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只知道沈從文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文學家,卻不知道他還是一位歷史學家、服飾考古學家。不久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紡織文物專業委員會會長王亞蓉來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為大家講述沈從文先生開創中國考古服飾研究先河的故事。以下為演講主要內容。
『為了完成周總理的囑託』
中國是世界上育蠶繅絲最早的國家,早在先秦時期就已憑絲織技藝傳播而享譽世界,絲綢產品應用於中國古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由於紡織材料的有機質屬性,其保存年限大多僅以百年計,又因朝代更替、戰亂等原因,造成紡織品不斷髮生品種的缺失和技藝的中斷,從而制約著中國傳統紡織技藝的傳承與發展。而且,在很長時間裡,紡織類文物的保護難以得到像骨、玉、瓷、青銅等文物一樣的重視,最終導致20世紀20年代中國絲織技藝失去了領先世界的地位。
1963年,周恩來總理在外交出訪中,發現以絲織聞名的中國在世界紡織文化領域中的地位落差很大,因而囑託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著手找人著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
1981年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後來,沈從文先生曾經這樣回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寫作肇始:“(20世紀)60年代初春夏間,因周恩來總理和幾個文化部門的人談及,每次出國經常會被邀請看看那些國家的服裝博物館、蠟像館,因為它們代表了這一國家服飾文化的發展與工藝水平。一般印象,他們展示的多是中古到十七八世紀的材料。我國曆史文化悠久,新舊材料很多,問是不是也可比較有系統地編寫這類圖書,今後出國時,作為文化禮品送人。當時齊燕銘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長,推薦由我來做。”
周總理的囑託成為一個契機,使沈從文先生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古代紡織服飾的研究工作中。1981年,《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出版了中文版、日文版,這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開山之作。
沈從文先生出生於湖南鳳凰縣,他在自傳裡說,從小喜歡看當地人做銀器、織錦,他對這些很感興趣。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主動提出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搞研究工作。他有很深厚的文物和古文獻研究的底子,所以周總理囑託要出一本有關古代服飾的書,他有能力接過這個任務。
沈先生一直對古代服飾研究很有見地。比如,他發現有很多方形的玉片,四邊有四個孔,他就在中央美院的雜誌上發表文章說,這很可能是金縷玉衣的部件。因為沈先生從文獻記載中得知,漢代帝王都身穿金縷玉衣下葬。這個“玉衣”的說法也是沈先生定名的。後來,1968年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在滿城漢墓出土了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兩件金縷玉衣,證實了沈先生的研究推論。
1953年,沈先生在《新觀察》上發表了《織金錦》一文,有1萬多字,提出了許多新觀點,都是別人沒有提到過的。織金錦是指以金縷或金箔切成的金絲作緯線織制的錦。以前認為,中國的織金錦到明代才有,但沈先生說不可能那麼晚才有,他估計戰國時期中國就有織金錦。為什麼呢?他發現有很多戰國時期的金銀錯,也就是與頭髮絲一樣細的金絲銀絲。他說,有這麼好的金銀工藝,絲織在戰國時期又很發達,不可能在紡織中不體現出來。後來在1979年法門寺的考古發掘中,果然在地宮裡出土了唐代的織金錦。那時的技藝已經相當成熟,織金錦的金線只有0.1毫米那麼細。沈先生當時推斷織金錦很難保存,所以考古才沒有發現。他的這些獨到的推斷,都是出於深厚的文物研究功底。
『我和沈從文先生結緣』
我和沈從文先生是在那段動盪歲月裡相識的,並受其感召,從此投身到古代紡織服飾的研究工作中。
20世紀70年代,圖書館門可羅雀。我是學美術的,要搞一些設計,所以經常到圖書館去找資料。有一次,我正好在圖書館裡碰到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楊纖如先生,他了解到我需要一些美術方面的資料時,就告訴我他的好朋友沈從文有這方面的書,並且熱情地介紹我與沈從文先生相識。
記得那是1973年,沈從文先生首先給了我一個任務,讓我參與描摹《人民畫報》上一組金銀錯文物的圖稿,那是東漢華佗提倡的模仿動物健身的五禽戲之熊戲。我通過了“考試”,正式成了沈先生中國物質文化史研究的幫手。
那時候,沈先生除了繼續整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書稿外,還從事各種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但沈先生真正關注的,是如何讓民族文化的精髓能夠傳播出去。因而,他的研究方法注重“史實相證”,希望將實物與文獻對照後,讓更多人能夠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
1978年,沈先生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併成立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室。由沈從文先生提議,經胡喬木院長批准,王孖與我正式成為沈先生的助手。
沈先生的研究需要繪畫再現和實物取證,而王孖和我早期的工作也正是以此為主。因為長期工作在考古第一線,我們完成了一些先生未曾涉足的工作,這也使得先生晚年的工作更加順利,能將考古實踐與研究相結合。
可以說,沈從文先生開創了中國古代紡織服飾研究的先河。經過我們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國紡織服飾考古研究成為中國考古界唯一屹立於世界考古之林的中國獨有的分支學科。
1978年,王亞蓉(右三)正式成為沈從文先生(右五)的助手。
『“一部埋在地下的《二十四史》”』
沈從文先生常講,“地上有一部《二十四史》,地下埋著一部更精準的《二十四史》”。
