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小人後君子”是中國傳統人際交往的經驗，不僅是道德領域的處世法則，也透露著經濟生活的應世智慧，自然也成為法律建構的基本原則，覆蓋了合同磋商-締結-履行的全過程。
小人、君子是道德標籤，為什麼會運用到合同法領域？
按照社會學理論分析，“先小人後君子”是陌生人社會的交往法則。因為缺乏人身信用，更沒有熟人社會的身份關聯，陌生人之間要締結契約關係，就只能討價還價，還要議定抵押條款，還得白紙黑字寫下來，雙方簽字畫押按手印。
按照經濟學理論，“先小人後君子”是信息不對稱催生的行為策略，是為了增強確定性、最大程度防範交易成本無限增大甚至合同目的落空。
從哲學角度考察，“先小人後君子”顯然來自於人性惡假設。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性惡假設僅僅是一種先驗假設，並不是說每一個人就真的惡，而是假設為惡，然後通過制度設計，防範、抑制真正的惡，最後臻達至善。
由是而論，“先小人後君子”不僅隱含了經濟行為的基本邏輯和制度前提，還揭示了法律制度構造的人性基礎和經濟交往的互動規則。
首先，人性假設與制度設計。西方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和法律演化的動能就是性惡論。黑格爾認為，惡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正是人類尋求各項基本需求的滿足，人類才有了相互的信任與合作，才致力於構建超越動物界的秩序和法律，乃至更高的道德、宗教。康德也認為，從本能上講，每一個人都是惡的；同樣，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需求，人類才開始有了追求共同理想實現的理性路徑，比如充分合意的合同，完善有序的市場，最後就是作為社會共同體的民族國家。這就是康德所謂人的“反社會的社會性”，是基於個體之惡成就的總體之善。
換言之，在理性主義的性惡邏輯下，每一個自私自利、自在自為的人為了個體目標的實現，承認、尊重他人與自己同等的權利，這就是契約精神，民法精神。
比如如何解釋一夫一妻制的人性基礎？從法文化層面考察，一夫一妻制只能是性惡假設的結果，而不是求仁得仁的結果。根據美國社會學家羅斯的考察，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產生於雅利安人大遷徙過程中。原始動力既不是為了追求婚姻關係的穩定性，更不是為了追求忠貞的愛情，而是因為大遷徙過程中嚴格的食物配給制度！固定角色，固定份額，男性無力養活配偶之外的其他女性，女性也不願意離家出走，流浪荒原。
這可能很殘酷，甚至很荒誕，但確實可能就是歷史的本相。
其次，利益博弈與行為選擇。基於性惡假設，除了極個別的身份行為，比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無私奉獻和無畏照護外，其他的社會性行為一般都得遵循契約精神，合作共贏，迫不得已，才會走向對抗。所以，市場與合同就成為資源配置最重要的方式。
所謂社會性行為，就是擺脫家庭身份強制後與他人建立社群關係的行為。民法典的制度邏輯就是通過預設可能的“小人”行徑，抑制人的惡性，賦權所有人都有防範並對抗他人非法限制、強制與剝奪的平等權利和自由意志。
這就是《法國民法典》最重大的世紀性貢獻。拿破崙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我有很多軍隊，但我不能剝奪任何一個人的財產。所以，即便是國王，也不能擅自闖入平民百姓家，因為那是平民寄託身心的隱秘之地。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民法上除了主體平等，意志自由，還有所有權神聖，住宅安全和隱私安全。
最後，行為規則與利益平衡。有了平等的身份和地位，有了獨立的意志和自由的可選擇空間，才能談得上真正的博弈，否則就可能面臨奴役和壓迫。
“先小人後君子”的人性假設催生了一種雙向行為規則，既不會讓一方無節制地獲取暴利，也不會讓另一方無端受損，最終達成利益均勢。比如，王小二、劉三妹通過非誠勿擾平臺，對上眼，牽上手，確立戀愛關係。為了表達結婚的誠意，王小二送上寶馬車。劉三妹笑納寶馬，但拒絕求婚，還美其名曰是王小二自願贈與。
贈與是不錯，但這種贈與是附結婚條件的贈與。法律為了防範劉三妹的道德投機，就必須追尋王小二贈與寶馬的真實意思；而作為成年女性，劉三妹自然知道也應當知道王小二的贈與就是一種締結婚約的意思表示。
如果不願意結婚，那就只有一條路：返還。否則就是縱容道德投機，會引發更多通過婚姻騙取錢財的不良行為。
簡單總結一下，“先小人後君子”是傳統中國對人性的精準把握，也是維護契約正義的智慧表達。正是因為道德降維，合同當事人才擺脫了傳統的身份強制和道德約束，迎來了真正的合同自由和利益均衡。（作者系廣州大學法學院教授 、不動產研究院研究員）
圖片：來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編輯：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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