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執導影片《飲食男女》劇照，文圖無關
左宗棠雞、炒雜碎……那些走紅海外的中餐背後的故事
一個陌生民族到頭來會全盤接納來自不同種族與文化的訪客，並認為這個外來者和本地人並無兩樣。很悲哀的，這亦非事實。你頂多只能期望被當成無害的笨蛋……
——英國人類學家巴利（Nigel Barley）《天真的人類學家》
某次在橫濱我參加一個國際會議，分論壇的召集人是圈內大佬。論壇結束後為了表示對大家積極參與的感謝，大佬提出一起聚一聚，地點是中華街的某家中國餐館。心裡頓時一涼。一來是日本的中餐同樣可以來得非常高檔——比如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小時候就喜歡吃的偕樂園就是一家器具與庭園的擺設都很講究，當然價格也不菲的中國餐館——而且按照會議聚餐的傳統必定是AA付賬。一旦不是去高級中餐，味道又很難保證。橫濱中餐的主流按理說應該是廣東菜，當年來到日本時烹飪用語就改成了北京話，這麼多年一定又經歷了不少融合。味道……實在不敢想象。
日本橫濱中華街街景
以中國人的觀點來看，中華街中國餐館命名簡直是過於隨意了：或者是完全照搬國內名店的名稱，比如北京飯店、重慶飯店，或是乾脆標識一個地點了事，比如王府井、上海豫園（小籠包館），要不然就是龍興、龍城、金龍一定要帶一個龍字，或者翡翠樓、萬珍樓、景珍樓一定是裝滿了各色珍寶的樓閣……好在大佬選擇的都不是這些。吃著奇怪味道的平民中餐，想著自己的荷包還安在，和同行們聊天也更開心了——只是也許大佬沒注意到，在我們會場旁邊的購物中心裡，就有著同樣的一家連鎖店。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也許在中華街，房子本身也會秀色可餐吧。
吃房子
中國本也有“吃房子”的傳統。在廣東，依靠單純榫卯結構建起來的茶樓竟可以高達四五層，而且樓越高則價越貴。高樓裡的桌椅、茶具等都是高檔貨，光亮照人，彰顯出茶客尊貴的身份。可惜那些高檔的地方我從沒有去過，這大概也是那些個“趾高氣揚的富商和士紳”非要跑到那去吃茶的原因。反倒是為了慶祝我的中國小室友找到了不錯的實習工作，在波士頓去茶樓吃過早茶。茶樓裡據說還保留著廣式茶樓的風味——不僅是裝潢，就連服務方式也是一樣：坐定之後，服務員先會問你喝什麼茶，有什麼心儀的需要馬上做好的點心。接下來就是等一輛一輛的點心車走到你面前，肆意地刺激著你拿過來大快朵頤的慾望。當然無論是茶位，還是單點或自取的點心都會按人頭或者按盤子計費。
在北京最常見的並不是廣式茶樓，而是港式茶餐廳。受到殖民文化的影響，和廣東毗鄰的香港更早地接受了西餐。茶餐廳裡自然也少不了西餐，但其真正的特色卻在於東西合璧。比如幾乎每一家茶餐廳都會有傳統的老火例湯，反倒是茶本身顯得可有可無——當然，奶茶除外。我最早流連茶餐廳那會，北京的茶餐廳還不如現在這麼火爆。心心念唸的，無非也就是煲仔飯和避風塘系列的炸物。臘味本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食物生產和肉食保存技術，而避風塘原本也是專門讓漁船暫避颱風的場所——這原本只是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記憶。到了今天，反倒成了餐桌上的噱頭。老饕們說，煲仔飯的精華在於鍋巴，正如“避風塘”的功夫體現在炸蒜蓉上一樣。沒吃過的嘗一下總會覺得新奇，就是怎麼都想不到它們如何聯繫到香港，聯繫到西餐。我倒不是去嚐鮮，主要是覺得這兩種東西自己做起來太費勁。當然電飯鍋也能做簡易版的煲仔飯，但就是鍋巴很難弄出來，弄出來也不是那個味兒。無奈最有名的那一家卻離學校很遠，倒兩次地鐵才能到達。店的門臉也並不大，門口卻坐滿了等位的人。