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脫貧攻堅工作取得世界矚目的成就，“蛋糕做大了，也分得更勻了”，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奠定堅實基礎。在國際國內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我國依然面臨諸多挑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了新階段的新發展目標，為順利開啟第二個“一百年”的新徵程提供了行動綱領。應堅決落實新發展理念，建立和完善與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相匹配的體制機制，全面推進對外開放，以深度的改革和全面的開放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新時代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之治的偉大實踐取得了諸多成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三大攻堅戰”成果豐碩，“六保六穩”要求基本落實，經濟發展取得長足進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為開啟新徵程奠定堅實基礎。
宏觀經濟有活力、有韌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率7.0%，遠高於全球3.0%的水平，經濟波動顯著降低；物價和就業保持穩定，年均通貨膨脹率、失業率和債務率分別為2.1%、3.9%和44.6%，均遠低於全球及G20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實際GDP排名穩居世界第二，佔全球實際GDP份額由10.8%穩步上升至2019年的13.6%，預計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00萬億元。即使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我國經濟依然表現出較強的韌性，總體運行平穩。
新經濟、新業態不斷涌現。數字經濟規模不斷擴張，2014—2019年，數字經濟增加值由16.2萬億元增加到35.8萬億元，年均增長率24.2%，佔GDP比重由26.1%上升到36.2%，已成為國民經濟中最為核心的增長極之一。歷史經驗表明，危機往往孕育新機，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可避免地對經濟造成衝擊的同時也催生新經濟、新業態的不斷涌現。數字經濟在平緩疫情衝擊、助力疫後經濟復甦的同時，也在改變著我國經濟的整體運行方式。
創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引擎。首先，創新能力大幅提升，創新技術不斷升級。發明專利和科技論文發表數量由2013年的70.5萬件和35.9萬篇上升到2018年的139.4萬件和52.8萬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9.5%和9.4%。2018年中國發明專利數量分別約為美國和歐盟的4.9倍、16倍，中國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同歐美大致持平，且同時期年均增長率均顯著高於歐美水平。其次，國家主導的重點項目帶動重大創新突破。2020年，中國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正式投入運行，歷時26年的中國北鬥衛星導航系統的新成果北鬥三號正式開通，歷時16年的中國月球探測工程“嫦娥工程”將實現中國首次月球無人採樣返回。最後，企業家精神推動“創造性破壞”。2020年，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位居世界前列，且涉及的行業呈現高科技、多元化趨勢，涵蓋金融科技、電子商務、人工智能、健康醫療等領域，極大地推動了技術進步和商業模式創新。
對外開放積極主動，雙向推動“請進來”和“走出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貨物與商品進出口總額穩固位居世界第二，佔全球比重由9.7%穩步上升到2019年的14%；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穩固位居世界第四，佔比由7.8%上升到2019年的9.2%。開放釋放巨大紅利，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單位創造的城鎮就業崗位穩定在1100萬個以上，對外勞務合作提供的就業崗位由48.3萬個上升到2019年的62.4萬個。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2019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超過1.3萬億美元，佔中國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29.4%。“一帶一路”國家已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貿合作對象和出口市場之一。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落地開啟全球最大自貿區。2020年，東盟10國、中日韓、澳大利亞以及新西蘭15個國家正式簽署RCEP，涵蓋全球30%人口、30%經濟體量的自由貿易區啟動，對推動區域自由貿易發展、降低亞太地區關稅壁壘具有重要意義。
