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英] 弗蘭克·富裡迪
摘編｜羅東
《閱讀的力量》，[英] 弗蘭克·富裡迪 著，徐弢、李思凡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11月。
縱觀歷史，道德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一直是比較模糊的。道德高尚常常是通過優良的身體屬性表現出來的，而道德敗壞則常常是通過醜惡的身體病症表現出來的。將媒介消費當作一種疾病來對待的態度一直延續至今。網癮、心理創傷、反社會的暴力傾向以及大腦的認知功能受損等等，都被看成是同21世紀的媒介有關的狀態。醫療化——利用醫學的權威來審視日常生活的過程——在當今時代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因為人類體驗的不斷拓展已經被重新定義為一個需要接受醫療幹預的問題。
因為世俗化和科學的興起，人們常常通過對心理或生理疾病的敘述，來表達他們的道德關切和文化關切。例如，最近幾十年來，常常有人通過強調媒介和閱讀對認識能力的影響，來批評媒介的過度利用以及隨意性的閱讀方式。這正是劍橋大學的文學評論家、新批判主義之父理查茲（I.A.Richards）的意圖。他於1929年試圖將閱讀問題同“難理解之思想的快速傳播”關聯起來，並認為這種傳播“徹底擾亂了人類心智的完整秩序，因此可以說，它使我們的心靈喪失了可控性和連貫性，從而蛻變到一種膚淺、脆弱和混亂的低級形態”。理查茲擔心的是讀者領悟“難理解之思想”的能力，而這種擔心不僅涉及信息量過大的老問題，而且還涉及過大的信息量對於認識能力的影響問題。
當然，閱讀能夠激發心理的和生理的反應。書面文本對於想象的影響力是它所特有的和真正美妙的特性之一。文學評論家喬治·斯坦納曾經聲稱：“良好的閱讀行為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為“它可能使我們變得多愁善感”。他把閱讀所引發的心理和生理劇變描述為一種精神性的或審美性的反應——其他人則幾乎總是從健康的視角來看待這一過程。人們常常從醫學的視角或者倫理的視角來論述閱讀對讀者的影響，而這裡的目的則是探討這兩種論述之間的相互關聯。
喬治 · 斯坦納（George steiner，1929年-2020年2月3日），文學批評家。
閱讀引起情感和身體的劇變
世界將如何通過閱讀及其對讀者的影響而進入人類的心靈呢？對此問題，我們是很難準確預測的。有關特定書籍和閱讀實踐的爭論常常聚焦於身體和道德的話題，例如，它們究竟是啟迪了讀者的心靈還是腐化了讀者的心靈，以及它們到底是強壯了讀者的體格還是削弱了讀者的體格。正如我們先前所討論過的那樣，蘇格拉底把寫作稱為一種“藥物”，傳遞出了這樣一種主張：閱讀有可能成為一味良方，也有可能成為一劑毒藥。
在現代早期，人們曾通過生理學的激情理論來解釋閱讀的影響，而這種解釋強調了文本所引起的情感反應同讀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之間的關聯。激情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們是感性的靈魂（有時是理性的靈魂）的活動，是靈魂對感官印象和其他刺激做出的反應”——並且被認為可以影響人類的行為,使之趨向於特定的活動方式。
許多著名人物都曾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提醒人們注意閱讀所引起的情感和身體的劇變。他們把這種劇變歸因於閱讀所引發的興奮和煩惱，並且認為這種興奮和煩惱破壞了他們對於自身情感生活的掌控能力。哲學家和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1627—1691年）確信，他本人從來沒有擺脫過自己在學生時代閱讀過的“《高盧的阿瑪迪斯》中的冒險傳奇以及其他離奇故事”的影響。波義耳聲稱，這些冒險故事“通過擾亂他的思想而傷害了他”，因為它們“使他養成了一種漫遊式的思維習慣，以致他幾乎無法控制自己的思維”。
電視劇《我的天才女友》第二季（2020）劇照。