陡峭的樓梯通往二層，上面還大大地貼著“小心碰頭”的字樣。座位也非常擁擠，卻並不需要“搭臺”，只是服務員得經常在椅子的靠背之間輾轉騰挪。聽說在廣東地區，茶餐廳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不惜工本，強調“西式”的豪華裝修，天花板佈滿燈光甚至大吊燈，有的還擺設維納斯之類西方美術雕塑。沒想到來了北京，反倒變得寒酸起來。不過後來那家餐館的確進行了改建，還在北京各處開了許多分店。部分分店還保留卡座，其他的則乾脆改成了中式圓桌，或是更常見的方桌、木椅（凳）。條件變好了，甚至分店還開到了家門口，但卻明顯去得少了。避風塘太油，煲仔飯太甜膩，抑或者只是茶餐廳的陳設已經偏離了我心中熟悉的樣子。
港式茶餐廳裡常見的煲仔飯
那茶餐廳就應該是什麼樣子？也許沒有人會知道，它所代表的平民中式西餐本就是夾縫中生長出來的一個特殊產物。遙想西餐剛登陸中國時，一些頭腦好的高檔中餐老闆開始想辦法搶客源。與其徹底改弦更張，還不如掛英、法大菜的“羊頭”，賣起了燕窩、魚翅的“狗肉”。不過也不能什麼都不改，總要耍耍身體馴化之類的把戲：客人來了，“首先要將椅子不太遠且不太近地，恰恰好地拉出來，然後姿勢正確地將身體置於桌子與椅背之間”。坐定之後，再刀叉伺候，吃魚翅、燕窩這等中國胃熟悉的玩意兒。誠如文學家樑實秋所言：“以中國菜為體，以大菜為用，閉著眼睛嗅，噴香的中國菜味兒，睜開眼睛看，有刀有叉有匙，羅列滿桌。”
此類“吃房子”的“番菜館”中，最出名的據說是上海的一品香。那一品香的菜品究竟有多好吃呢？即便坐進上海來福士的星巴克，曾經的一品香舊址，箇中味道也只能靠想。民國的那麼些文人並不正經地記錄飯菜（或許也是沒什麼東西可記），倒是熱衷於描畫用餐環境：比如：“刀叉件件如霜亮。樓房透涼，杯盤透光，洋花洋果都新樣。”（《上海黃鶯兒詞》），或是：“番菜原推一品香，門前真個好排場。堂官回說今宵熱，上好荷蘭水請嘗。”（《上海竹枝詞》）。就連《點石齋畫報》也是顧左右而言他：
番菜館前有巴蛇數條，供人觀玩，近又以巨金購一豹，豢養其中，有人往視，據雲豹生不過十閱月，而大以如猁犬，嗥聲如豕，伏籠中，啖以生牛肉，頃刻盡數磅，厥性類貓，投以圓物則玩弄不已，向人獰獰然小時了……
茶餐廳自然是養不起豹子的，恐怕連巴蛇都養不起。於是就只能以犧牲陳設為代價拼味道、拼價格。尤其是味道，既然定位為西餐，還是要一定程度地滿足中國人的獵奇心理。比如在食材上，大量使用中國小菜館不大常用的牛肉來烹飪就是一個集中的體現。好在那個年代，只要把任何事情和愛國掛起鉤來就天然具備了合法性——比如社會上早就接受了“為了國家強盛食用不耕之牛並不算是一種罪過，反倒是因為不食牛肉而無強健體魄抵禦外侮導致民生潦倒才是一種罪過……”——否則每次都要費勁去論證菜牛為何不是耕牛，人力資源緊張的茶餐廳也早就被拖垮了。
王家衛執導影片《花樣年華》主人公在西餐廳的場景
除了牛肉，胡椒和奶油也被用來大量使用以體現異域風情。不過中國人對胡椒的喜愛由來已久。早在公元二世紀，胡椒便自印度傳入中國，主要是做藥用。到了元朝時胡椒已大批輸入，廣泛運用於各種菜餚了。在茶餐廳裡，最能體現牛肉和胡椒完美結合的菜品是生炒牛肉飯。既然要生炒，牛肉就不能切太大塊，相反要切丁，再用黑胡椒醃上個把小時再下鍋生炒。其餘的部分，和典型的中式炒飯別無二致。奶油這件事就更奇怪。比如好端端的吐司（香港人稱為多士），非要加上鮮奶油烤再淋上甜膩的煉奶，取名“奶油多”。當然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早早地就接觸了乳製品，算是某種程度地迴歸傳統。不過早在南宋時期，乳製品就已經變成了與其對峙的異族“敵人的標記”。牽強附會地說奶製品是中國傳統，也總有點奇怪。不過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香港，無論是叫茶餐廳還是別的名字，這些菜品連同提供菜品的中式西餐店，都存活了下來。只是沒人會想到去那裡“吃房子”——在這一點上，還不如大名鼎鼎的麥當勞、肯德基。
