀況看似疫情突襲下的意外下滑，實際也是收入因素主導下的原有趨勢因外部衝擊而加速下行。
居民消費傾向下行趨勢未改
居民收入的去向可分為消費和儲蓄+投資兩大部分，在給定收入總量的前提下，消費和儲蓄+投資呈此消彼長關係。影響我國居民儲蓄意願的因素很多，如經濟發展水平、物價及利率水平、收入預期、財務規劃、家庭狀況等。多年來的數據顯示，我國居民儲蓄率遠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目前預計仍在30%左右，而美國近十多年一直保持在3%—9%的區間。
央行的城鎮儲戶季度調查顯示，去年一季度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佔53%，比上季度攀升7.3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佔22%，下降6個百分點。到四季度疫情緩解時，傾向於儲蓄的居民仍佔51.4%，只略降1.6個百分點，傾向於消費的居民佔23.3%，只略升1.3個百分點。
有關民間調查也顯示，去年上半年有超過一半的家庭選擇了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僅9.4%的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消費（甘犁）。據兩家證券機構（安信證券、中金公司）測算，去年上半年居民儲蓄率比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超出10—12個百分點。
央行發佈的人民幣存款數據，去年住戶存款新增11.3萬億元，與2019年的新增住戶存款9.7萬億元相比，多增了1.6萬億元。近些年我國住戶儲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長，但相對於同一單位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而言，去年這種儲蓄增長速度意味著居民消費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
學界以往的研究發現，低收入者跨入中等收入群體時，平均消費傾向（APC，人均消費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會略有走低，但近十年來我國居民消費傾向持續下降，已超出了這一影響範圍。2010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傾向為0.705，2019年疫情前已降至0.66左右，去年創下歷史低點，不足0.62。
圖 近十年我國城鎮居民消費傾向變化（APC）
資料來源:WIND、長江產經院
京東的線上消費大數據顯示，去年高收入人群的年度人均消費增速好於2019年，而其他各收入群體的消費表現均有不同程度下滑，且整體上符合收入水平越低、品類消費表現越差的規律。
擴大內需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以適當措施調節儲蓄、消費和投資的比例關係，扭轉居民儲蓄傾向居高、消費傾向持續下行的趨勢，將是今後促消費、擴內需的必要條件。
應對短期衝擊，紓困力度待加強
如果僅從2010—2019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和社零增長的平均值來看，數據肯定遠好於其它主要經濟體，很難得出消費疲弱的結論，但如果注意到去年居民收入少增1.7萬億元，而住戶儲蓄多增1.6萬億元的現實，以及多年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和消費傾向下行的趨勢，就不難發現，某些因素制約著我國消費的長期持續增長，值得深入研究並對症施策。
消費增速放緩，從短期看是疫情嚴重衝擊、紓困政策力度尚有不足等原因。去年疫情爆發後，受到嚴重影響的國家紛紛推出針對居民和企業的紓困救助計劃或經濟刺激方案。以美國為例，如果加上拜登政府正在促成的1.9萬億美元刺激法案，美國前後將有三輪大規模刺激，總金額約6萬億美元，佔其2019年GDP的約28%。日本也是三輪刺激計劃，總額約300多萬億日元，合3萬億美元。
我國在去年全國兩會上推出了應對疫情的“規模性政策”，包括新增財政赤字和發行抗疫特別國債共2萬億元；減免社保費、動用失業保險結存、國有商業銀行讓利、自然壟斷性企業降價等共約4萬億元。紓困政策力度約佔GDP的6%左右。由於我國疫情較早受到控制，所以紓困或刺激政策力度較歐美日本等國都要小一些，這應屬正常情況；所不同的是，我國的政策更偏重於補貼企業，它利於復工復產，而發達經濟體往往把重點放在補貼居民（特別是失業人員），使得消費不受太大影響。我國的規模性政策目的是穩就業、保民生，如果撇開刺激規模佔GDP比例，單就其中對失業者、低收入群體、困難家庭的救助力度來說，我們的總量和比例相對偏少。
