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詩人，詩人內核的學者研究起《詩經》來，便表現出突破前人藩籬的勇氣和膽識。資料圖片
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是兩個跑道、兩套筆墨，前者需要確鑿的史料證據、嚴謹的邏輯推理、準確的文字表達；後者則明顯不同，小說戲劇再現生活，其本質是虛構；詩歌表現生活，但求忠實於內心；散文介乎再現與表現之間，真情實感是最重要的，語言則不拘一格，興之所至，風韻自成。
就人的大腦天賦而言，往往各有偏重，有人邏輯思維優越，善於透過現象看本質，條分縷析，綱舉目張，這樣的人適合從事學術研究；有人形象思維發達，想象力豐富，觀察力和感受力敏銳，這樣的人適合從事文學創作。古往今來，也不乏二者兼備之人，比如曹丕，既能創作纏綿悱惻的《燕歌行》，又能寫出《典論》這樣思想深刻的評論專集；比如皎然，既能創作清麗閒淡的山水詩，又能寫出《詩式》這樣見解精闢的詩學論著。今人魯迅、聞一多、顧隨、朱自清、林庚、郭沫若、錢鍾書等亦都是創作與學術兼長之人。令人好奇的是，文學創作之於學術研究，是否有些益處呢？換句話說，文學創作是否有助於其學術研究煥發出一種獨特的光彩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創作經驗打底，研究也就更有膽識和見識
《紅樓夢》第四十八回香菱學詩一節，曹雪芹借具有豐富創作經驗的林黛玉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詩歌理論：格律詩的種種清規戒律都是人定的，自然也可以打破它們，怎麼能更好地表達內心就怎麼寫。
黛玉道：“……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工的，又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
試想，假若曹雪芹（林黛玉）自己不常提筆，不善寫詩，斷不能說出這樣頗具創新意識的詩歌主張，而只會畏首畏尾地尋章摘句，唯聲韻平仄是務，貌似內行，實則“得了珷玞，失卻荊璧”。
聞一多先生首先是位詩人，早年致力於新詩創作，出版詩集《紅燭》《死水》，聲名早著。詩人內核的學者研究起《詩經》，便表現出突破前人藩籬的勇氣和膽識：“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課本；宋人稍好一點，又拉著道學不放手——一股頭巾氣；清人較為客觀，但訓詁學不是詩；近人囊中滿是科學方法，真厲害。無奈歷史——唯物史觀和非唯物史觀的，離詩還是很遠。明明一部歌謠集，為什麼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今詩與古詩、中詩與西詩，從根本上說，都是相通的，都是詩人感知世界、表達自我的方式。因此，深受西方象徵主義詩派影響的聞一多自然地將象徵、隱喻等手法應用於《詩經》研究，以“隱語”取代古人箋註中經常出現卻又語焉不詳的“興”，對《詩經》中的一些象徵性意象進行探幽析微。他的《詩經》研究，可圈可點，碩果累累，著實得力於詩歌創作實踐。
“靈感”可以讓學術研究饒有趣味、氣韻生動
當代學者葉嘉瑩先生研究詩詞，每從“感發”入手，頗多創穫，自然也與她擅長詩詞創作密切相關。
她的學術文章，無論篇幅多長，總讓人忍不住一口氣讀完，因為她的分析論述如抽絲剝繭，新見迭出，更兼措辭精準、文採斐然。《文學遺產》前主編徐公持先生強調靈感之於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他說：“沒有靈感，學問做出來可能是乾巴巴的，文章缺乏精、氣、神，缺乏才情。”靈感不會憑空而來，而是來自廣博的閱讀，深入的思考，也來自對大千世界、人間煙火的體察和品味，而文學創作正是人們用心體察和品味現實生活的重要途徑。有了靈感，學術研究就不會冰冷生硬、枯燥乏味，而是曲徑通幽、引人入勝，時時充滿了驚喜與發現。