將軍菜
中國人對於味道的執著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所以即便跑到了國外又想吃中餐，也不會特地跑到中國城去“吃房子”。某次也是藉著會議，一大群中國學者竟然在華盛頓特區湊在了一起。兩天的會議餐後，大家決定還是要去大大地滿足一下自己的中國胃。當地的訪問學者推薦了“重慶樓”，據說是華府最好的中餐館。
相對於橫濱中國城的中餐館，“重慶樓”的門臉可謂是極盡精簡：大玻璃窗、金屬牌匾，上面用金字大大地寫著兩個英文詞——SICHUAN PAVILION。餐廳內部的裝潢倒是很中國，大概接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風格，餐具也是仿青花的樣式。還沒點菜，就馬上招來服務員小哥攀談：
“為什麼餐館的名稱不叫CHONGQING PAVILION？”
“華盛頓的外國人多嘛，相對於重慶，他們顯然更熟悉四川……”
那我們是不是來錯了？看著地面上並不精緻的熊貓圖案，我陷入了沉思。
十九世紀的美國，喜歡中餐的美國人也是鳳毛麟角。願意來舊金山唐人街（最初提供中餐的就幾乎只有這裡）嘗試中餐的通常只是美國東海岸或是歐洲的遊客——與廉價的中餐館相比，本就抱著獵奇心態的他們顯然更傾向於嘗試裝潢精美的高檔酒樓。儘管那個時候還無法攝影留念，但既然“裝著切碎了的黑色肉餡”的“灰白色的麵糰”（即叉燒）都嘗過，就總多了許多向他人炫耀的談資。相對於點心，更多的人只是想過來喝茶（正如很多人去港式茶餐廳只是喝奶茶吃菠蘿包一樣），以及學習“正確恰當的泡茶法”。和歐洲人一樣，美國人對中國茶也是痴迷的：
它（中國茶）純粹、微妙、厚重，就像1836年即開始釀藏的老酒。一口茶下去，那感覺先是像祖母們在洗衣日裡舒放心情，在一如詩人古柏所吟的“舉杯慶祝”中感慨人生，隨即又宛若古老的領袖在時光中消散得了無蹤影。他讓唇齒間都流淌著一股清香。
這樣一來，唐人街的酒樓實際上也變成了茶樓。而且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鹹味的點心，適者生存的反而是在廣東不太流行的薑糖、果脯和蜜餞。本來以恬淡著稱的中國茶，反而越發地接近英式下午茶了。
美國畫家愛德華·霍珀（Edward Hopper）的油畫《雜碎》
在東海岸，離華盛頓只有兩個小時車程的紐約，並沒有像西海岸一樣巨大的移民規模。因此，高檔茶樓在那裡的唐人街一度非常少見。相反，“以雜碎店或茶樓的形式出現的餐館飲食業，早期主要是為了滿足單身漢社會的需要”。
唐人街的雜碎餐館和其他飲食店主要為中國勞工提供廉價的快餐，因為勞工們沒有妻子在身邊為他們做飯。菜譜上常見的一些菜，並不是典型的廣東或其他任何地區的中國菜。雖然炒麵和撈麵是典型的廣東家常飯，從中國傳來的，但是，雜碎（什錦）、蘑菇雞片和蛋芙蓉（海鮮、豬肉或牛肉炒蛋）則是“美國化”的中國菜。茶樓裡的食品就不大考慮是不是適合一般洋人的口味了，反正他們分辨不出各種不同的滋味。茶樓是為了滿足唐人街單身漢的需要，他們喜歡以便宜的價錢吃到一盤什麼都有一點點的菜。
不過“波西米亞人”還是打破了紐約唐人街中餐專供華人單身漢的格局：
“波西米亞人”這個名字選自亨利·穆傑的小說《波西米亞生活》……波西米亞人經常會選擇不一樣的用餐地點，來體現自己的不同……他們成為了紐約第一批“地下美食家”和“吃貨”。