中國古代的喪葬制度講究“視死如視生”, 也就是死了和活著一樣,所以王侯貴族大多實行的是厚葬。雖然有大量的紡織品陪葬,但是經過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歲月更迭,紡織品留存下來的概率極低。
作為紡織考古第一代的實踐者,我深感責任重大。墓葬出土的紡織品文物多脆弱變質,現場稍有差池,便會毀壞絲織品文物。所幸自己40餘年的一線工作經歷,時時自省,也算問心無愧。我先後參與了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湖北荊州江陵馬山一號楚墓、陝西法門寺唐塔地宮、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等考古現場的紡織品發掘、保護、修復和研究的工作。這些工作逐漸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中國曆代紡織文物實物鏈,為中國古代服飾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證。
2006年至2008年,江西靖安發現了東周大墓,這是我經歷的古文物發掘中最艱難的一次。江西靖安縣位於宜春市,距南昌80公里。這是一個特別的群葬墓,一是因為埋葬比較密封,二是因為一直被水淹著,所以非常幸運地出土了一批紡織品文物。清理的時候,浸入的沙子、泥漿和絲織品混在一起,稍一用力,它就成了粉末。要知道,它們在水裡已經浸泡了2500多年。這次的文物發掘工作非常艱難,整整經歷了兩年,才把紡織品文物提取出來。
在發掘現場,央視記者採訪時問我有什麼感想,我當時脫口而出:“今不如昔啊!”根據我們當時測試的數據,有一塊出土的織錦每釐米的經線達到240根,可以說這是中國密度最高的織錦實物,你可以想象2500多年前中國的絲織水平已經達到了怎樣的高度。
江西靖安東周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絲織品。
江西靖安東周大墓出土的春秋晚期的絲織品文物,是我國發現的年代最早、數量最多的絲織品。其中的染色織錦服飾,是我國發現的最早的服裝。該墓葬清理出的東周時期的絲織品方孔紗、狩獵紋織錦、幾何紋織錦等,使東周時期服飾文化的技藝水平有了文物實證。
『復織2500年前的衣袍』
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了一批戰國中晚期的刺繡珍品,可謂打開了先秦的絲綢寶庫。由於密封狀況良好,所以棺木中極好地保存了絲織品文物,開棺之初就讓我們驚歎不已。
在完成了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發掘之後,我在工作之餘,又投入對文物再現的憧憬之中。
棺內出土了一些衣袍,是當時楚國貴族流行的一種服飾。我發現這些衣袍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腋下都嵌著一個方片。我想:這個方片結構肯定有著某種穿著功能,如果能把它穿在身上就知道它有什麼用途了。於是,我開始設想復織這些2000多年前的服裝。
要想復織古代的絲織物,先得用古代的原材料,還得復原古時候的染色、織造工藝,也就是完全用古代的技術重新做一遍。從1985年開始,在沈從文先生的支持下,我們磕磕絆絆經過了5年時間,才成功復織了2500年前的衣袍。原來,那個方片就是文獻中稱之為“小腰”的東西。衣服上身後,腰部會自然收斂,胸部前聳,結帶束腰,既方便動作,又保持儀態靜雅。英國維多利亞博物館的威爾蒂教授是專門研究服飾的,他看了以後評價說:“中國人真了不得,2000多年前就用平面剪裁做出了立體剪裁的效果!”
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的錦袍(右)及復織品(左)。
對馬山一號楚墓紡織文物的復織工作,沈從文先生十分欣喜,他甚至說:“將多年發掘出的各個朝代的代表性衣物這樣一件件地做下去,成熟一件做一件,積少成多,放在屋子裡展示出來,就是中國曆代服飾博物館了。”
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更是激動地指出:你們的這些工作,其實就是應用實驗考古學的研究方法對古代服飾的再現。實驗考古學是一種興起於美國的新的考古方法,沒想到它已經在中國的紡織考古中被應用起來。他鼓勵我們不斷地繼續下去,並說絲織品文物復織是古代服飾研究的最高成果。
『想建一座“中國曆代服飾博物館”』
中國的古文獻裡,記載著中國人衣著服飾文化從發軔到絲綢流行世界的點點滴滴;半個多世紀的紡織考古發現,也呈現出一條中國服飾文化發展的實物鏈。從遼寧發現的距今45000年左右的小孤山超細骨針,到河姆渡的紡織機具,再到馬山一號楚墓、馬王堆漢墓、法門寺唐塔地宮、新疆尼雅遺址、北京老山漢墓、江西靖安東周大墓……一系列紡織考古重大發現,雄辯地展示了中國服飾文化歷史的輝煌。毫無疑問,養蠶和織絲也是中國人民的一個偉大發明。
當年,沈從文先生曾經把建立一座“中國曆代服飾博物館”的想法報告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家文物局,可惜因種種原因,一直到1988年沈先生去世,也未能如願。
我認為,欣逢盛世,若有條件建立“中國曆代服飾博物館”,對於紡織考古學科而言,將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若有識之士聯合考古、文物保護、紡織領域的專家學者,結合掌握傳統紡織技藝的技術群體,在老一輩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和規劃基礎上,利用實驗考古學的方法,有計劃地再現中國曆代服飾的輝煌成果,創建集研究、保護、傳承於一體的“中國曆代服飾博物館”,應是發揚和展現中國服飾文化的一個重要舉措。
匆匆幾十年過去了,華髮斑白,回首往昔,感到非常欣慰。一方面,沈先生開創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事業在推進,他的“讓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傳播出去”的願望正在變成現實。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事業如今注入了大量的新鮮血液,傳承有序,一支古代紡織品保護研究的年輕隊伍已經基本成熟,並且日漸壯大。
沈從文先生極力倡導服飾文化研究一定要“古為今用”,要把先輩的中國紡織技藝和元素應用到現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實現中國服飾文化的振興。我希望自己能夠活得長一些,能夠為中國古代紡織服飾的研究工作再做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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