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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丨馮塬雅
學術卓越、聲名在外如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平克也會被捲入輿論、廣受譴責，但不是人人都能像平克一樣，獲得同樣擲地有聲的支持。不過，史蒂芬·平克所捲入的學術爭議和社會輿論，在我們時代顯得格外具有代表性：在當下的多事之秋，我們還能否樂觀地信任美好的未來？
七月上旬，超過550名學者聯名簽署公開信，要求美國語言學會從“傑出學者”和“媒體專家”兩類榮譽中將平克除名。公開信審查了平克在過去數年間在推特上發表的言論，批判他假借理智和學術包庇種族歧視，“壓迫了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受害者的發聲”。
很快，153名知識分子在《哈珀斯雜誌》發表了另一封公開信反對平克的除名，稱前者藉助平克在社交網絡上並不過火的個人言論來否定其學術成就，實以政治正確管束學術和言論自由。各個專欄作家指出，公開信至今來歷不明，甚至逐段分析了聲討者用語不當、邏輯不順之處。不願簽署者，如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也通過數落公開信形式本身的各種缺陷，委婉表達了對言論自由的支持。與此同時，平克的批判者也猛烈反擊，稱其聲援者為“虛偽的精英主義”。
斯蒂芬·平克在2020：一場秋後算賬式的遲到爭議
這場學界激辯的導火索，是美國近期的黑人維權運動。繼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施暴致死，全美上下開始了一場堪比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的反抗。各種遊行和社交平臺的聲援點燃了反對保守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警方權力濫用的燎原之火，削減社會安防的訴求與日俱增。這不是簡單的政見不合，而是一場從道德原則、歷史事實等角度來講幾乎無法挑戰的全民運動。而民主光芒的另一面，是各地遊行中難以控制的動盪和燒搶。
質疑維權運動的並非平克一人，但大多聚焦於遊行方式可否更加理智平和。但平克以高度理智和近乎孤獨英雄的姿態，在推特上開啟了一場對政治正確的反抗。他違反了迴避援引事件相關者的學術原則，在推特上以黑人學者、哈佛社會學家勞倫斯·波波（Lawrence Bobo）的調查數據，對外表明死於美國警力的黑人在概率上正逐年下降。如其聲援者所述，這條推特代表個人意見，也並無過多表態，但這無疑為黑人權力支持者潑了一盆冷水。這也是為什麼550名學者掀起了對平克的秋後算賬，找出了跨度數年的六條推特及其著作中的一個具體段落，作為平克包庇種族歧視的證據。
一方響應美國近期的黑人維權運動，一方堅持學術界的絕對言論自由；一邊是道德和民主應指引科學研究，一邊是客觀和自由無阻於政治輿論。雙方的例證和文字分析各有不足，平克本人也絕非無可指摘，這似乎是場無法達成和解的對決。最終，美國語言學會拒絕了將平克除名“傑出學者”的請求，但同時強調，知識分子在社交平臺也應謹言善行，以示維護學界的自由，也平復反對者的義憤。緊接著，語言學會終止了從2013年開始的“媒體專家”評選，宣佈重新考量審委會的衡量準則。
不論這場針對平克的社會審判是非如何，語言學會的迴應耐人尋味。在此之前，被授予“媒體專家”的學者必是學界領軍者，代表學界向媒體傳達研究成果和方向，而平克堪稱其中的典範。平克前後任教於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學，在認知科學領域高歌猛進，很快成為這方面的權威專家。自1994年出版《語言本能》後，平克前後出版了八本大眾科學讀物，結合行為學、基因研究和進化心理學，將認知科學普及為淺顯易懂的暢銷讀本。甚至，比爾·蓋茨將2018年出版的《當下的啟蒙》列為個人最愛。而此時，平克已經跳出自己鑽研的認知科學領域，用自己熟悉的數據研究、定量分析進行社會分析。
作為美國甚至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平克的履歷其實是學界社會化的縮影。且不論本雅明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源頭，自20世紀60年代Rachel Carson出版《寂靜的春天》引發環境保護在理念和政策上的社會變革後，西方知識分子在社會領域的參與度就不斷提升。上世紀70年代，Olive Sacks、Lewis Thomas等知識分子就擔起了科學普及的社會責任。愛德華·薩義德、蘇珊·桑塔格在日常交談中被頻繁引用，歐洲大陸可參見福柯、薩特等理論家的公共課程，約翰·伯格則代表了英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電視、廣播為媒介傳播、施教的研究者。不同的是，這些學者往往是社會運動的同情者。
