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鋼琴家傅聰因新冠在英國去世，2005年初，星期天夜光杯曾刊登整版封面故事講述平安夜聚會上作者與傅聰先生的近距離的深入對談，將傅聰先生在音樂和人格上的魅力躍然紙上。
在這樣一個夜晚與傅聰先生聚會，真令人回味無窮。為了坐得更親近一點，將訂餐時的大圓桌臨時更換成了一個小桌子。燈光不是很亮，卻有足夠的柔和。座中有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的周鏗夫婦，朱賢傑、沈次農和一位雲南籍的學生。外面充滿聖誕味道，好像不是在上海，倒像在國外。
傅聰來了。
他上身穿著深藍色唐裝，古典味道極濃，質地是絲綢的，這種面料在燈光下有著微弱的光亮。他的頭髮如同照片上一樣，梳理得一絲不苟。面部最突出的是兩道長壽眉，黑白相間，懸空披垂，頗具神韻。他落座時，沒有任何多餘的應酬話語，也不見絲毫笑意。這使他面部皮膚顯出了老年人的乾澀與鬆弛。呵，傅聰真的老了。
完全兩個人
頭一次目睹傅聰，是在兩天前的上海音樂學院的小音樂廳。他在臺上講課。臺上並排擺著兩臺斯坦威，他與一位戴眼鏡的學生坐在各自的琴前。學生按著他的要求時斷時續地彈奏著肖邦的第4號敘事曲。燈光下，只見他活躍異常，不僅手臂揮灑得淋漓盡致，比指揮還指揮，而且他的兩腳不時地跺著檯面，這使氣氛相當活躍。這樣的講課對於傅聰而言一定是很過癮的。那份酣暢，那份自如，那份投入，完全達到了忘我境地。
我當時絕不相信這麼富有彈性和活力的軀體是位70歲的老人！就像現在，我同樣驚異於他離開舞臺就坐於餐桌前時，他的臉色怎麼會如此滄桑和黯然，甚至還有幾分冷峻。
完全兩個人。音樂的傅聰與生活的傅聰。離開音樂，莫非他就像魚離開了水，跳到了岸上失去生動和鮮活？朱賢傑事先曾提醒我：傅聰的脾氣蠻大的，他讓我提問要謹慎一些。
“傅老師，你在上大師課的時候，我看你的樣子頂多就像30歲。”我是鼓足勇氣這樣說的，不想他正視我道：“30歲？我像17歲的呀！我跟好多人都這麼說。”
一句話，另一個生動的音樂的傅聰又回來了。
有一次他聚會之後頗有感慨地跟一位朋友說：“不知為什麼在場的人都比我年輕，可是我覺得他們都比我年紀大，我的感覺永遠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說話時，他笑得很純粹，一掃滿臉的滄桑與冷峻。
不敢看“家書”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傅雷家書》的意義已經遠非“家書”而是“國書”了，畢竟那是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一本必讀書。但是，傅聰說，“家書”其實我很少看。我不敢看，每一次要看都太激動，整天就沒辦法工作了，太動感情了，不敢看。我覺得“家書”的意義最簡單來說，就是我父親追求的是一種精神價值，就是這個東西，人活著就是為了一個精神的東西。這個精神價值包含了很多東西，東方的西方的，是一個很博大的精神價值，可是絕對不是物慾橫流的世界。有時候我對這個世界感到很悲觀，我父親其實也是，你們看“家書”可以看出這點來。可是，只要我還活一天，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還是幹下去，堅持我的這種理想，堅持我的追求，堅持我的精神價值。
這部“家書”似乎是一把我們走進傅聰世界的鑰匙。“家書”可以讀出一位高境界的父親的杜鵑啼血，也可以感受到一條清晰的父子間傳承文脈。
傅聰有兩個兒子，他說他對兒子完全不似父親對他那樣。他說：我不管他，我根本就不管。因為我自己都忙不過來，怎麼有能力去管他們？再說了，我與父親同處於一個時代背景下，雖然我們是兩代人，卻都是“五·四”那一代的人。我們都是追求理想的人，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教育。可是我兒子生在英國，世界完全不一樣了。他管我叫“怪東西”（Fenny fellow）。有一次我彈琴正彈得來勁兒，無意間發現他站在那裡竊笑。他感覺非常奇怪。他不理解我練琴練得這麼苦，為什麼還天天堅持練。