當時正值資本主義鍍金時代的中期，城市中到處瀰漫著金錢的味道。“波西米亞人”正是希望藉助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一套有別於財富的秩序體系。當他們嘗試過中餐以後，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很享受這些飯菜——尤其是雜碎，這種本就是“雜七雜八的零碎東西”隨意地拼湊在一起，原本還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動物內臟，甚至在美國的中餐館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做法：
這頓飯不但新奇而且好吃，更不可思議的是竟然只需要63美分！
這就是他們向世人傳達出來的信息：頗具異域風味的中餐不但美味可口，而且價格低廉。而這種信息也逐漸演化成一種力量，改變著整個社會對中餐的態度——大家甚至幾乎都開始嘗試炒雜碎了，而且每次美國人光顧中餐館都點很少東西，花費50到75美分。相比之下，華人自己去吃每餐則需要花2到3美元。
李安執導影片《飲食男女》劇照，文圖無關
“王老師您再不吃，麻婆豆腐就被我們吃光啦！”一位同學善意地提醒我。我趕緊嚐了一口，唇齒間只有麻辣，卻並沒有“燙、香、酥、鮮、嫩、活”等幾個層次。又嚐了嚐水煮魚，可能同樣是為了適應美國人的口味，抑或是為了避免顧客卡住喉嚨後支付大量的醫藥費，原本鮮嫩的河魚改成了無刺無骨的龍利魚。味道同樣是隻有麻辣。
“說到吃，王老師是行家呀，要不您加一道菜吧。”看我面露難色，大家其實是按照中國人的點餐習慣讓我加自己喜歡的菜。
“要不，來一個左宗棠雞好嗎？”著名的炒雜碎早已絕跡江湖，還不如來一道“世界上最著名的湘菜”，看看中餐能美國化到什麼程度。
“哎呀，左宗棠雞都按照外國人的口味做，你們就別點啦。”服務員小哥善意地提醒我們。
“不行，我們就是想嚐嚐……”小哥拗不過我們，只好悻悻地跑去下單。
紀錄片《尋味“左宗棠雞”》海報
等菜期間，我和大家講起了這道菜的掌故。
好多人都認為這道菜和尼克鬆（Richard M. Nixon）總統訪華有關。但實際上，左宗棠雞隻是一道隨性改良的湖南菜。
原來蔣經國在擔任“行政院”院長時，有次下班甚晚，帶隨從用晚膳，兩人徑抵“彭園”。此時賓客星散，餐廳即將打烊。老闆兼大廚的彭長貴，突見貴客光降，但廚房無啥高檔食材，拿得出檯面的，只剩雞腿而已。於是靈機一動，先把雞腿去骨，再連皮帶肉切成丁、塊狀，接著辣椒去籽，斜切成段，然後炸熟雞塊，撈起瀝乾。隨即煸過辣椒，再下雞塊，加醬油、醋、蒜末、薑末拌炒均勻，最後澆淋太白粉水勾芡及淋麻油即成。成菜色呈紅褐，馨香四溢，一看即惹饞涎。蔣氏食罷，驚為美味，便詢此乃何菜？彭老闆情急智生，心想若無名人加持，怎顯其身份高貴，便答此乃左宗棠最愛吃的雞菜，故後人稱為“左宗棠雞”。
這種說法自然是難辨真偽的。因為雜碎的西部起源，大概也是同樣的版本：
一天晚上，一群喝得醉醺醺的美國礦工走進舊金山一家正準備打烊的中餐館。雖然廚房已經收拾停當，但餐館老闆為了避免引起衝突，還是決定招待他們。他很快將廚房案板上的幾碟剩菜倒在一起，做了一道大燴菜，這就是後來名聞遐邇的炒雜碎。
臨近打烊，缺乏食材，靈機一動，再妙手偶得——只不過在左宗棠雞的故事裡，人高馬大、看起來氣勢洶洶的白人礦工換成了家族顯赫、看起來不怒自威的蔣經國。華人廚師永遠是那麼的溫柔謙和，善於用盤中的美食來化解一切可能的矛盾。
無論如何當彭長貴1973年在紐約曼哈頓東44街開設“彭園”時，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都偏巧成為這道菜忠實的主顧，甚至還和彭長貴成了朋友。餐廳評論家鮑勃·萊普（Bob Lape）在ABC新聞頻道的節目中播放了彭長貴烹飪左宗棠雞的畫面後，短短幾天內，該電視臺就接到1500多封來信，要求提供食譜。從此左宗棠雞聲名鵲起，正式進入美國人的味蕾世界。
新聞中關於左宗棠雞創始人彭長貴病逝的報導