學術中的平克：上帝視角與樂觀精神
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史蒂芬·平克的職業拐點。語言心理學家越界進行歷史學和社會學分析本身就易招詬病，而他對本世紀無比樂觀的評定更是有悖於當下普遍的悲觀認知：充斥著各種社會不公的現代社會真的是最好的年代嗎？被平克大大忽略的非西方國家的戰亂和貧困，難道不足以停止他的頌歌嗎？自此書出版之後，對平克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當下的啟蒙》更是往這些爭議中添了大把的柴火。但這兩本人類歷史及人性總覽並不是橫空出世，平克很多廣受質疑的社會觀與他的學術研究是一脈相連的。
平克在認知科學的至高地位，源自於他對語言本能的研究。上世紀80年代，通過結合計算理論和各種實驗，平克從動詞時態與語態的掌握過程入手，系統地研究了兒童的語言學習過程，並在1990年與保羅·布盧姆合作發表了《自然語言與自然選擇》一文。這篇文章廣被援引。平克堅信語言天生，且語言溝通是人類大腦的標誌性功能和人類社會的基石，但他並不認同喬姆斯基對文化影響的認知。在喬姆斯基倡導語言心理學之前，廣行於世的行為心理學側重於社會文化對大腦發展的影響，平克的語言天生論則近乎無視社會文化對人類大腦的後天影響。在此後的大眾科學讀物中，平克進一步討論和鞏固了其語言進化論。著作走俏市場，隨之而來的還有不間斷的學術批評。
平克在認知科學方面的觀點鮮明而堅定，且他之後的社會觀傾向也已初見端倪。如果語言是大腦的最高級特徵，一切人類活動都在語言中得到體現，作為語言學家的平克，開始對整個人類社會作出評判，逐步形成了以科學為依據的樂觀態度，被批評為是與社會現實和解的科學宿命論，讓讀者成為修補體系的實用主義者，而不是改變現狀的社會運動倡導者。
在2011年出版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平克總結了各學術領域的相關研究成果，宣稱人類歷史是人性從暴力到非暴力的進化，得出了人類日趨平和的樂觀結論，無視反對者者對於核戰等巨大隱患的警告。但隨之出現了大量的批評文章：其一，書中的例證和數據援引具有系統性偏差，對非西方國家的歷史一筆帶過，很多局部引用也不夠客觀，甚至有誤；其二，平克對暴力的定義僅限於源自社會衝突的人員傷亡，財富分佈等社會暴力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被平克弱化為不足與上升為暴力的負面影響。
這種以西方歷史為主導的世界史梳理，以及淡化個體主觀體驗的量化敘述，很難讓人信服平克的結論。連平克的同情者、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尼爾·弗格森，也委婉地發出了質疑：“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坐在被炸彈炸開的坑裡，說‘嘿，你還記得斯蒂芬·平克的那本書嗎？’”尼爾·弗格森將《當下的啟蒙》比作諾曼·安吉爾出版於1910年的《大幻想》，後者提出歐洲會在經濟上聯結緊密，通過戰爭為國家牟利的方式將被廢棄。幾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便爆發了。
假如平克將結論明確侷限於人員傷亡和暴力事件的概率，也許就能避免不少抨擊，但他在2018年出版的《當下的啟蒙》中更進一步，將人類的進化歸因於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追求，視21世紀為“有史以來最美好的時代”。在平克看來，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是適應人類進化的政治形態，將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引向良性循環。此書出版後，學界認為平克基於科學的歷史敘述十分牽強甚至偏執，對他的批評一如既往：數據引用的不謹慎，案例選取的不全面，對非西方社會的明顯忽視。從語言進化論到人類進化的歷史敘述，平克信心滿滿地越過了科學與社會學的鴻溝，以啟蒙運動對理智和實證主義的崇尚為雙履，重走了一遍西方現代主義的舊途。
《當下的啟蒙》出版後，平克在採訪中稱，他從一開始就隱約感到科學與社會之間的緊密聯繫，但在現任妻子、公共知識分子麗貝卡·戈爾茨坦（Rebecca Goldstein）的提醒下，才發現自己和世俗人文主義之間的聯繫，並開始著手研究啟蒙運動。平克對理智和科學的崇尚並不構成問題的存在，但他的結論和論證放在社會和文化的領域多少有點捉襟見肘。
