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一位上海大學生在豆瓣創建了小組“985廢物引進計劃”，兩個月吸引8萬多人加入。他們有著相似經歷，畢業或正就讀於名校，卻自視為失敗者。有小組成員用“小鎮做題家”概括他們——出身小鎮或小城，“除了埋頭苦讀外啥都不會”。
與過往人們熟知的故事不同，名校沒有成為這些人通往成功之路的階梯，人生反而自此不停下墜，直至成為“廢物”。他們的故事不僅僅限於個人奮鬥，也關乎家庭和出身如何塑造了一個人，以及那個始終縈繞所有人耳畔的命題，究竟什麼才是成功？
文 |周航
編輯 |王珊
小鎮做題家
四年前畢業於滬上頂尖的S高校，宋倩自認為是同學中工資最低的那個。她在上海一家留學機構翻譯文書，月薪六千——今年好不容易漲到一萬，因為疫情砍掉四成，又降回畢業時的水平。
好處是工作輕鬆，不用和外人打交道。大學宿舍，她和室友溝通都用手機。現在，每次老闆微信交代任務，腦袋還會不自主地轟鳴，像是下樓梯時踏空了一步。她每天都要踏空很多次。
這個季節，她平日和工作都習慣穿吊帶衫，寬鬆的休閒褲，不化妝，頂一頭蓬鬆的自然捲。聊天中，她從不主動開啟話題，好些事要回憶一會兒才能想起來。自從大四開始服用抗焦慮藥物，她覺得自己大腦轉速已經慢了下來。
和現實裡的拘謹截然不同，網絡上的她熱烈奔放。她每天在豆瓣上記錄生活，有超過五千的關注者，五分之一是因為最近寫給“小鎮做題家們”的一封信，她用自己的經歷來證實這個群體的存在。
宋倩在信裡講述了大學如何改變了自己的立場：高中人生最得意時，是個堅定的“右派”，甚至有點社會達爾文主義，覺得成績不好的同學都是自己不努力；但到了上海，才知道貧富差距之大，開始嚮往推崇公平的“左派”。這封信發在“985廢物引進計劃”豆瓣小組裡，很多人留言，說看哭了，“跟我一樣一樣”。
自5月10日成立，“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已有8萬多人加入，絕大多數人出生於1990年以後，最年輕的剛上大一。他們基本都是“985”高校學生，曾在中學時代證明了自己擁有勤奮和專注的品質，如今卻自視為失敗者，以諧音廢物的“five”自居。
在他們看來，一個成功的985畢業生，至少應該匹配中產階級式的生活：工作體面，感情穩定，有自己的住宅和汽車。更深一層的，有真正熱愛的事併為之努力。而現實中，他們通常做著不甚喜歡，收入也不符合預期的工作，憂慮碌碌無為的未來。
一個組員用“小鎮做題家”總結一大部分成員的共同之處，出身小鎮或縣城，“除了埋頭苦讀外啥都不會”，見識有限，身邊沒有長輩指點，導致“一步錯步步錯”。
5月底，當宋倩在豆瓣看到有人轉發“小鎮做題家”的內容，覺得這個詞簡直為自己量身定做。
她成長在廣西一個小縣城，是2012年一個地級市的高考理科狀元，被S高校最熱門的經濟管理專業大類錄取。但現在，她毫無疑問是個廢物，收入不高，也沒有太大價值，於社會做不出什麼貢獻。這是她對廢物的定義。
人生的頂峰停留在了高考。那是全市都罕有的好成績。出成績的時候父親在家裡興奮得來回走。教育局領導和校長一干人來到縣城，登門拜訪。宋家做東，一起在縣裡的大酒店聚餐，那是宋倩記憶裡父母招待客人最多的一次。
取得成績靠的就是做題本事。傍晚放學她獨自留在教室做題，接近食堂關門才去。運動會她也不去操場，一個人做題。相比和人打交道，做題讓她放鬆。高中時代，她額外做的習題是老師佈置的三倍，以至於後來每道題她都能認出原型。
但“題海戰術”到大學就失靈了。大學的選修課程多，社會活動也多，“不像高中時，高二上就把課程上完了，剩下一年半就是做題，我已經把整個題庫都做完了。”
她發現自己再怎麼努力，數學都永遠跟不上。最後畢業，還是靠著英語能力——高中她基本都能考滿分——勉強找到工作。
她在那篇文章裡最想告訴別人的是，“不要忘記自己的出身，去嘲笑那些身陷窘境的人是因為他們不努力。”