故事講完，正好左宗棠雞也熱氣騰騰地擺上桌面。大家都非常捧場地說好吃，只有我自己知道這味道竟然還沒有當初我在紐約法拉盛的小雜碎館裡3.95美元特價套餐（三菜一湯）裡的左宗棠雞好吃。大概是物是人非吧。好些人都覺得這道菜澱粉芡勾得太厚，醬汁又往往調得過甜。但於我而言，這味道大概是能在海外找到的最接近家鄉菜溜肉段的味道。若不細品，兩道菜的味道幾乎可以亂真，權可當作思鄉的慰藉。不過說到家鄉，當年魯菜師傅闖關東、入東北，還是為了迎合俄國人的口味，才把原本鹹鮮口的溜肉段愣是做成了酸甜口。
中國心
還在波士頓的時候，聽聞哈佛廣場上著名的燕京飯店突然宣佈停業。哈佛的校報《深紅》還專門發文懷念，說經濟學教授曼昆（N. Gregory Mankiw）也曾經常帶學生去“燕京”吃午飯、晚飯。曼昆說：“我光顧它幾十年了……我會懷念它，懷念它美味的宮保雞丁，懷念它賓至如歸的感覺。”不過和大部分的中國學生、學者一樣，我對於“燕京”的離去卻並沒有表現出如此的悵然若失。甚至很多人告訴我，正因為“燕京”就在那裡，所以竟然一次都沒有去吃過。我們顯然是更傾向於自己帶飯的，當然哈佛的很多午餐研討會也提供比薩或者簡單的冷餐可以果腹。無論如何，“燕京”這種中餐館一道橙味雞都要賣到10.50美元，對於囊中羞澀的我們來說，實在是太貴了。也許是在美國也經歷了大幅的物價變化，當我看到報道裡寫著79屆的格羅西（Marina E. Grossi）竟然說“（燕京）剛開張那會兒，學生們可喜歡去了，午市自助餐有許多有意思的中式美食，價格也相當實惠”——這一切恍如隔世。
李安執導影片《飲食男女》劇照，文圖無關
是的，實惠。這貌似是中餐標籤化的一個特徵。早在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十八世紀寫成的著作《中國人的禮儀》中，他就是首先被“中國人無可匹敵的烹飪手藝和低廉的製作成本”所折服：
中國人只用極簡單的食材（如山東特產的大豆、大米和玉米等），就能做很多口味各異，既能讓人賞心悅目又可大快朵頤的佳餚。
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實際上也經常聚在一起，討論為什麼老外如此偏愛“假中餐”這種傻問題。討論的結果還是實惠。而外帶用的寶塔餐盒、附送的幸運籤餅，連同籤餅裡寫滿的貌似富有東方哲學色彩的話（當然還有推薦購買的樂透號碼）都是實惠的附屬品。不過除了實惠也還有其他：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英國的城鎮居民外出時僅選擇在下榻的賓館就餐，那裡的夥食單調乏味，而去餐館吃飯又會很貴，酒館對於年輕夫婦或單身女子而言也並非理想的就餐地點。中餐館恰好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較為合適的就餐環境，不僅飯菜很便宜，還能滿足西方人的獵奇心理，以上優點對年輕人，尤其是學生頗具吸引力。
英國女性願意去中餐館的原因竟然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女性更傾向於去麥當勞就餐的原因一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逃避道德非難的壓力。而逃避的方式竟然就是在傳統單一的經濟維度基礎上，增加了新的信息維度——如同鍍金時代的“波西米亞人”：我知道，你不知道；我嘗過，你沒嘗過……於是在新的區隔體系中，他們便重新佔據了讓人感覺不錯的頂端。於是除了實惠，新奇也成為一種新的力量不斷地改造著中餐館，改造著中餐。炒雜碎、左宗棠雞、橙味雞……舊的不斷被淘汰，新的又不斷涌現出來。
美劇《生活大爆炸》中吃中餐外賣的場景