閱讀文本和理解文本的活動常常被比喻成身體的進食和消化活動。直到20世紀之後，吃飯的比喻依然經常用於有關閱讀的討論之中。弗朗西斯·培根曾經提出忠告說：“有些書是可以品嚐的，有些書是可以吞嚥的，還有極少數的書是可以咀嚼和消化的。”他對於品嚐、吞嚥、咀嚼和消化的區分是同各種不同類型的閱讀實踐相對應的。按照培根的建議，只有極少數的書籍值得人們“勤奮和專注”地閱讀，進而徹底地消化。正如他在一篇評論中解釋的那樣：“消化，本是一種對有用成分與有害成分進行的必要分解，而它現在已經成為‘恰當的閱讀活動’的文字性比喻。”
在19世紀，對書籍的認真消化被當作一種健康的閱讀方式而得到推廣。德國哲學家弗裡德裡希·尼採（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提議，人應該像“牛”吃草一樣對思想加以緩慢而仔細的思考，“進行反芻，再次咀嚼”。然而，當閱讀被比喻為一種新陳代謝的消化過程時，常常意味著書籍的消費可能會出現過量情形，尤其是新近出現的閱讀公眾更容易導致書籍的過量消費。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對其所處身時代的出版業的飛速增長深感不安，他評論說：現在的公眾“貪圖精神食糧，為了能夠吞嚥得更多而不惜囫圇吞棗”e。許多批評家都在指責普通讀者不加選擇地“暴食”書籍；對於這些批評家來說，廉價的驚險小說在道德層面相當於今天的快餐食品。
18世紀的評論家們對於大眾文化中不講究精神品質的文學實踐表示擔憂，而他們的擔憂常常可以同密爾的情緒產生共鳴。英國評論家梅考克（A.L. Maycock）於1929年聲稱：“毫無疑問，今天的我們都閱讀得太多，因而給心靈的領悟能力施加了過重的負擔；正如暴飲暴食會使原本有益於健康的飲食喪失其意義一樣，過度的閱讀只會妨礙我們的思考，並使我們的思想處於一種遲鈍的和不活躍的狀態。”梅考克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過度閱讀“更為有效的精神自殺方法”，並且預言：除非我們能夠採取某些行動來遏制過度閱讀的影響，否則“當代印刷品的強大洪流便會吞沒我們，並將我們捲入那令人震顫的精神錯亂之中”。
電視劇《聊齋》（1987）書痴篇劇照，“書中顏如玉”，書中女子一躍而出。
通過消化活動的物理類比來描述閱讀，表明了一種對閱讀的道德批判。相應地，如果讀者閱讀的書籍數量超出了評論家們所建議的健康閱讀量，便會被指責為“吞食書籍”；這些吞食文學作品的讀者會被指控為“犯有濫用自然之罪”，而且其罪行比那些僅僅用食物“把胃填得太滿”的人更加嚴重。文學評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年）為這種觀點提供了冗長的論證，他對於“暴食型閱讀”的警告構成了一種對未經消化的書籍消費的道德批判。羅斯金將閱讀的審美維度與精神維度轉變為一種存在於閱讀的身體表現和道德表現之間的令人不安的張力，而這種轉變是以一種言過其實的道德說教的口氣表達出來的：“為了獲得精神上的滋養，你必須嚴格按照道德規範來閱讀，正如你為了獲得身體上的營養而必須按照道德準則來進食一樣。”在羅斯金看來，閱讀與飲食方面的道德準則禁止人們為了追求享樂或滿足感性慾望而進行這些活動。他解釋說：“你不能為了吃的快樂而吃，也不能為了閱讀的快樂而閱讀。”但他也承認，在正當的情況下，“你的晚餐和你的書籍”都是可以被享受的。
在19世紀，羅斯金的觀點在那些反對流行文化和大眾閱讀的文學批評家中廣泛流傳開來。正如凱利·梅斯（Kelly Mays）所描寫的那樣，“甚至在吃飯過程中，若是在理想狀態下，更高級的精神力量——意志、理性與判斷——也應該完全掌控一切”，然而，由享樂主義和追求享樂所導致的“書籍吞食行徑”卻抑制了讀者的想象力。梅斯解釋說：“當閱讀受到感性慾望的驅使，而不是出於對營養價值的理性考量時，這種閱讀將混淆身體與心靈之間的正當等級關係。”
在關於閱讀的道德風險和身體風險的解釋之中，常常存在著這樣一個假設：讀者根本無力去抗拒印刷文本對他們的強大吸引力、誘惑力和蠱惑力。書籍具有損害道德的力量，所以它們必須得到監管；而出版審核可以起到保護道德的作用，就像為了保護身體的健康而需要對某種傳染性疾病的感染者進行隔離一樣。一位美國評論家在評論“印刷品毒藥”的時候指出：一個利用“淫穢故事”來“毒害社會”的“骯髒之人”就是“道德腐爛物、瘟疫源發地區和麻風病患者”，所以理應像“昔日的麻風病人”那樣“遭到社會的拋棄”。