努力所不能
宋倩曾經也算大學裡的名人。剛入學一個月，她就轟動了全校。為了慶祝十八歲生日，她舉著一塊深紅色的牌子，在校園和商場中向路人索取一百個吻。那時大學生還在用人人網，她一天可以收到近一百條好友申請。
警告隨之而來。一箇中午，媽媽從廣西打來電話，她剛在新聞上看見了女兒的事，在電話裡告誡她，不要“老是做這種槍打出頭鳥的事”。她成長在只有十幾萬人的小縣城，父母都在政府機構工作，對她的期望很簡單，畢業回去考公務員，然後嫁人。
和很多父母一樣，他們不希望宋倩和成績不好的同學交往。小學時，宋倩的同學來家裡玩，每次父母都會逼問人家成績。後來她再也不邀請人家，而是去對方家裡。
宋倩個子小，他們要求她每日喝牛奶，即使初中到鄰市寄宿，每兩週都會到寢室探望，檢查牛奶數量，多出來就一頓數落。她和同學出去玩，他們開車護送，自己在車上吃便當，再接送回家。
也有過小小的反叛。初中寄宿，她擅自留過長髮，但立刻遭到訓斥。一氣之下她剪過光頭。高考結束，她再次剪了男式平頭，但是遭到了母親的諷刺，得了狀元又有什麼用，頭髮剪得這麼短，以後嫁不出去就是個廢物。
如今的宋倩已經不願意提起大學那些特立獨行的事。當時她只是單純想要做點什麼，能和別人不一樣。
來自小城的自卑隱藏在內心深處。開學第一個禮拜，她想要坐一次地鐵，特地懇求自己當時唯一的朋友帶她去坐。她害怕被別人看出來自己不會坐地鐵。
大城市司空見慣的事物，她也覺得稀罕。校園裡有便利店，第一次吃“日本”咖喱豬排飯，她激動地拍照上傳人人網。被朋友帶去吃薩莉亞意大利餐廳，她有意無意炫耀過多次，很久以後才知道，那是日本人開的。
她曾試圖和宿舍裡的上海和浙江同學交朋友，但很快就因為自卑退出了小集體。她曾經和一個同學出去吃飯，對方請客，第二次她回請，一下子花了300多塊，從此不再約飯。
所有的驕傲都破碎了，哪怕最好的英語，也在其他同學襯托下顯得如此平庸。
宋倩的父母對這些渾然不知，他們對大學的想象類似烏托邦。所以當大一結束回家，她說到自己高數掛科，父母露出和平年代突發戰爭的震驚，大學怎麼還會有掛科？他們所做的就是鼓勵她，努力就會有改變。
只有宋倩自己知道，有些事自己再怎麼努力都做不到。她像高中時代一樣，每日悶頭做高數題，在圖書館一邊做一邊哭，做五分鐘就做不下去，刷手機來緩解焦慮感。後來上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掛了又掛。在高中，她的數學就不算最頂尖，何況其他像江浙滬這些省份的學生，高中就涉獵過微積分這樣的大學知識。
沒人告訴過她，經管專業要學高數。父母選專業的依據是不能浪費分數。當時就算讓她自己選，也沒有別的選擇。那時候她都不知道搜索引擎的存在。
即使像高中一樣勤奮，每次都孤零零坐在前排聽課，大一的總成績依舊不及格，大二分專業進入冷門的衛生事業管理。全班19個人，她排名第一。絕大部分人和她一樣，來自那些偏遠的小地方。
寢室裡，上海和浙江的姑娘都進了最熱門的金融專業。她們沒那麼多時間學習，還會頻繁參加社團活動，但成績依舊好。她和另外兩個來自新疆和河南的同學成為了好朋友。她們能理解彼此處境。
宋倩的一個室友劉青，畢業於著名的衡水中學，但在大學，先是高數掛科，之後掛了很多門。類似破罐子破摔的心態，她說，掛科也會成癮。和班級裡大多數人一樣，她推遲到“大五”重修通過才畢業。
和宋倩不同，數學是她最喜歡的學科，她相信其中蘊含著邏輯的美。但高數第一節課就打擊了她，教授口音重，又不按課本講解，她逐漸就不去上課了。也懶惰了，很多時間都在打網絡遊戲，彌補曾經沒法痛快玩的遺憾。或許也有剛進大學父母就結束婚姻的因素，“報效父母的動力好像也不存在了”。最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歡什麼，想做什麼。
劉青現在在北京一家互聯網教育機構做初中數學教研工作，月薪一萬五，她很滿意。每次上課老師反映教案很順，她也有成就感，就像自己解出了一道難題。