不過這樣的中餐還是中餐嗎？在國外偶爾去中餐店聚聚的我們也時常這樣問自己。不過最有效的方式，還是在點餐前就表明自己的中國人身份。這樣一來，老闆或者會推薦自認為適合中國人吃的菜品，或是在美式中餐的基礎上少糖輕芡，甚至連醬油都要少放。熟識的老闆告訴我們，如果這樣“白花花”地做給美國人，他們是不會付錢的。“奇怪的食物等同於奇怪的人”。對於他們而言，我們就是那樣奇怪地會在菜品裡放很多糖、澱粉和醬油的怪人。
誠然大部分旅居美國的中國人並不是廚師出身，但那張中國臉彷彿就保證了他們提供食品的正宗性。不過始終，中國人不可能像西歐的移民及其後裔在美國摒棄了各自舊的偏見和習慣，接受了新的生活方式，融合成為一個嶄新的美利堅民族。中餐作為一種食物，也不可能“加強族群內部的聯繫”從而成為“增進兩個族群間交流最有裨益、最為簡單的橋樑”。中國人也好，中餐也罷，從中國分離出去，卻尚未實現重新的聚合。如特納（Victor Turner）所說：
所有的通過儀式……都有著標識性的三個階段：分離、閾限以及聚合。第一個分離階段包含帶有象徵意義的行為，表現個人或群體從原有的處境——社會結構裡先前所固定的位置，或整體的一種文化狀態或二者兼有之——中“分離出去”的行為。而在介乎二者之間的“閾限”時期裡，儀式主體的特徵並不清晰；他從本族文化中的一個領域內通過，而這一領域不具有（或幾乎不具有）以前的狀況（或未來的狀況）的特點。
這也許是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傳統使然：土生／外來（即自產原料對引進原料），或是中心／外緣（即主要食品對佐餐食品）的對立不可能如法餐或者中餐一樣變得十分微弱甚至消失。美式中餐的地位就只可能是“閾限”，到頭來中不中、西不西。而既然食物是一種密碼，它進行編碼的信息就是社會關係。於是接納和排斥、界限和穿越之間，也暗示著海外華人特別是旅居於唐人街的那些人的尷尬境遇。
一百多年前的“番菜館”也經歷了這麼一個“閾限”的階段。開始還在享受中菜西吃的快感，頂多用奶油和黑胡椒來調味。不過很快，這種“吃房子”的形式卻被提供客飯的廉價簡餐所打敗，實現了經濟上的聚合。這個經驗也告訴我們：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新奇總是會臣服於實惠——如同哈佛廣場關門大吉的“燕京”。記得在《深紅》的報道裡，一位把“燕京”比作瑰寶的霍維茨（Nathaniel B. Horwitz）先生，在採訪中認為泰餐“辣屋”（Spice Thai）會取而代之。“燕京”也好，“辣屋”也罷，對於他們而言，並沒有本質的差別。
哈佛廣場上的燕京飯店
可怎麼可以沒有差別呢？明明那是讓我們寄託“中國心”，而不僅僅是安放“中國胃”的中餐啊。就連和華盛頓一樣被尊稱為“國父”的孫文在談《建國方略》的時候，也是將中餐擺到瞭如此重要的位置……想不明白。
直到有一天我在北京坐著出租車發呆。大概是由於前車突然變線讓司機師傅不知所措，開始大罵外地人來了北京搶了他們的工作還沒素質……我有些尷尬，畢竟我也是司機師傅口中來北京謀生活的外地人。可北京這座城市，我在這生活的時間甚至已經超過了我在家鄉的時間，那麼我究竟是應該自稱東北人，還是北京人呢？我可以憑我純正的普通話和英語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也可以操一口東北話和家鄉的同伴拉家常。當我們意識到，我們自己如同美式中餐一樣，可以隨著家鄉和對象的不同而做出相應改變時，這個問題很快也就變得無關緊要了。不過既然都已經需要去品嚐美式中餐的情形，同處“閾限”，不妨踏踏實實地接受美式中餐就是中餐——確認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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