在一篇對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小說《道林·格雷的畫像》的評論中，作者也採用了類似的口氣將這部小說指責為“一個從法國頹廢主義的骯髒文學中衍生出來的故事，一本充滿了道德和精神腐敗物的惡臭氣息的有害書籍，一項探討如何從道德上和身體上毒害一位鮮活美好的高尚青年的自鳴得意的研究”。
紀錄片《書謎》（The Secret Life of Books Season，2014）劇照。
閱讀，被視為一種“道德毒藥”
露西爾·埃爾芒格使用了“精神毒品”一詞來貶低她所蔑視的出版物，而這種說法延續了許多世紀以來的那種對文學作品加以妖魔化的傳統。在有關異端問題的神學爭論中，把書籍比作某種毒藥的描述手法也極為常見。託馬斯·摩爾爵士在抨擊某些鼓吹宗教改革的文學作品時，便曾指責這些書籍是“有可能讓讀者染上‘傳染性瘟疫’的‘致命毒藥’”；其他批評家則使用“道德毒藥”或“文學毒藥”之類的詞彙來提醒人們當心書面文本具有損害身體的能力。德國哲學家阿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1778—1860年）把“不良書籍”稱為用來“摧毀心靈”的“思想毒藥”。作家西德尼·達克（SidneyDark，1874—1947年）認為，對於新出現的閱讀公眾當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書籍消費只能起到一種麻醉藥的作用，並且“書籍只不過是一種麻醉藥，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它終究會像可卡因一樣摧毀真實的生命和生活”。
道德毒藥給尋求滿足感的公眾帶來的危險常常同那些被視為淫穢出版物的書籍有關。然而，19世紀和20世紀的道德家們往往對淫穢加以寬泛的定義，並且隨心所欲地利用淫穢一詞來描述出版物的“毒害”作用。《關於印刷的毒藥》（Concerning Printed Poison，1885年）一書的作者約西亞·利茲對“淫穢”與“廉價小說的惡劣影響”進行了區分，認為後者雖然並不“一定是淫穢的”，但依然構成了一種對社會的毒害。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淫穢出版物和煽情報紙的劇增引發了越來越大的關注，對閱讀的醫療化和道德化解釋也獲得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1880年，紐約反墮落協會發表聲明稱：“隨處都可看到，這種文學毒藥正在危及社會生活的根基。它正在汙染我們年輕人的純潔生活和心靈。”維多利亞時代的美國倫理學家安東尼·康斯託克在1875年撰寫的一份報告中警告說，那些兜售淫穢作品的“精明而狡詐”的商人已經“成功地將一種病毒注入天真而純潔的年輕人體內，如果不加阻止，這種病毒將比身體裡最致命的疾病產生出更大的破壞性”，進而表示：如果能讓我們國家的所有老師、父母和監護人聽見我們的聲音，我們將會呼籲：“要一刻不停地小心守護你們的圖書館，你們的衣櫥，仔細瞭解你們的孩子或被監護人的通信內容和交往對象，以免你們的家庭的甜蜜和純潔受到汙染和損害。
康斯託克呼籲家長查看孩子的信件並監管孩子的閱讀材料，而他的呼籲不僅僅表達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對道德汙染的高度關注。康斯託克對家長的建議凸顯了這樣一種焦慮，即老一輩是否還有能力引導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接受道德秩序的價值。閱讀教育和兒童讀寫能力的培養之所以成為道德關注的主題，是因為孩子的敏感心靈容易受到破壞性的影響。
電視劇《正常人》（Normal People 2020）劇照。
就像羅斯金認為過度的閱讀比過量的飲食更危險一樣，人們認為這種通過閱讀來傳播的道德毒藥遠比那些物質性的毒藥更能導致可怕的後果。《星期日快報》的編輯詹姆斯·道格拉斯自稱是一名反對“英國小說的汙染和墮落”的活動家。他抨擊瑞克裡芙·霍爾撰寫的一部描寫女同性戀者孤獨境況的小說《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年），並聲稱這部小說是在宣揚“墮落”。他希望這部小說所招致的憤怒能迫使社會承擔起“將這些麻風病患者的麻風病從社會中清洗出去的使命”。道格拉斯聲稱：“我寧願送給孩子們一瓶氫氰酸，也不願意讓他們讀到這本小說。因為毒藥可以殺死身體，而道德毒藥則可以扼殺靈魂。”