但是那之外呢，她到底喜歡什麼，她也不知道。她依賴的依舊是曾經的做題本事。其他人都在前進，自己彷彿被時間困在了原地。“沒見識過，也沒有資源接觸其他行業。”她說。能做的就是攢錢，至少攢到足以應付未來母親可能需要的醫療費。母親之前在公交公司上班，自己上初中時，為了照顧她離職開了報刊亭，收入只夠養活自己。
在宋倩看來，室友大學時的懈怠更像是維持驕傲的一種做法，“可以把自己成績不好怪罪於沒有努力，依然保有一個希望，如果努力了我就一定能學好。”
她也知道，到了大學，“社交能力其實要比學習能力更重要。”她瀏覽過小組一些文章，發現很多人和自己一樣，內向，不善於交際。這也是她所經歷的大學生活，小鎮青年們抱團取暖，很少有超越階層的友誼。
宋倩曾想讀完碩士讀博士，畢業後在大學教書。在象牙塔內，她覺得可以一直避開和人打交道。
大三全年都是醫學類課程，需要不停背書，她回到了最擅長的領域，憑藉這年幾乎全A的分數，拿到本專業的保研名額。但她申請了哲學系，因為那不用學數學，結果卻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人生頓時陷入最迷茫的時刻。她癱倒在床上沒法起身，最多連續24小時沒有下地。在醫生的建議下，她開始服用抗焦慮藥物。最後振作起來找工作，完全是因為心理老師一句話，“再這樣下去就要通知家長了”。她對父母的恐懼甚至超越了死亡。
出路
“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由一位上海應屆大學生創建，當時她正面臨就業壓力，疫情加重了這種憂慮，建小組的初衷是抱團取暖，釋放壓力。
她拒絕了一切媒體採訪。事實上，大多數小組成員都牴觸媒體，他們並不想被過多關注。一些人甚至將報道小組成員視作“吃人血饅頭”——那是高高在下的俯視，或是帶有觀賞罕見動物的獵奇成分。報道底下的評論也令人害怕，充斥著批評他們矯情的聲音。
小組的發展超乎建立者的想象，短短兩個月就有八萬人加入。管理者們不得不啟用審核制，進組需要簡述自己的失敗經歷。
林力是管理員之一，小組建立初期，為了瞭解成員們共通的問題，他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分析了發帖的關鍵詞，最靠前的三個是“自己”“沒有”“工作”。
小組裡對專業的埋怨是普遍的。“家裡連電腦都沒有，我爸不知道哪弄來本高考指南，就按著這個挑的。”小組成員李衡星說。2013年，他從陝西一個農村考入西南一所985高校材料成品與控制專業——組內知名的“四大天坑”專業之一，學術道路競爭激烈，去公司工資又低。他對專業的瞭解全憑想象，“聽起來就很有科技感，肯定是未來的新興專業。”
大三實習直接打消了他最後的熱情，在汽車生產車間，幾千攝氏度的設備噼裡啪啦爆著火花，鍛造機制造的響聲震耳欲聾，粉塵四溢，油煙味濃烈。連一張安靜的辦公桌都沒有，那顯然不是一個985高校生想要的體面工作。
“你不能想象那些工廠環境多惡劣，簡直就像地獄。”他在電話里語氣誇張地說。
現在他在一家金融公司做數據挖掘分析，朝9晚6，月薪是畢業時的兩倍。能跳入金融科技行業，他靠的是自學編程，以及高中同學的內部推薦。
聽起來這已經算是成功者的故事。在小組，因為收入高，計算機和金融是最受推崇的兩大專業。
“你能想象最近兩年汽車廠都不招機械專業，只招計算機專業的嗎？”林力說。他學的就是機械，碩士畢業後，申請到美國一所大學讀博資格。自己沒有就業壓力，但看著研究所同學拿到的offer，同樣感到焦慮。
大多數人年薪15萬左右，最幸運的一個被師兄人工智能創業公司招去，能掙到30萬。聽起來都算高收入。但林力說，和房價比還是低了。在他看來，碩士畢業正常水平應該拿二十幾萬，“你想有錢買房，至少一年得賺50萬，你想養得起孩子一年至少得有100萬。”