脫貧攻堅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實際GDP穩步提升，由2013年的5711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8254美元（以2010年不變價衡量），同世界平均水平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世界排名由第106位上升到第75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26467元上升到2019年的42359元，剔除價格因素，年平均增長6.1%。共同富裕邁出了堅實步伐，社會主義優越性進一步凸顯，5575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絕對貧困。農村貧困人口從2012年底的9899萬人減到2019年底的5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10.2%降至0.6%。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衡量，中國的貧困發生率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扶貧成果突出。
公共服務水平的區域差異顯著降低。中國普通小學生均教師和醫療機構床位數的基尼係數穩步下降，2010年以後穩定於0.1以下。1994—2019年，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累計80萬億元，其中，發展較為薄弱的地區，如西藏、青海、甘肅等地中央補助收入佔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均高於60%。通過轉移支付體系和國有企業定價機制，減少各地區電力、道路、電信、廣播通信等價格之間的差異，促進各地區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實現均等化。
環境持續改善，綠色發展理念深入人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碳排放增速保持在1.5%以下，且生產效率逐步提高，能源生產彈性係數由0.28上升至2019年的0.84。自2016年起，綠色債券市場的配套市場制度和監管體系逐步確立完善，標準化進程不斷推進，綠色債券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一躍成為世界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2019年貼標綠色債券發行位列全球第一，截至2019年末，中國共發行綠色債券接近3000億元，綠色債券存量超過8000億元。
未來十五年面臨的發展任務
《建議》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六大主要目標，並且從九個方面勾畫了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從而形成了既有總量目標又有結構目標的多目標任務體系。而要實現這些目標，在當前條件下，我國依然面臨多重挑戰。
第一，稟賦與發展階段挑戰。我國的稟賦與發展階段約束日趨明顯。首先，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客觀規律導致經濟增速呈下降趨勢，經濟增長率由2007年的14%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6%。以經濟增量確保“帕累託式改革”的前提條件正在逐漸消失，深化改革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其次，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是人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我國比較優勢空間面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前後夾擊。最後，第二產業佔比出現下降趨勢，已經由接近50%的比例下降到不足40%，面臨產業空心化挑戰。
第二，發展質量挑戰。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基尼係數逐年攀升，2008年接近0.5，隨後雖然開始緩慢下降，但是仍然維持在0.45的高位之上。二是環境問題仍然影響著經濟增長的質量和人們的幸福感。
第三，治理能力挑戰。一是我國市場經濟治理體系尚待健全，市場開放性程度仍有提高空間。二是有關部門的公平競爭理念有待加強，反壟斷政策有待完善，自然壟斷監管工具多樣性有待提升。三是行業準入門檻有待降低，行業工資差異有待縮小。四是財政體制安排在解決不平等問題上仍有較大空間。五是所得稅制度有待完善，現行的稅收制度不足以緩解收入不平等。六是戶籍制度對公共服務均等化和要素自由流動的作用仍然有待激發。
第四，外部環境新特徵挑戰。一是我國部分重要物資對外依存度上升。例如，近年來，天然氣供給的對外依存度上升，維持在40%以上。二是產業鏈的部分關鍵環節面臨外國壟斷壓力。三是我國由“與發展中國家競爭，與發達國家合作”轉向“與發達國家競爭”，國際間的貿易和科技爭端處於上升階段。
第五，經濟大變局認知挑戰。一是數字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經濟形態，生產、消費、定價出現了新特徵和新規律，學界、政界、業界對這一變化的認識不夠充分。二是市場失靈出現了新的形態，需要我們重新認識市場與政府的邊界，規制數字化條件下的市場失靈，提升反壟斷能力。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路徑
面向“十四五”時期的國際國內格局深刻變化，經濟社會發展面臨多重約束，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施路徑。
“創新”是適應新競爭格局的唯一選擇。隨著產業結構升級，我國轉向與發達國家競爭，產業技術水平接近國際技術前沿，不可避免地遇到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自主創新成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動力。在此背景下，我國應當藉助多年來積累的資金、人才與技術稟賦，以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為雙輪驅動，助力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一方面，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跨越式創新。國家應大力推動5G信息網絡技術、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相關領域的“創造性破壞”，通過人才、技術等優質生產要素的優化重組確立在全球科技創新領域的話語權。另一方面，以機制體制改革作為根本，為科技創新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國家要逐步降低行業準入門檻，通過企業間優勝劣汰式的競爭激發創新潛能，適時通過國家重大專項幫助企業跨過網絡型技術的效率臨界值。
