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15日16點31分，
蔡鴻生先生逝世，
享年八十八歲，
巨星隕落，
精神永存，
致哀！
蔡鴻生先生，1933年生於廣東省汕頭市。 1957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退休前為中大歷史系教授兼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是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委員，1986年當選為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蔡鴻生先生曾師從陳寅恪、岑仲勉等史學大師，長期從事中外關係史的教學和研究，蔡鴻生先生不僅自身學業有成，更是長期堅持在教學一線。耄耋之年，蔡先生仍讀書撰文，身筆兩健，為學界所推崇。文學博士、文史學者周鬆芳認為，蔡鴻生先生“學問、學風、人品足為一世師表。”
“學問望不到邊際，有起點而無終點”
回顧媒體對於蔡鴻生教授的報道
我們得以窺見他學問之深、學風之正、人品之潔
向這位大師級的學者致敬！
2016年6月，中大公眾號曾刊登了蔡鴻生教授的一篇文章，他提出，“學問望不到邊際，有起點而無終點”。
自評：
長期安於在“自留地”上筆耕，不計較豐收還是歉收
經歷過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讀書、教書，也寫書，書生氣倒沾了一些，專家型則尚未成型，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紀的歷史學人而已。主要研究領域：俄羅斯館與中俄關系、唐代蕃胡的歷史文化、市舶時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廣州與西洋文明。此外，還探討過僧史和尼史。
可以說，我所涉足的學術領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觀的規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時期雙邊互動的歷史情景，尤其是兩種異質文化從接觸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詳和詳人所略，是我一貫堅持的著述原則。“
學問是一個望不到邊際的認識領域，有起點而無終點。
即使是大師鉅子，也不敢宣稱自己什麼時候到頂了。人們耳熟能詳的“學海無涯”、“學無止境”一類話，作為古代學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時代依然保持著它的棒喝作用。予生也晚，但與學問結緣卻也頗久了。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學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個碌碌的“邊民”，無任何“前沿”意識可言。像南宋詩人陸放翁那樣的敏感：“樹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動覺風生”，我是自愧不如的。倒是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對子：“多讀古書開眼界，少管閒事養精神”，反而正中下懷。
因此，長期安於在“自留地”上筆耕，不計較豐收還是歉收。按個人治學的習性，慣於進窄門，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因此，凡所考述，只有拾遺補缺之微意，完全不存在成大器的奢望。
古語雲：“不賢識小。”
對我來說，要緊的是識小，至於賢不賢何妨待人評說。“我只想造希臘小廟。選山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築。”沈從文先生這段夫子自道，正合我心，但願讀者知之，諒之，教之。
早在八十多年前，陳寅恪先生就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語重心長地寫道：“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重在知彼，絕非閉戶造車之比。”
治學之路通向世界，是精神生產克服“小農意識”的必然趨勢。安於一隅，不屑知彼或懶於知彼，往往會淪為“鄉曲之學”，縱然沒有自我陶醉，實則已經掉隊了。我在唐代蕃胡研究中，儘管對國際突厥學和粟特學的成果不敢玩忽，但畢竟語言工具貧乏，能弄到手的書刊也寥寥無幾，往往徒嘆奈何。
1996年秋季，應邀訪問瑞典隆德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得以利用兩校豐富的館藏，補讀了一些過去未讀的書，在“知彼”方面略有寸進。但從總體上說，我對有關學術領域的瞭解，依然掛一漏萬。明知不可“閉戶造車”，卻仍處於“貧血狀態”，這是無可辯解的。