除去對歷史分析遭到抨擊之外，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傑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在批評文章中寫到，平克認為懷疑態度對社會具有負面影響，卻無視康德、休謨、狄德羅及亞當·斯密等啟蒙運動代表人物皆為懷疑論者的事實。在結語中，她寫道：“在這個充斥著政治、環境和文化危機的時代，我們需要的正是平克所反駁的啟蒙運動先驅們一致擁護的懷疑精神和基於充足事實依據又充滿社會關懷的批判。”也許，傑西卡·里斯金的這句話，某種程度上解釋了平克近年來在社會形象方面日益跌落的原因。
社會事件中的平克：過度理性下的錯位言論
在學術方面的樂觀研究，讓平克成為了罕見的學術明星，但他在社會方面的現身，並不總是以學術的面貌出現。2007年，在美國億萬富豪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性侵案的庭審中，平克為被告辯護律師艾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提供了針對相關律法的語言學解讀援助， 愛潑斯坦被無罪釋放。在2019年，愛潑斯坦再次因性侵下屬而走上法庭。事後，平克解釋說自己並不瞭解審理過程，本意是為好友德肖維茨解憂的舉手之勞。
此外，在2015年，平克也捲入了性侵事件的社會輿論。他寫信聲援了被指控性騷擾的英國哲學家科林·麥克吉恩（Colin McGinn），認為當事人雖有錯在先，但所獲的懲罰過重。在學術論壇中，平克與他的同事伊麗莎白·史培基（Elizabeth Spelke）進行辯論時聲稱，根據數據研究表明，生理性別的確會影響男女研究者在科學研究中的表現，即女性在學術研究中總體偏弱。除去當時的各種反對聲，在2020年的公開批評信中，平克也被指責學術性別歧視。
在種族問題的相關言論，平克也遭到了相似的譴責。2008年，作為猶太血統的知名心理學家，平克受猶太文化組織YIVO的邀請做了名為“猶太人、基因與智力”的演講。其間，他為因白人至上主義言論被起訴的猶他大學人類學教授做出辯護。正如此次公開批評信中列舉的推特言論一樣，平克以高度理智的姿態用數據說話，而數據本身的援引卻值得商榷。
這些批評先例的存在，使得平克在2020年公開信事件更加受世人矚目。他對社會進步的極度樂觀、高舉理智旗幟的高冷姿態、對歷史文化的忽視、為高度敏感的性別和種族歧視相關事件進行科學歸因的慣例，使他難以平穩駕馭社會變動期間的民主訴求。
在平克的同情者看來，平克的著述雖不完全合理，也不遠非反對者所否認的那樣。儘管平克的論證和本意也許的確是純粹以科學理智為基準，但作為夾在學界和社會各界之間的公共知識分子，平克在文字和口頭反擊中毫不示弱的態度、對自己研究數據的難以撼動的信心，讓他很難不被視為主張西方社會進步、以理性掩蓋現實、用科學偏執辯護社會不公的現代主義者。在學術研究跨入公眾視野的過程中，平克過度自信地混淆了語言的進化問題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問題，試圖用抽象數據所支撐的科學理論推斷來取代社會歷史的敘述。
甚至，他為奧巴馬的競選提供了大筆的捐助，堅信首個黑人總統是社會進化的又一樂觀信號。他在書中分析說，左翼本質悲觀，因此急需社會變革；右翼本質樂觀，所以保守求穩。平克將自己排除在紛爭之外，略顯清高地暗示自己毫無偏頗的中庸之道。畢竟，體制依然可靠，只要有科學理智的修修補補，必要的改變能夠推動當下美好的持續進步。
近些年來，尤其在特朗普上臺後，國際關係日益緊張，自由資本主義遭受重創，全球右翼捲土重來，以種族歧視、白人至上主義為的另類右翼在美國大行其道。從搶佔華爾街到#MeToo運動，再到最近的黑人維權運動，且不論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威權趨勢和劇烈的社會動盪，平克在訪談中仍舊宣稱，只要避免核戰和過度的環境破壞、全球變暖，人類的生活依然會越來越好，正如從歐洲城市的崛起到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然一路高歌。
在21世紀頭二十年世界衝突越來越強烈的現實面前，平克認為只要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體系存在，這些小風浪都會過去；如今的問題是知識分子的論調都太過悲觀，並認為他們享受著文明進步的成果還偽善地指手畫腳。當他的樂觀結論不斷被現實推翻時，這些回覆顯得蒼白無力。
堅信進化論的平克否認社會變革的可能，自然無法在政見分化的社會現實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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