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微信群、規範精減各類報表填寫工作……15日，山西省發佈《山西省中小學教師減負清單》文件，詳細列出21條減負事項為中小學教師減負。
2019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減輕中小學教師負擔進一步營造教育教學良好環境的若幹意見》，要求將教師督查評比考核事項減少一半以上，堅決杜絕向教師強制攤派無關社會事務，並對教師借調、表格填寫等事項作出安排。作為落實舉措之一，各地紛紛也臺了減負清單“按單減負”，以此明確了需要核減的具體項目，把定性化的要求上升到定量化的層面。就在山西出臺減負清單之前，全國已有多地採取了類似的措施，意味著教師減負更加精細化和明確化。
教師負擔過重的問題由來已久，其來源主要為教學性事務負擔與社會性事務負擔，一方面教學性事務負擔日益繁重，項目和數量在不斷增加，比如填寫各類表格、參加各種考評、參與學校各類評估，大量的內部交流和業務研討也有流於形式之賺，佔用了教師用於備課、家訪、課後批改作業的時間，很多老師幾乎沒有時間去家訪，無法實施個性化教學和差異化處理。另一方面，在“從娃娃抓起”的大背景下，各類社會性事務如決堤之水涌入校園，讓教師承擔了大量與本職工作無關的社會性事務。從精準脫貧包聯到戶，到黨風廉政社會滿意度測評的宣傳，再到法制、安全、文創、防艾等，包括教育主管部門在內的大量政府機構，都可以把涉及到自身的中心工作向學校延伸，使教師成為“不佔編”的工作人員。
對此，教師減負也始終“行之在路上”而沒有停歇，全國性的減負行動也開展了多輪，治理過後又開始了反彈，甚至陷入了“越減越多”的怪圈，根本原因在於，減負始終停留在“減什麼”“怎麼減”的層次，而沒有明確“誰來減”的責任主體，更沒有建立“減得不好怎麼辦”的責任追溯機制，教師減負始終停留在表面而沒有落到實處，更沒有建立用實際結果來進行綜合評價的體系，最終雷聲大雨點小，遠遠沒有達到實際效果。
相比於“減什麼”和“如何減”而言，“誰來減”才是最核心的要素。確定了責任主體才會釐清主體責任，分類治理、標本兼治、統籌規範等機制才會得到創新與實施。在整個減負體系中，政府是教師減負的首要責任主體，並起著源頭控制的作用。由於大量的社會事務來源於政府部門，包括很多教學性事務也來源於教育行政主管機構，需要在“政府主導”這個前提下，明確一個具體的主抓主管機構，並輔以第三方評估、群眾測評、績效監督和責任追究等機制，通過外部強有力的監督，方能避免“九龍治水”所造成的責任虛置，讓主體責任不旁落。
教師減負是教育減負體系的重要構成，需要吸取教育減負工作的經驗教訓。教師減負不僅涉及權利與權力的邊界，更關乎作風的優化與淨化，應在思想認識上有更高的站位，在行動上有更堅決的措施。一方面，應當在全社會樹立“教師減負就是教育減負”的理念，將其納入教育減負一盤棋來實施；另一方面，教師減負也是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整治“四風”的題中之義，應當引入和運用現有的整治機制與體系，形成更強大的監督與促進機制。
政府的主導與龍頭責任明確後，學校、家長和社會的作用才會得到彰顯，共治共管的機制和良好的外部環境才會形成。教師減負非“系統”“整體”“協同”不可，但讓增負指揮員成為減負戰鬥員，還需要抓好“主體責任”這個牛鼻子。同時，輔以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高懸懲戒的考核大棒才能真正產生“驅動效應”。
文/堂吉偉德
圖源/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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