季羨林教授生前為拙著《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作序時，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來自前輩的督責：“居今日而談學問，必須中西兼通，古今融會，始能有所創穫，有所前進。坐井觀天，固步自封，是絕對不行的。任何學問，現在幾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須隨時掌握最新動態，才真正能跟得上時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將落伍。”
金玉之言，落地有聲。
時代的步伐已邁入21世紀，我雖然是一個誕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人，仍然是希望“有所前進”的。
蔡鴻生在恩師陳寅恪銅像前
1953年蔡鴻生考入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培養的大學生。大三時選修了“專門化”課程，包括陳寅恪先生的“元白詩證史”和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2012年11月接受《深圳特區報》和2020年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的學術採訪時，他曾這樣評價自己的恩師。
談恩師陳寅恪先生：
在陳府走廊特闢的講席上，曾經聽寅恪先生講史論詩達一年之久
蔡鴻生：在當年歡迎新生的例會上，從系主任劉節先生口中第一次聽到陳、岑“二老”的名字。又據師兄、師姊們透露，“二老”各有殘疾，一盲一聾，依然講學著書，這就使我更加肅然起敬了。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在求知慾和好奇心的混合狀態驅使下，我有幸成為陳、岑“二老”的選修生。在陳府走廊特闢的講席上，曾經聽寅恪先生講史論詩達一年之久。課程名稱“元白詩證史”，用1955年上海版的《元白詩箋證稿》作教材，選修者人手一冊，由師母署贈蓋章。此外還有油印的參考資料，包括《武曌與佛教》《以杜詩證唐史所謂雜種胡之義》等單篇論文，則由黃萱先生按期分發。
陳先生的課堂教學，也像他的學術著作一樣，是寓論於史的。他的歷史思維，兼有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特點，既詩化又哲理化。三言兩語，往往令人“開竅”。他教導學生“在史中求史識”，猶如“在水中學遊泳”一樣，是平凡的真理，並沒有什麼玄機，可惜我領會得太少太少了。
陳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學寓所廊中授課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談恩師岑仲勉先生：
在他的薰陶下，我人在嶺南，情繫“漠北”竟想一探遊牧民族歷史之秘了
蔡鴻生：仲勉先生開設選修課“隋唐史”。課前派發油印的活頁講義供學生預習，以後補訂成書，公開發行，即中華書局1982年新版的兩卷本《隋唐史》。當時，仲勉先生正在修訂鉅著《突厥集史》，講課常常論及突厥與唐朝的關係。仲勉先生是順德人，鄉音甚重，用粵語拼讀“突厥”古名，沉渾浩渺，別有一番韻味。
在他的薰陶下，我人在嶺南，情繫“漠北”，竟想一探遊牧民族歷史之秘了。對那個體重“三百五十斤”的突厥、西胡混血兒安祿山，尤感興趣。於是便玩起“童子戲”，寫了幾千字的短文，送請審閱。仲勉先生循循善誘，用毛筆批了兩三百字，原件已散失無存，只記得其中有“理多於證”的評語，真是大發愚蒙，擊中架空立說的要害。經過這番溫和的“棒喝”，我似乎從此就較少異想天開了。在這位祖父輩的長者作古之後，我只能從他的傳世之作中學突厥史了，卻越來越感受到他功力之深、用心之細，以及那種罕見的爬梳史料的真本領。
岑仲勉先生（左五）與中山大學同事合影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談讀書：
我這輩子讀書、教書、寫書，三種當中以讀書為主，不讀書就談不上教，也更不能寫
2012年，蔡鴻生先生在接受《深圳特區報》採訪時，已79歲高齡。談及讀書，蔡先生表示仍天天書卷不離手。
蔡鴻生：我們這種知識分子，古代叫書生，當然還是以讀書為主。我這輩子讀書、教書、寫書，三種當中以讀書為主，不讀書就談不上教，也更不能寫。早起就讀讀報紙，然後到學而優書店轉轉，白天在家讀書，晚上看看電視新聞。每天如此，天天讀書。我讀的書除了跟正在做的課題有關係的，也有大量無關的。對我而言，主要是帶有補課的意思，很多書本來是在我青年時期、中年時期就應該讀的，因為當時的歷史原因，整天上山下鄉、搞政治運動，沒有機會讀，現在就來補課。
我們這一代是在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切服從政治的需要，不管你是學生還是教師，都是如此，太多該讀的書沒有讀。比如西方的很多哲學著作都沒有讀過。後來改革開放時期，要做的工作太多，也沒有時間去讀。現在退休了，時間相對較多，就來補課，也不是任務，沒有人來強迫，如果你是飽學之士，當然可以不讀，但是，我自己覺得很有空，覺得自己非常需要去讀。
蔡先生的“潮學思維”：
從潮汕歷史文化研究發軔之時，便非常關注它的發展