哪怕是一兩年前，林力還沒有考慮過這些現實問題。他高中上的是福建最好的學校，學機械是為了“工程師改變世界”。但現在，他的想法是給錢多就行。博士階段計劃學習人工智能，這也是預期能掙到理想數字的領域。
可是程序員也有自己的煩惱。最近半年，李衡星都從疼痛中醒來，醫生說是久坐影響了腰椎。更大的煩惱來自於家人，通話中他們總會提起，誰誰誰又結婚，買房買車。那離他都太過遙遠。收入並不足以支撐在深圳安家，婚姻更是遙遠——他是性少數群體。後一點他從來沒有和父母說過，他們怎麼可能接受。
另一個北京的程序員說，母親的電話總是在她上班時間從四川達州一個小鎮打來，埋怨她上萬的工資在北京不高。她屈服了這種壓力，正準備考成都的公務員——這是小組成員推崇的另一條理想歸途。
但對宋倩來說，無論程序員還是公務員，小鎮做題家的兩條理想道路都走不通。數學不好，學編程太難，不願意做公務員，那時她在精神上追求的是獨立和自由。
找工作就是不斷降低預期的過程。她的簡歷只有薄薄一頁，僅有的實習經歷是學校安排的一家疾控中心。會計事務所，快消這樣的熱門行業沒有懸念地拒絕。想做翻譯，人家有身高形象要求。很多同學會在師兄師姐的推薦下找到好工作，她也沒有類似人脈。
最後開始找行政工作，那些企業人事專員驚訝於這樣的名校學生來應聘。當然沒法說找不到工作，她只能解釋為了鍛鍊自己。一家虛擬貨幣公司招英文客服，她上門應聘，對方很為難，說客服崗位不招這種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要不然來給公司COO做秘書，於是她有了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月薪六千。
她每天坐公交，轉地鐵，路上花兩小時，早早到公司，生怕表現不佳被辭退。每次和同事說話都要做五分鐘思想準備工作才能開口，“萬一得罪別人呢。” 失業就會交不起下個月房租，可能會回老家，那意味著重新落入父母的控制。
愛與回報
林力加入“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時，全組只有20多個成員。因為疫情，他的簽證始終沒法辦理，失學在即，看到豆瓣推薦這個小組，瞬間感到一種輕鬆。“為什麼985畢業的一定會混的好，原來我也可以很失敗。”
作為小組管理員，林力最重要的工作是維護小組氛圍，帶有“炫耀”性質的發帖會被刪除。
林力自視為最寬鬆的管理員，哪怕有人碩士畢業於美國伯克利大學，在計算機行業一年賺五六十萬，依舊覺得不成功，他也懶得刪帖——一般會有其他管理員刪除。他只會處理評論區發生爭吵引發舉報的帖子，通常是有人說貼主已經很成功，發帖是變相炫耀，對方反過來指責其他成員懶惰，不夠努力才導致失敗。
另一種會被封禁的發帖是類似“985、211的人都這樣，我們這些專科的人怎麼辦”這樣的發言。
一位組員用“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來抗議這樣的發言。另一位組員說，每個人揹負的期望不同。人們在這裡是希望尋求安慰，是一個終於不會有人說，“你都這麼好的學校了還想怎樣”這類話的地方。
不是所有人都喜歡這樣一個強調失敗而非成功的地方。“太負能量了。”24歲的北橙說，加入小組的時候她正辭掉在北京的人事行政工作，幾次試圖換行的碰壁讓她心生絕望。一個月後，她在成都找到一份諮詢工作，很快就退出了小組。她覺得那裡充斥著太多無意義的抱怨。
但劉夢來太需要這樣一個地方了。加入小組後，她連著看了十幾天的帖子，“感覺找到了組織。”
去年從北京一所頂尖高校經濟系畢業，她進入一家銀行工作。每天八點半到單位，換工服，接一杯開水，對著電腦，列出資產50萬以上的客戶名單，請他們辦理貴賓卡，還會被拉去前臺推銷理財產品。身邊的同學做的是更有知識含量的事。好多個深夜，她一個人偷偷在哭，覺得委屈，沒有希望。