如果讀者未能在閱讀活動中表現出自身的高雅以及必要的選擇性和閱讀品味，就會被批評家們視為糟糕的讀者。尼古拉斯·達姆斯曾提出：維多利亞時代的讀者乃是“西方歷史上的第一批糟糕的讀者”。這些讀者並不缺乏解讀文本的技巧，但是他們缺乏良好的閱讀所必需的道德品質。紐約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注意到良好的閱讀需要“更高級”和“更純潔”的思想形式，然而它們在現實中經常缺失。因此，他們將讀者區分為兩種：進行閱讀的人和善於閱讀的人：“每一天，閱讀小說的狂熱以及出版社製造出來的垃圾以及連垃圾都不如的東西充斥著書店和十分之九的客廳。然而儘管如此，他們並不是善於閱讀的人。”在這篇報告的作者們看來，人們進行的這種“閱讀”實際上正是一種墮落的表現。
電影《當幸福來敲門》（2006）劇照。
閱讀醫療化的趨勢
昔日對閱讀所做出的道德化表述已逐漸減少，而關於它的醫療化語言卻日益增多，以至於任何形式的媒介問題都可以通過那些關於健康影響的術語來加以表述。埃裡卡·詹姆斯（E.L. James）撰寫的三卷本的準淫穢小說《五十度灰》就是一個例子。自從該書第一卷在2011年出版發行之後，它便榮登世界最暢銷圖書排行榜的榜首；如今，該書已銷售過億冊並被翻譯成了52種語言。
同19世紀和20世紀的人們對那些以描述性生活為主要內容的小說做出的反應形成驚人對比的是，今天的人們並沒有對《五十度灰》的內容表現出多大的道德憤慨。雖然眾多的評論家曾經批評過詹姆斯這部小說的低劣寫作質量及其對女性的描寫，然而他們僅僅是把它當作又一部普通的小說來加以評價。西方主流社會也對它的出版無動於衷，以至於《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將該作家題名為“年度出版人物”，而且還有數以百萬計的讀者願意公開承認自己閱讀過此書。事實上，當由該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上映時，《五十度灰》便成為全國性的熱點話題，而且有部分公眾聲稱：他們感到好奇的是自己能夠從這部電影所展示的性行為中學到什麼東西。
從歷史的視角來看，《五十度灰》之所以能得到社會的接受而沒有引發社會對於其影響的擔心，原因就在於它使用了一套關於心理和生理健康缺陷的語言來進行表述。針對這部小說的影響展開的學術性研究發現，這部小說的讀者往往同不安全的性行為和酗酒等“不健康行為”有關：在它的讀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一生當中有五個或更多的性伴侶。
《婦女健康雜誌》（Journal of Women's Healthy）上的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閱讀《五十度灰》是陷入一種混亂的性關係的表現。這項研究所依賴的證據是，此前沒有人研究過“健康風險同閱讀那些描寫女性受到侵犯的流行小說”之間的關係。沿著前人在探討維特的影響時所提出的那條陳舊思路，這項研究公開承認，經驗證據的缺乏並不足以妨礙它針對閱讀某種小說的影響提出強有力的結論：“儘管缺乏關於這一主題的經驗性研究，但是學者們依然認為，個人常會在小說的影響下改變他們對現實世界的信念和態度。”雖然這份研究報告的幾位作者不言而喻地相信，閱讀某些類型的小說可能“對態度和信念產生有害影響”，但是他們卻小心謹慎地避免對其加以公開的道德批判。
現在的批評家們表達自己對某類小說的擔心常常是使用一種討論健康風險的語言，而不再像過去的批評家那樣使用一種道德化的語言。這種傾向對於人們看待閱讀的方式具有重要意義。讀寫能力過去常常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優點，而今則更多地被當作一種認知技能。作為一種認知技能，閱讀被剝奪了所有道德上的可貴屬性。它還面臨著文化貶值的風險。
本文內容經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節選自《閱讀的力量》一書。摘編有刪節，標題非原文所有。
原作者｜[英] 弗蘭克·富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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