當年林庚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和同學們談論考據時說：“我們固然不是為考據而考據，可是考據的問題又總是無法迴避。考據並不意味著鑽故紙堆，堆砌材料，閉目塞聽。好的考據家就像是出色的偵探。我們每天上課下課，走的是同一條路，可是對周圍的世界，或者視而不見，或者熟視無睹。如果福爾摩斯也從這條路上走過，他的觀察就和我們不一樣。他能在我們熟悉的事物中看出問題。任何細微的變化，哪怕是蛛絲馬跡，也逃不過他的眼睛。他甚至憑嗅覺就知道發生了什麼。這種銳利的直覺和發現問題的能力，是偵探的職業敏感，也是考據家的第一要素。”林庚先生是學者，更是位詩人，考據在他這裡，便是一件有趣到樂此不疲的事情。他不像一般的學究那樣，說起考據，首先談的是查目錄挑版本、翻類書校異文之類，他最注重的乃是訓練“敏感”，要像神探福爾摩斯那般機警，憑“直覺”甚至“嗅覺”去發現哪裡有風吹草動、蛛絲馬跡。這“敏感”，現在叫“問題意識”，亦是徐公持先生所格外強調的“靈感”的代名詞。做學問的“靈感”和作詩的“靈感”一樣，都是激活思維的靈丹妙藥。“靈感”不只使學術研究饒有趣味，也使得學術文章所採用的語言流暢自然、氣韻生動。
近年來，學界提倡與國際學術接軌，西方理論思潮對中國學術的影響漸廣漸深，中西融合乃大勢所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文藝評論者越來越不好好說話，字裡行間總要刻意鑲嵌上一些英文術語，語言晦澀難懂，語序也顛顛倒倒不合常規，繞來繞去令人如墜五裡霧中……大道至簡，真正的學問大家都推崇深入淺出、明白如話的文風。正如錢鍾書先生所說：“一切妝腔都起於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勝如人的樣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妝著高出自己的樣子，一舉一動，都過於費力，把外面的有餘來掩飾裡面的不足。”
學界還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在蔓延，便是用盡手段把論文無限拉長，似乎越長越有學問，兩萬字儼然比一萬字更有分量，也不管其是否長滿贅疣。造成此類弊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乏創作實踐是原因之一。就當代詩歌評論而言，我偏愛有寫詩經驗的評論家所寫的詩評，如王家新、黃燦然、張清華、董喜陽等，他們的文字，彈無虛發，言之有物，直抵內心，鮮活而又生動。多年的詩歌創作實踐使他們眼光犀利、感受細膩、視野宏闊、判斷準確。
文學創作中彰顯出的情懷和堅守，有助於形成學術研究的定力
寫作是修行。無論是創作詩歌、小說，還是書寫散文、隨筆，都要講究立意，明確自己要表達什麼樣的思想，要向讀者傳遞什麼樣的信息和能量。大至家國情懷、人間正義，小到轉瞬即逝的一個善念，春天的一簇花苞一場雨水，一次好心辦壞事的懊悔……每一個立意，都是對自己心性與人格的砥礪與修煉。長年累月堅持寫作，會讓人心胸日漸博大、悲憫，言行日漸節制、誠敬，逐漸成為一個有情懷、有堅守的人。這種情懷和堅守，自會帶給學術研究以燭照和定力。
記得有學者說過，有補世用的學問是活學問，於世無補的學問是死學問，有情懷的學者做學問應當做活學問。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學問是活學問，那些關乎中華文化精神傳承的學問是活學問，那些關乎中華藝術成就和審美趣尚的學問是活學問……因此我們在選題時，首先要選擇於現實社會有用的學問來做。關於情懷與堅守，我推崇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中說的這段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他借用宋人詞句告誡世人：志當存高遠，一旦選定了目標，就要淡泊明志，遠離世間喧囂，不遺餘力、無怨無悔，哪怕忍受種種苦難挫折，也不要退卻，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
毛澤東1937年在《實踐論》中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成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這段話用以探討文學創作對學術研究的意義，也自有深刻道理和啟發。
（作者：趙海菱，系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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