在小組成員中，劉夢來的處境已經是好的。外表靚麗，眼影和指甲油都像是嵌滿了細小的鑽石一樣亮麗，她已經成功落戶北京，最近還在看房子，總價五六百萬，首付由父母承擔，他們在內蒙古一個地級市做醫生和公務員，還會幫著承擔後續貸款。這也是她覺得“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寬容的地方，“每個人對廢物的定義不同。”
劉夢來的帖子下面，會有不少豔羨的聲音，“你已經很優秀了”。小組裡，成員們不吝嗇於誇獎對方——但如果經歷看起來特別成功，那會演變成嘲諷，“你應該來組裡做人生導師”。對於有些處境艱難的發帖，例如多次考研失敗或是失業在家許久，人們則會安慰，“會好起來的”，“抱抱樓主”，很多人還會給出自己的建議。
有時候，小組內外像兩個世界。一個大學生作弊被抓跳樓的新聞，在微博上激起的是一片對“心理脆弱”的聲討。但在這裡收穫的更多的是同情。一個高贊評論是“越想越難受，彷彿會是平行世界的自己。”
在這裡，焦慮和抑鬱的狀態並不少見。組內一項217人參與的投票中，51個人說自己確診了抑鬱症，還有41個人相信自己有抑鬱症。
24歲的胡欣已經記不得自己看過多少醫生。大三開學時，她去學校地鐵站，幾乎要喘不過氣，暈眩過去。父母趕來帶走了她，去一家醫院住了半個多月。
她成長在東北一個地級市，即使高中休學一年，依舊考上了東北一所985高校。但她一直覺得自己應該讀清華北大抑或常春藤這樣的頂尖名校，而不是在現在這所工科大學，學習所謂的“數字媒體”。
直到最近因為疫情在家休息，她在一本心理學著作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她想要的不過是被愛和理解，而她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
她的母親幾乎傾盡了所有心血，帶她學鋼琴、畫畫、乒乓球。但胡欣從沒有從中感到愛意，從小她聽到母親說的最多的話是“本大利大”，母親帶自己學這麼東西都是希望未來能有所回報。
如果沒有疫情，她現在應該身在美國一所大學的課堂學習編程。申請這個專業只是因為就業前景好。內心真正渴望什麼，她不知道，但要是沒有家庭和親朋的期許，肯定會去做另外的事。有可能做裝置藝術，那是大學裡她為數不多認為老師教好的課，草間彌生這樣的藝術家讓她心嚮往之。
但不可能去學這些，風險太大了。她時刻想著自己是一種穩健型投資產品，如果沒有回報，所有的愛就會被沒收。她恐懼自己不成功，恐懼沒有錢。
前不久，她把自己的發現，那本心理學著作的段落逐字念給父母聽，沒有得到想象中的和解。“他們就覺得我女兒很優秀，想法很深，怎麼可能反思自己，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教育的失敗。”她說。
與自己和解
如今，26歲的宋倩過著自己不曾預料的舒適生活。她租住在上海最繁華市中心的老洋房，一居室。還有一個小院子，前段時間上海梅雨季，木質地板上長出青苔，清理起來頗費精力。她和老公養著2只狗，1只貓，1只豬和2只刺蝟。刺蝟是大三就養的，身邊沒什麼朋友，以此緩解孤獨。
宋倩很清楚，如今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因為運氣好，嫁了好人。公寓租金七千五，都由老公承擔。他是一個約旦裔美國人，在留學機構做諮詢，月薪是宋倩的數倍。三年前他們在一款國外交友軟件上認識，最大的共同點是都沒有融入各自國度。就像她嫉恨一些同學可以出國留學，屏蔽了他們的朋友圈，她老公也嫉恨自己的本科同學畢業後能接著讀哈佛這樣的名校，而他讀本科都靠貸款。
她經常思索公平的意義，高考的確意味著一種上升途徑，但只是像創口貼一樣，掩蓋了傷口，“沒有真正解決發炎的問題。”她渴求的是一種完全均勻分配資源的世界。
畢業後，宋倩曾試圖做過自己喜歡的事，那份助理工作後，她跳槽到了一家國外自媒體，將中國新聞編譯成英文，月薪六千五，全周無休。很快對工作絕望，點擊量高的都是最濫俗的事，傾注心血的深度文章卻無人問津。
