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後人多以“韋編三絕”形容孔子讀《易》的勤奮，也用來激勵人們用功讀書。“韋編三絕”的解釋歷來多有紛爭。以往釋義爭議多聚焦於“韋”字，一般認為“韋”指熟牛皮繩，有研究者提出“韋”同“圍”“緯”，指編聯的狀態。“編”為以次編聯，“三”為概數，表示多次，“絕”為斷。顏師古對“三”的理解是確數“三”。《漢書·儒林傳序》：“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顏師古注：“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為之三絕也。”顏師古並沒有進一步解釋“三絕”的具體含義，斷絕三次的狀態不明。從出土的封檢來看，“三緘其口”的“三”指三道編繩。（史亮、肖從禮《三緘其口與漢代封檢形制關係蠡測》）同樣，筆者認為，“韋編三絕”之“三”也應指三道編繩。
簡牘形制與三道編繩
簡牘大致分為簡牘文書和簡牘書籍。就形態而言，簡牘文書有簡、牘、觚等，簡牘書籍通常為簡。簡牘書籍由多枚簡編聯成“策”，可稱為簡策書籍。簡策書籍多抄寫在竹簡上，故又稱“竹書”。關於簡牘形制，文獻中多提及簡牘尺寸，已知的最早記載出現在漢代，如緯書《鉤決命》：“《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再如王充《論衡》：“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二尺四寸，聖人文語”。
王國維在《簡牘檢署考》中提出，古代存在簡牘制度。早期研究者多認同此觀點，但隨著20世紀後半葉戰國簡牘的不斷出土，研究者發現簡牘並不存在統一的尺寸，進而開始懷疑是否存在簡牘制度。實際上，簡牘制度至少在秦代就已存在，2017年出版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伍）：“御史上議：御牘尺二寸，官券牒尺六寸。制曰：更尺一寸牘牒。”也有研究者認為簡長45釐米可能為戰國竹書的常制。（賈連翔《戰國竹書形制及相關問題研究——以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為中心》）簡策書籍存在不同尺寸，筆者認為這是官方簡策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沒有被徹底執行造成的，民間尤為普遍，如郭店楚簡有短至15釐米的《語叢》、上博簡有長達57釐米的《性情論》等。
三道編繩或為簡策書籍的常制。根據武威出土的漢簡編綸殘留及書寫空格，陳夢家在《漢簡綴述》中提出“每一冊用幾道編綸，因冊書的長短而有所不同。武威出土竹木簡，有五道、四道、三道、二道之別”“木簡似用細麻繩而竹簡可能用絲綸”。研究戰國竹書尺寸與編繩的關係，發現尺寸超過40釐米的竹書多為三道絲綸，如可能為戰國早期的河南省信陽長臺關M1出土竹簡古佚書，戰國中後期的湖南省慈利出土竹書《吳語》、湖北江陵九店竹書及清華簡、上博簡竹書等。漢代簡策書籍也多為三道編繩，如北大漢簡《老子》為三道編繩。
簡策書籍採用三道編繩的原因，可能是“以策之大小為書寫之尊卑”，長度決定編繩的數量，但更重要的是書籍經常翻閱，同時要傳之後世，故編聯需要更為牢固，其與常見簡策文書的時效性短暫、編繩為麻繩二道不同。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簡《語叢》簡尺寸不超過20釐米，但《語叢》（一）（二）（三）卻有三道編繩，龐樸認為《語叢》（三）可能為“經”。在漢代尊“經”以前，儘管典籍簡尺寸不盡統一，但簡策書籍的編繩大都為三道。漢代尊“經”以後，簡策書籍的形制可能為常制，尺寸為“二尺四寸”，三道編綸。
“韋編”“三絕”與孔子讀《易》
“韋編三絕”之“韋”可能為“”的通假字，《說文》：“，束也。從，韋聲。”“”指簡策的編聯形態，特指將簡頭、簡尾以次編聯。此外，目前尚無通常認為的牛皮繩編聯的簡策實物出土。“編聯完整的‘一件簡’稱作‘篇’或‘編’，把它捲起來保存，稱為‘卷’”。（伏俊璉《寫本時期文學作品的結集——以敦煌寫本Дx3871+P.2555為例》）早期“編”同“篇”，指編聯完整的一件簡策，其可能抄寫一個或者幾個文本，即後世的一篇或者幾篇文章。“韋編”就是將已經整治好的多枚簡用繩子分別在簡頭、簡尾次第編聯成一件簡策，簡策書籍為了加固，往往中間多加一條編繩。
“韋編”的形制與早期出土《易》類文獻的物質形態基本吻合。上博簡《周易》系目前可見最早的《周易》實物，竹簡58枚，涉及34卦的內容，簡長約44釐米，有契口，三道編繩。阜陽漢簡《周易》的整理者從簡頭、簡尾的形制推測，編繩大概也有三道。馬王堆帛書《周易》類較完整的文獻如《六十四卦》《繫辭》，其形態為橫幅界畫朱欄，寬48釐米，約同一枚常見典籍簡的尺寸，似乎說明受到簡策形制的影響。汲冢竹書有最早發現實物《易經》文獻形制的記載：“《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汲冢《易經》包括兩件簡策，分別抄寫上下經，其形制可能與汲冢竹書《穆天子傳》相類。整理者荀勖《〈穆天子傳〉序》：“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勖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冢竹書《周易》應該也採用三道絲綸“韋編”。
根據通行本《易經》5000字左右，以及上下經的字數大體一致，可嘗試復原司馬遷筆下孔子所讀《易》的簡策形態：兩件簡策，分別抄寫《易》上下經，每件簡策簡數約為60枚，三條絲綸“韋編”；竹簡左側有三道契口，長約45釐米（可能為戰國常制）或55釐米（約合漢代二尺四寸），抄寫文字40字左右。
從孔子所讀《易》簡策復原的物質形態來看，“韋編三絕”之“三絕”應該是孔子所讀簡策《易》的三道編繩全部斷絕。之所以這樣理解，主要是因為只有絲綸特別細，才能將不足1釐米寬的許多枚竹簡以次編聯，而絲綸一旦斷絕，重新接上的可能性極小。司馬遷對“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的景仰對象孔子的描寫，應該不是孔子讀《易》時編繩多次斷絕，因為一件簡策的三道編繩中某一條或兩條多次斷絕，不會影響孔子繼續閱讀該書。如果簡策僅有的三道編繩都斷絕，一件簡策將會散掉，而簡策重新編聯可能會出現錯簡、漏簡等情況，這意味著孔子讀《易》到了簡策不能閱讀為止。這應該才是司馬遷筆下孔子讀書勤奮的寫照。
也許，孔子讀《易》到了“韋編三絕”，才實現了將一本卜筮書向“吾觀其德義耳”的哲理書的轉變，即創作或整理了“十翼”，其為《易》成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的地位奠定了基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肩水金關漢簡分類集成研究”（19VJX01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蘭州城市學院簡牘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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