作為一個學者，地方歷史文化並非蔡鴻生研究的方向，但作為一個潮汕人，一個潮汕籍的歷史學家，他卻從潮汕歷史文化研究發軔之時，便非常關注它的發展。正如他自己所說：“身為潮籍學者，被韓江水哺育長大，就該領域的研究，即便不從事，也得關注，這是義不容辭的。”
蔡洪生在潮汕歷史文化研究方面，雖然發表的論文不多，但由於博學卓識，每篇論文均像他的其他論著那樣，有自己獨到的真知灼見，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知。
蔡先生對潮學研究，高瞻遠矚，經常為有志從事潮學研究的年輕學者，開示研究課題。在國際性課題方面，他舉列了明末清初潮州的海盜問題，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在潮州的活動，宋元潮州的外銷瓷問題，19世紀汕頭開埠後輪船公司的活動等等；而就全國性的課題，他列舉了清初潮州商幫與國內市場 主要是江南市場的關係，還有20世紀初葉出現的已故的一批潮籍文化人，諸如蔡楚生、陳波兒、張競生、杜國庠、黃際遇、許滌新、梅益等，認為他們在國內藝術界、學術界、教育界的活動及其影響貢獻，都是值得我們去探討。
總之，他強調潮學研究不能孤立地侷限於方誌或本地傳統人文，要匯入國內、國際的主流學術，用中國史、世界史的眼界來看潮州，站在全國的高度、國際的高度來探討潮州的歷史文化，如是，潮學研究才有生命力，長盛不衰；才有萬裡前程，道路越走越寬。
《學境》書影 （來源：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寄語年輕人：
對不同的書要區別對待，經典的書一定要慢慢讀
蔡鴻生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及讀書，他曾這樣寄語年輕人。
蔡鴻生：讀書人要讀書。這句話好像是傻話，但事實上很多讀書人是不讀書的，他們只不過是查資料。查資料跟讀書是兩回事。查資料要快，讀書要慢。現在人喜歡旅遊，旅要快，遊要慢。要命的是我們現在剛好顛倒過來了，旅很慢，航班經常誤點，遊很快，到了一個地方，拍一些照片，就撤啦。
老話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一定要慢慢讀才能讀出邏輯，讀出精神。當然，讀書也不是無底洞，對不同的書要區別對待，經典的書，一些作者的代表作，跟流行的作品要區別，流行的書翻翻就過去了，經典的書一定要慢慢讀。這就像是交朋友一樣，生死之交跟點頭之交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我還認為，一個讀書人一定要讀點專業之外的書，文學如曹雪芹的《紅樓夢》，哲學如黑格爾的《小邏輯》，這兩本書，水都很深，不可不讀。我經常跟人講，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小紅”是底線。沒有讀過其中的如何一本，都不要說自己是讀書人。當然，我的這個意思是說，我們讀書，一定要讀一點公認的重要的經典。
另外，讀書一定要認真。年輕朋友過目的東西很多，當代科技的東西要吸收，這樣可以如虎添翼。但是，你必須是真老虎，否則添了翼也沒有用。現在的論文資料很多，信息很多，但是，沒有自己的見解。現在的治學條件很好，讀書做學問的時間更多了。現在的技術條件很好，但有利有弊，有些人變得很懶了，不願意動手了。過去我們讀書是要抄書的。論文規範化也很奇怪，比如提出什麼關鍵詞、提要，這些工作本來是讀者去做的。論文規範化之後，一代一代人就照此辦理。非常糟糕。當然，這樣一來，寫論文似乎變得容易了。有人一年發表幾十篇文章，這怎麼可能呢？重量不重質。還有，現在教書，要做PPT，變成了講畫了，就是畫外音，我也是非常不以為然的，教師的意思被畫片分隔，零零碎碎，不成系統。教學方面的問題也很多，不過，好像沒有什麼人關注這些。
蔡鴻生先生雖然離開家鄉已逾半個世紀，但他那種對故土的深深眷戀，大凡接其謦欬者，是不難強烈感受到的。作為一個學者，地方歷史文化並非他研究的方向，但作為一個潮汕人，一個潮汕籍的歷史學家，他卻從潮汕歷史文化研究發軔之時，便非常關注它的發展。正如他自己所說：“身為潮籍學者，被韓江水哺育長大，就該領域的研究，即便不從事，也得關注，這是義不容辭的。”
蔡教授在逛書店。
蔡鴻生先生在教學。
蔡鴻生是一位在學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學者，主要著作有：
《俄羅斯館紀事》（1994年）；
《尼姑潭》（1996年）；
《清初嶺南佛門事略》（1997年）；
《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1998年）；
《學境》（2001年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6年中山大學出版社）
《突厥法初探》、《商隊茶考釋》、《俄美公司與廣州口岸》等論著。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致敬蔡先生，
一路走好！
綜合：深圳特區報、珠江經濟臺、歷史考研、新史學1902、中山大學官方微博、中大歷史學系微信公眾號
廣州日報全媒體編輯 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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