疫情中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都直接給低收入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美國的直接補貼是針對年收入7.5萬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或年收入不足15萬美元的中低收入夫婦)。日本的第一輪刺激計劃中就有39.5萬億日元財政支出主要用於民生，包括補貼收入大幅減少的個體經營者、符合條件的家庭等。新加坡今年針對21歲以上的失業、收入減少或家庭月收入低於7800新幣的居民發放現金補貼。我國沒有直接現金補貼這一項，一些地方發放了消費券，兩者性質仍有不同，消費券的使用受時間、地域、購買對象等多種限制。有學者測算，以現金補貼口徑計算，我國相關的財政轉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發達國家或經合組織（OECD）國家通常達到GDP的幾個百分點，從比例上看相差較大。而且歷年來，我國公共財政中用於民生支出的部分，比例仍然偏低。2019年我國財政支出中用於公共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的支出合計佔總支出的比重為36.6%，而發達國家民生支出一般在50%以上（平安證券研究）。
調整政策重心，激發居民消費活力
消費增長疲弱，從中長期看則是源於近年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費傾向持續下滑，以及體制上和宏觀政策上長期偏重投資等因素。激發消費活力的政策選項有很多，在根本上離不開居民收入的增長，並保持相對穩定的消費傾向。
破除準入限制，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就業優先不只是營商環境的問題，政府應通過產權保護、平等準入、公平競爭和公正監督，確保有效的市場環境和資源配置，更加重視扶持中小微企業，平等對待民營經濟。在居民消費扭曲或升級消費未能得到滿足的領域，更應繼續放開市場準入，如教育、醫療、金融、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等領域的市場準入，其中一些仍然存在行政性壟斷及享受超額要素回報率的領域，更應加快改革步伐。
以教育為例，我國數十萬赴海外的留學生受困於疫情而得不到原來期望的名校教育，能否允許在國內成立純正的私立名校？未來我們能不能也吸引來世界各地的自費留學生？在影視、文化、娛樂等行業，各類限制也嚴重製約了創意、產品和企業的誕生；在通用航空業，由於長期低空管制等原因，我國的市場規模極小，現有業務僅僅是飛行培訓、工業和農業作業，私人和公務飛行極為有限，且集中於政務和國企，整個規模僅為美國市場的百分之幾。
進一步改革收入分配體制。最需要突破的是進一步消除城鄉二元分割，讓更多的進城務工者、流動人口能同樣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務，同時，加快農村土地、宅基地的流轉，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發揮三次分配的應有作用，應放寬社會自組織的運營限制，讓慈善等機構成為社會力量的組成部分。
強化民生社保政策託底力度。臨時救助及一般補助應爭取能直達居民或特定群體（如學校、社區、醫院）。鑑於原標準下的我國貧困人口已大為縮小，建議提高標準，繼續保持社保的託底保障力度，防止返貧及中等收入者重回低收入群體。更重要的是要確保財政支出中對民生支出予以更大保障，為此需要在壓縮一般行政開支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支出結構調整。
調整宏觀政策重心，從重投資轉向重消費。以上措施或改革的實施，實際也帶來宏觀政策重心的調整，即從原來偏重於投資轉向偏重居民和消費。在整個內需中，保持一定的投資規模和投資增長速度，有利於穩增長和促就業，但目前應當破除只有投資才能拉動經濟的原有認知。多年來我國投資比例較大，且政府佔比較高，政府投資中發展性支出比重過大、公共服務性支出比重較低。過度強調基建投資、政府投資的“行政經濟現象”，對民間投資實際產生擠出效應，也一定程度導致要素成本的上升，而且近年來正面臨資本回報率趨於下降的現實。
對於擴內需、促消費、提高居民消費傾向，傳統的購物補貼等刺激措施仍可能產生一定作用；著眼於Z世代、高收入者及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願望，創新消費場景、模式，用新供給引領新需求，也有助於提升居民整體的消費傾向。而要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建立國內統一大市場，則需要相應的更加重視居民和消費的政策及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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