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浙一帶悄然興起的“兩頭婚”現象，經媒體報道之後引起廣泛關注。對於習慣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傳統婚姻模式的人們來說，這種“男不娶女不嫁”的新婚姻模式真可謂顛覆了認知。
這種顛覆是系統的：結婚時候男方不必付彩禮，女方也不會置辦嫁妝。結婚之後，女方不會到男方家庭生活，男方也不會到女方家庭“上門入贅”。他們仍然和各自的原生家庭一起生活，或者輪流在雙方的原生家庭居住。婚生子女的“冠姓權”也發生了變化。他們通常生育兩個孩子，一個由男方家庭撫養，隨父姓；另一個由女方家庭撫養，隨母姓。與此相對應，夫妻雙方的父母不再有“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之分，大家統一稱謂，都叫“爺爺奶奶”。
這種讓不少網友大呼“毀三觀”的婚姻模式，在江浙當地早就已經出現，而且不在少數。當地人也早已見慣不怪，淡然待之。
“兩頭婚”的出現，其根源在於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社會關係發生了變化，婚姻制度必須迴應這種變化，回答人們對婚姻制度提出來的新需求。
獨生子女普遍化，使中老年父母與成年子女的陪伴需求成為難題。傳統的婚姻模式，無論是“男娶女嫁”還是“招婿入贅”，都無法同時響應男女雙方親子兩代的陪伴需求。在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家庭仍然居於核心位置，血緣關係仍然是最強有力的社會紐帶之一。獨子化和核心家庭的普遍化，又在客觀上強化了家庭和血緣關係的重要性。既然男女雙方都有親子陪伴的需求，而且彼此之間互相沖突、難以妥協，那麼“兩頭婚”就成為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兩頭婚”也是女性地位上升、男女平等的直觀體現。傳統社會的“三從四德”，制度化地固化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當女性作為單一個體嫁到夫家之後，夫家的主要家庭成員往往成為落實夫權的實際執行者。在中日韓等東亞國家特有的婆媳關係中，婆婆往往霸道強勢，媳婦則淪為弱小無助的一方。在經濟發達的江浙地區，不但不少未婚女性的父母積累了豐厚財富，未婚女性本人也往往獲得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在女性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都充分覺醒之後，嫁落夫家、重複那種“多年媳婦熬成婆”的人生就變得難以接受。“兩頭婚”正可以使女性擺脫“夫家附屬品”的尷尬處境，也免除了作為“夫家外來者”而遭受壓迫的風險。
從“孃家”的角度來看，“兩頭婚”也體現了女性地位上升。民間社會有句老話，“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在傳統社會裡，不但出嫁女兒在孃家沒有地位，就是未嫁女兒也往往遭受輕視。然而，獨生子女的普遍化，客觀上大大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事實上，在“兩頭婚”模式中，一方面固然體現了女方父母對於傳宗接代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們對於女兒具有強烈的情感需求。在原生家庭裡，女兒絕對不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配角，更不是一個待嫁的“累贅”，而是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主角。
“兩頭婚”客觀上體現了女性地位上升，也使婚姻雙方在婚姻關係中獲得較大的獨立自主權，但並不能簡單將其歸類為“進步的婚姻模式”。“不落夫家”固然使女性得以從“夫權”中解脫，但傳宗接代這種傳統觀念，仍然被人們視為婚姻的應有之義。
事實上，“兩頭婚”的一大驅動力，正是女方父母對於“接續香火”的強烈需求。可見，歡呼“兩頭婚”體現了女性解放可能為時尚早。在這種婚姻模式的深處，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觀念基調仍然清晰可見。
更深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兩頭婚”跟“獨立、解放”這些美好詞彙相去甚遠，甚至南轅北轍。經驗研究表明，在江浙等省經濟發達的農村地區，父母對於子女的戀愛婚姻具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擁有關鍵性的決定權。這些地區經濟發達，普通家庭都普遍富裕，年輕人留在家鄉就衣食無憂，無需努力就可以過上優渥的生活。在家庭內部，財富和資源主要掌握在父母手中，子女要仰仗他們的羽翼保護。
在這樣的現實中，父母對於子女的人生事務，包括婚姻、生育等人生大事擁有很大的話語權，甚至是關鍵性的決定權。不難看出，“兩頭婚”的安排和婚育子女“冠姓權”的安排，都主要體現了父母一輩的意志，而不是婚姻當事人的意志。
從表面上看，“兩頭婚”的雙方當事人都從婚姻中獲得了獨立身份，女性也得以從“夫權”的陰影中擺脫出來，但實際上，“父權（父母權）”同時得到了強化。年輕子女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表現出鮮明的依附色彩。在父母強有力的掌控下，年輕人恐怕連跟配偶共同生活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論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了。從這一點來說，“兩頭婚”又表現出文化保守和倒退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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