他說父親把他的理想傳給了我，我揹負著沉重的包袱來到歐洲就已經夠受的了，兒子要是再背上不是更難活嗎？我在想，我有沒有這個權利，把我先人之見加在他們身上呢？
接著他又說：其實，遺傳的東西是不可抗拒的。這種東西兒子身上也不能沒有。他在大兒子身上就看到這種使命的東西。因而，他認為大兒子活得照樣不輕鬆。
音樂“苦行僧”
傅聰始終戴著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頭露出。這是因為練琴把手練壞了。他兩年前回國時，他的手上纏著繃帶，現在，他無論彈琴時還是吃飯時，都是戴著這樣一副手套。黑色的手套格外醒目。
傅聰常說他17歲之後才正兒八經彈琴，童子功沒打好，他十分羨慕現在的孩子們，童子功好得不得了。為了進行後天的彌補，即使現在，他每天差不多也要練上八個小時的琴。他已經是70歲的人了呀！他認為：就鋼琴家純粹機械性的這個方面來說，到我這樣的年齡，要達到一定的水平，得花加倍甚至四五倍的精力才行。“這幾年我的手老是受傷，這是一個不可解決的矛盾。從彈鋼琴的純粹機械的本事來說，所有鋼琴比賽的選手、所有音樂學院裡的學生，都比我強，真的是這樣！可是，講到追求一種精神境界，講到聲音的變化，講到音樂裡頭的“言之有物”，那他們還是有很大差距！”
談到他的生活現狀時，他不無感慨地說，他們有時候都看到我活得相當苦，所謂苦，也包括痛苦，或者艱辛，兩者都有。一位叫馬育弟的老朋友在長途電話裡對他說：“哎呀！傅聰啊！你是不是也可以過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了！”但是，當他聽到我的音樂會後說：“聽了音樂會，你不能，還得繼續，不能過正常人的日子，你有責任還得幹下去！”
傅聰聽了老朋友的話很感動，他說：“就是說我命裡註定還得辛勞。唉，不過我的手老出毛病。恐怕只有等我的手真的壞到不能彈的時候，才會停，才會有時間到處看看，到那時，恐怕我都走不動了！哎呀，人生真的太有限了。”
“我沒有辦法去學所有的音樂，到現在為止，我不過對幾個作曲家的作品，比較集中地學習過，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彈了，只剩後期六個大奏鳴曲中的最後一個，我現在還在下功夫，爭取儘快拿出來。對我來講，永遠有壓力，音樂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我永遠在那兒追求，並不是舞臺或聽眾給我的壓力。這是高山仰止，一門大學問，事實上是給自己出難題，我一輩子都在學新東西。”
無疑，他是音樂的苦行僧。他與自己過不去，他折磨著自己的雙手，也折磨著自己的靈魂。看到他的黑手套在飯桌上舞動，猶似一隻滯重的受傷的黑蝴蝶，不禁令我聯想到梵高的“耳朵”還有燃燒的向日葵。藝術的殉道，殉道的藝術家呵。
我聽賢傑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爾曼·黑塞無意間聽到傅聰演奏肖邦激動得不得了，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文章。他說他回加拿大後將這篇文章給我發過來。令我驚喜的是，在傅聰最近出版的《傅聰，望七了！》這部書中就收錄了這篇文章。我跟傅聰提起此事，他顯然非常高興。他說黑塞不僅是大作家，也是大音樂家，他非常懂音樂。還有羅曼·羅蘭。他們音樂嗅覺極其敏銳，能夠從一首曲子中感知到一片一片葉子如何飄搖著墜落於地。他的父親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也是他最喜歡的書。傅聰認為真正的作家是與音樂家有著相同的人生藝術境界的，在這種境界上，完全可以溝通可以感知彼此的。
我對他說，我感覺你是個符號，是一個風吹不散的很堅實的符號。也是不可取代的符號。至少有種承襲的意義。他打趣道：“你說我是符號是說我不是人呀？！”
接著我們都笑了。