現在，她只想著掙錢，掙儘可能多的錢，養更多的寵物。她夢想有一套自己的大房子，如果真有那天，她會收留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
在留學機構，她見到了太多超出想象的富有。小地方的孩子永遠不可能擁有這些資源。一些家庭送孩子來上海讀國際學校，一年學費三四十萬，又專門買一套房子給孩子住。一家鋼鐵公司高管的孩子只有初三，卻有了國外鋼鐵公司的實習經歷。
這或許也是“小鎮做題家”引起那麼多共鳴的原因。討論失敗時，很多人都會追溯到家庭和出身。那是不能逾越的鴻溝。當宋倩在單位聽到一個上海初三學生像大人一樣獨自向同事諮詢留學的事，她知道自己一輩子都不可能有這樣長遠的規劃。
“就業這事和出身有關嗎，太有關係了。”S高校一位文科院系的輔導員蔣明傑說。蔣明傑已經連續帶了兩年本科畢業生，5位學生進入了BAT，不是來自上海北京，也是發達的二三線城市的知識分子家庭，父母是大學老師或是工程師。
過去一年，蔣明傑平均每天談心兩個學生，他總結出找不到工作畢業生的共同點，水平、眼界和經歷三者都不行。“小地方來的孩子確實延畢比例更高，他們主要差在水平和眼界上。”
對於那些出身普通，不那麼優秀的學生，他最鼓勵的還是回到家鄉，或是去一些二三線城市工作，“差異化競爭”。好幾個西部孩子回家找到心儀工作，後來跟他說，大學四年以來聽得最受用，是他苦口婆心說得最多一句話：“階層的躍遷需要代際成本”。
很多人在嘗試和“普通人”這個身份和解。一位組員說，希望自己有天不再被XX大學畢業生的名稱綁架。另一個組員說，想到自己其實就是個非常平庸的普通人，沒才華還不努力，心情就變得平和，但好像平和過頭了——“進入了一種湊合活著的心態。”
當然不乏真正從小城走出的學子。宋倩的校友，某文科專業碩士應屆生王幽，今年剛被上海一家外企諮詢公司錄取。這是一份相當高收入的工作。除了自身努力，她說，也離不開貴人的幫助。父母的鼓勵，男友的開導，讓她在大學時沒有那麼在意別人目光，經濟學院的學長帶她入了諮詢行業大門。
王幽也看到了“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她想起自己大一的侷促和低績點。她覺得這樣一個小組的存在很有趣，也是某種無力的自嘲。
即使自稱為廢物，小組成員們或多或少也在試圖改變現狀。小組有個專門的學習打卡板塊，很多人在上面記錄自己每天的成長。在一個投票中，更多的人相信懶惰，而非出身是最大的問題。
事實上，我接觸的多位組員都在工作日的晚上保持著學習習慣。劉青在自學編程，希望有朝一日能轉行程序員。李衡星鑽研的是國際貿易，他打算今年考一個研究生。劉夢來在備考全英文的CMA考試（美國註冊管理會計師協會創立的專業資格），希望將來能派上用場。
宋倩慶幸，考進了S大學，到了上海，無論過程多艱辛，她都擺脫了那個令人窒息的小鎮。有時候她會聽到自己小學好友的事，她們從初中就沒了聯繫，聽說她在政府辦公大樓做前臺，已經生了二胎，“我父母肯定很嫉妒”。
每週六晚上七點整，母親的電話都會準時打來。她問吃什麼，宋倩每次都答燉雞湯——其他像火鍋，烤羊排這樣的答案都會被批評沒營養。母親再叮囑一番，沒事不要出去玩，注意安全，電話就結束了。
除了續辦護照，她這幾年沒有回過家，哪怕父親在電話裡告訴她，媽媽每天偷偷抹眼淚。如果哪天留學行業不再這麼能掙錢，她會跟著老公去美國，也許會做一個護士。
最近，她還開始嘗試糾正自己的社交恐懼。找了專門的治療師諮詢，對方佈置了任務，一個星期裡交新朋友。7月的一個週日，她約了老公的同事來家吃飯，希望能完成這個任務。
“打算做什麼菜招待朋友？”我問。
“燉雞湯。”她說。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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