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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史上的今天|詹姆斯·喬伊斯:不只有《尤利西斯》

文化 人民文學出版社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愛爾蘭作家、詩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後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識流”思想對世界文壇影響巨大。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1914),自傳體小說《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1916),長篇小說《尤利西斯》(1922)和《芬尼根的守靈夜》(193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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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喬伊斯肖像

詹姆斯·喬伊斯的一生

詹姆斯·喬伊斯一生坎坷多舛。1882年2月2日,喬伊斯出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他的父親對民族主義有堅定的信念,母親則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喬伊斯出生的時候,愛爾蘭這個風光綺麗的島國是英國的殖民地,戰亂不斷,民不聊生。起初喬伊斯家境相當舒適,但由於父親熱衷於政治,退休後又染上酒癮,家境開始衰敗,喬伊斯不得不一度輟學,後來進入一所免費的耶穌會走讀學校。

1898年,他進入都柏林大學學習,在那裡他學習多種外語,以便閱讀歐洲大陸國家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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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的詹姆斯·喬伊斯

1900年1月20日,喬伊斯在學院的文學及歷史協會發表講演,題目是《戲劇與人生》。4月1日,英國文學雜誌《半月評論》發表他的關於易卜生作品《當我們死而復醒時》(1899)的評論《易卜生的新戲劇》。此文獲得年過七旬的易卜生的稱許,使喬伊斯深受鼓舞,從而堅定了他走上文學道路的決心。

1901年10月,喬伊斯寫了《喧囂的時代》一文,批評愛爾蘭文藝劇院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自費出版。

1902年大學畢業後,他結識了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的核心人物巴葉芝、格雷戈裡夫人、喬治莫爾、約米辛格等人,但他與他們的關係並不融洽,觀點也不一致,後來甚至強烈地反對愛爾蘭文學復興運動,指責葉芝迎合低級趣味。此後他離開愛爾蘭到巴黎,以教英文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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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喬伊斯肖像

1902年6月,喬伊斯畢業於都柏林大學學院,獲得了現代語學士學位。10月2日,他登記到聖西希莉亞醫學院修課,但只念到11月初就因為經濟困難而放棄了學業。不久他母親病危,喬伊斯又回到愛爾蘭。其間他愛上了愛爾蘭鄉村姑娘娜拉·約瑟夫·巴納克爾。

1904年,他們在朋友的資助下私奔,去到巴黎,但一直到1931年才正式結婚。他們在歐洲大陸的生活十分艱辛,輾轉於法國和瑞士,沒有可靠的職業。

1905年他們到意大利投奔在那裡教書的弟弟,靠弟弟的幫助在那裡安頓下來。

1906年7月底赴羅馬,在銀行任通訊員。9月30日在致斯坦尼斯勞斯的信中談到短篇小說《尤利西斯》的設想。1906年4月以來,就改寫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的問題與理查茲魚雁往還。9月30日收到拒絕出版的信。

1908年起喬伊斯在都柏林開始創作長篇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1914年完稿於意大利的裡雅斯特,歷時10年,這部小說有強烈的自傳色彩,提出了藝術家與社會、與生活的關係問題。

但是,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5年喬伊斯一家又被迫離開意大利,遷往瑞士的蘇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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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喬伊斯在蘇黎世

由於生活的窘迫,喬伊斯經常醉飲,並且染上了溼熱病,視力也日漸衰退,但他一直堅持寫作。他一生寫出了四部現代主義的經典著作:《都柏林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以及驚世駭俗的鉅著《尤利西斯》和《為芬尼根守靈》。

1940年12月17日,喬伊斯又遷居到蘇黎世。

1941年1月10日,因腹部痙攣住院,查明系十二指腸潰瘍穿孔,十三日凌晨去世,享年59歲。15日葬於蘇黎世的弗林貼隆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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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人》封面