“協調”是保障國民經濟體系平衡運行的戰略要領。協調發展是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必備條件，新發展格局中的經濟協調集中體現在國際間、央地關係、區域三方面。其一，國際間協調。我國作為開放大國，政策具有顯著的外溢和反饋效應。為此，我國應積極倡導構建國際政策協調機制，構建以世界氣候變化政策協同、國際稅收制度合作、全球收入分配機制協調為核心的三維框架，築牢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負責任大國的使命與擔當。其二，央地關係協調。為理順新時代的央地關係，中央政府需發揮戰略指引、底線管控、局部聚焦的作用，而地方政府則更應關注要素配置、增質提效、權益協調三方面內容，形成清晰的制度化分權模式。其三，區域協調。完善區域間轉移支付體系，健全公共服務水平的全國協調機制，發揮全國性國有企業在實現公共服務水平均等化中的關鍵作用。
“綠色”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關鍵。綠色發展是綜合考慮生態容量和資源承載力的雙重約束，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永續模式。首先，汙染治理與經濟增長並非此消彼長。汙染治理並非必然以降低經濟增長、抬高物價水平為代價，汙染治理可以消除汙染的負外部性，反而有可能促進增長、提升效率、降低物價並增進人民總體福祉，“先汙染、後治理”的路徑並非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經階段。其次，在新發展階段，環境質量提升是居民福利提升的關鍵。人均收入跨過一萬美元大關之後，清新的空氣、清澈的水體、清潔的土壤是衡量老百姓幸福感的重要維度，“綠色”成為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關鍵。
“開放”是效率的源泉，是構建開放大國新發展格局的前提條件。首先，開放促進國際分工，提升經濟效率，是實現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基石。其次，商品“請進來”的開放是緩解過高順差、提升老百姓福利的手段。再次，外資的“請進來”是提升市場競爭水平和供給側水平的關鍵。最後，對外直接投資的高水平“走出去”是確保資本收益、提升價值鏈地位的重要工具。
“共享”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首先，共同富裕是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堅持系統優化，在促進社會公平公正的同時，擴大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關心“最貧困的1%”，讓人民群眾切實享受到發展的改革成果。其次，精準扶貧，建立全球化紅利的“共享”機制有利於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一是精準扶貧有助於釋放農村潛在的勞動力，增加勞動供給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二是精準扶貧有助於提高貧困群體的人力資本外溢效應。
持續深化改革與擴大開放是關鍵
推動市場對內和對外高質量開放，破除要素市場壁壘，打通內循環。一是去行業門檻。改革攻堅，在部分頑固行業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促進公平競爭。保證資本“進得去”，資金“要得到”，勞動力“進得去、出得來”。二是改戶籍門檻。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三是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融資服務的準入門檻，提升金融業競爭水平，去除資本要素市場壁壘。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落實新發展理念。一是提升政府的公平競爭理念，提升反壟斷意識，豐富自然行業壟斷監管工具。二是健全財政稅收體制，推動建立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與職能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平衡勞動所得和資本所得的稅率水平，對超高資產人群徵收遺產稅。三是處理好“後精準扶貧”時代的“授之於魚”與“授之以漁”的關係，精準使用現金補貼和產業扶貧手段，確保扶貧效果，做到可持續扶貧，避免出現反彈。
擴大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做WTO的模範生，促進國內國外雙循環。首先，在金融、能源等重點領域降低外資準入門檻，在開放中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其次，降低阻礙商品和服務進口的“顯性”和“隱性”障礙，推動“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降低貿易順差，提升老百姓福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最後，堅持開放基礎上的互利共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貿易中互利，與各國共享全球化紅利，領導推進多邊貿易體系建設。
推動高質量對外直接投資，保護境外資產安全。一是提升對外直接投資的質量，以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機器設備和中間產品的出口，提升價值鏈地位。二是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合作，與其他投資國尋找利益共同點，提升投資收益。三是保護境外資產安全，政府為企業提供信息、法律等各方面支持，確保投資安全。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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