其實，我所說的符號的意義，就在於他所強調並執著追求說的精神層面的東西。他的父親傅雷對於今天的世界，其意義不也相當於一個符號嗎？他說：“我父親在很多地方都是個先知，我說過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一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個符號。
藝高心更高
賢傑向傅聰介紹我寫過郎朗的書（《爸爸的心就這麼高——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而我在書中也寫到傅聰對於音樂的詮釋。因而，我們的話題自然而然轉到了郎朗身上。他說頭一次聽郎朗彈琴時，激動得不得了。郎朗的父親曾告訴我，傅聰感動得落淚了。我問傅聰是不是落淚了，他說，落淚倒沒有，但是非常感動。他認為郎朗的天才是無限的。傅聰的這一評價與巴倫波依姆是一樣的。不過，傅聰接下來就尖銳地指出郎朗趣味不高，甚至有點民間藝人的感覺。他擔心郎朗在美國那個趣味不高的國度裡會影響精神境界的昇華。他說郎朗不應該去迎合美國的低趣味。他說郎朗什麼都具備，他又那麼聰明，學什麼東西都很快的。而趣味是可以後天培養的，所以，他對郎朗依然充滿希望。
接著我們又問他，中國那麼多彈琴的孩子，再過五年十年，會是什麼樣子，傅聰回答非常精彩，他說：“一批光彩的手指。”
傅聰對彈琴有著高遠的追求，他像中國古典文人，非常強調趣味。在他的書中，對趣味有這樣的解釋：“我們中國人很講究趣味，趣味這個東西，怎麼說呢？比如中國人講繪畫、講什麼能、妙、神、逸——逸品，飄逸的逸；這種品格我想很難具體說出來，但就是有這麼一種氣質，我想可能是潛移默化的自然的流露。”
傅聰也認為霍洛維茨迎合了美國的低級趣味。因而，他也並不欣賞霍洛維茨。說到美國與歐洲的品位時，他當然是欣賞並適應歐洲的貴族氣氛的。這時候我問他：“假如歐洲的高貴趣味在美國被冷落，美國市場不認可，那麼這種高貴趣味的實際意義有多大呢？”
傅聰沒有馬上回答，而是無奈地笑了笑：我也無法回答呀。
我感覺到傅聰有許多無奈。特別是對於媚俗的無奈。於是，我問他是不是越上了年紀越感覺無奈？他回答道：“我一直都生活在無奈之中。怎麼辦？也不去管他了，彈琴吧。”
我說：“你虧得還能彈琴，將自己沉在音樂之中。”
他認可。貝多芬曾說過一句名言，音樂是他的最後避難所。這話對於傅聰亦然。
傅聰說，有個15歲的初中生寫過他一篇文章，題目叫《文人的傲骨與生命的悲情》，他說他認為這個孩子很理解他，因而他將這篇文章收錄到《傅聰，望七了！》一書中。
丹納說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最有價值，那就是揭示你為之奉獻的一切的、篤信不疑的事業的真諦。”其實，讀《傅雷家書》讀《傅聰，望七了！》，還有當面聆聽傅聰談論藝術人生，所有的感覺都匯聚到丹納這句話上了。
傅雷是為高貴的藝術而存在的，傅聰亦然。他們父子都是屬於上個世紀的人了。他們能否適應這個世紀或者說這個世紀能否接納他們？
想想傅聰說過的話：“現在不光是演奏家缺少精神境界，聽眾也越來越缺少精神境界，整個商業化到這種程度——唱片公司要銷售唱片，已經不是以演奏藝術本身為準，而是先考慮人的美貌，封面上印什麼半裸體照片，非常恐怖！所以很擔憂……”
還會有一個這樣的中國人嗎？古稀之年跟自己過不去，拼命折磨自己，將自己的手彈得一片狼藉連吃飯都不順利了；還會有一個這樣的人嗎？問他什麼就說什麼，不管怎麼尖銳怎麼得罪人怎麼不中聽，他都是真實地和盤端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在他周圍的人都比他年紀小，而他卻怎麼會偏偏感覺這些人都比他年紀大呢？他所說的比他年紀大的人是因為比他更世故吧。
滄桑嚴峻的是他，天真可愛的也是他。那得看他在什麼時候什麼狀態下。他情緒豐富變化，一如他在對於音樂的複雜多層面的理解與陳述。無疑，這是一個豐富的人，一個從未見過的如此豐富的人：如此自信，如此從容，如此真誠！（劉元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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