《都柏林人》

《都柏林人》(Dubliners)是詹姆斯·喬伊斯久負盛名的短篇小說集,稱得上20世紀整個西方最著名的短篇小說集。該書1914年出版,置景於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截取中下層人民生活的橫斷面,一個片刻一群人,十五個故事彙集起來,宛若一幅印象主義的繪畫,筆觸簡練,錯落成篇,浮現出蒼涼世態,遙遠、清冷,然而精緻。

《都柏林人》不同篇目的內容,似乎都可以用正數第二篇小說的題目《一次遭遇》來概括:《阿拉比》,雜貨市場的一次夜遊;《兩個浪漢》,都柏林街道的一次夜遊;《死者》,一次宴會的前前後後……《都柏林人》的人物形形色色,有逃學的男孩、死了親人的老處女、思春的少女、狡詐的流浪漢等等,他們行走於都柏林這座城市,感受著孤獨、蠢動或絕望。

其中,《委員會辦公室裡的常青節》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故事。一些人多少有些隨意地匯聚在一間淒涼的辦公室裡,他們的行為顯得有點荒誕,其中一個應邀朗誦一首他幾年前寫的一首詩——《帕奈爾之死,1891年10月6日》。詩略顯業餘,修辭也都是常見的,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透過這首舊詩卻傳遞出真實的悲哀和真正的忠誠。詩唸完之後,人們對作者作了幾句評論,然後故事就結束了。讀者可能覺得與他們完全無關,但同時也會覺得作者瞭解事件的所有含義,而且這首詩完全是為讀者寫的。喬伊斯在寫這首詩時彷彿進入了海恩斯的心裡。

“你覺得這詩怎麼樣,克羅夫頓?”亨奇先生叫道,“難道不好嗎?你說什麼?”

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

如果喬伊斯讓克羅夫頓先生自己說這些讚美的話,那麼他就冤枉了這位紳士善良的沉默。因為克羅夫特先生曾為保守派拉選票,他必然覺得詩裡有某種叛逆的色彩。然而他是個普通人,在那種場合裡他只會寬容。“克羅夫頓先生說這是一篇絕好的作品”這句話使人感覺到他的超然的態度。這種超然的情調可以說是《都柏林人》的一個重要特點。

在《都柏林人》的大部分小說裡,喬伊斯都使讀者通過他的目光來觀察事件而不作任何評論。因此讀者在這些故事裡總能感到一種疏離感,彷彿他要通過一系列的報道來說明都柏林的生活,就像一個注重科學性的歷史學家描繪事件那樣。想要真正瞭解每一個事件的始末,就去書中找答案吧!

為不幸的民族鑄造一顆良心

喬伊斯的文學生涯始於他1904年開始創作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在寫給出版商理查茲的一封信中,他明確地表述了這本書的創作原則在於揭露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痺”:

“我的目標是要為祖國寫一章精神史。我選擇都柏林作為背景,因為在我看來,這城市乃是麻痺的中心。對於冷漢的公眾,我試圖從四個方面描述這種麻痺:童年、少年、成年,以及社會生活。這些故事正是按這一順序撰述的。在很大程度上,我用一種處心積慮的卑瑣的文體來描寫。我堅信,倘若有人在描繪其所見所聞時,膽敢篡改甚至歪曲真相,此人委實太大膽了。”

這實際上也成了他一生文學追求的目標。在喬伊斯眼中,處於大英帝國和天主教會雙重壓迫和鉗制下的愛爾蘭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國家,而都柏林則是它“癱瘓的中心”,在這個城市裡每時每地都上演著麻木、苦悶、淪落的一幕幕活劇。喬伊斯在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民族對國家的熱愛,深深打動了愛爾蘭人民,他們甚至把《尤利西斯》中描寫主人公利奧波德·布魯姆一天全部活動的6月16日定為“布魯姆日”,該節日後來成為了僅次於國慶日(3月17日聖巴特裡克節)的大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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