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來，我都把他看成是自己精神上的導師。他每次來上海，單單只是陪他聊聊天吃吃飯就已經是非常愉快的經歷。”
據曹可凡說，傅聰最近兩年的心情一直比較低落，因為身體狀況不佳，對演奏造成了困擾，“音樂家的部分被抽走之後，他只剩下一副物理皮囊，對他來說可能是一個特別大的痛苦。所以，他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有點心灰意冷。之前有學生去倫敦看他的時候，他就表達出這種落寞。”
如今斯人已逝，讓曹可凡倍加感傷的是，像傅聰這種有著深厚藝術見地的人越來越少，幾年間“一座橋連著一座橋地塌陷”，彷彿這個世界正在離你越來越遙遠。
·曹可凡（左）和傅聰合影。
鋼琴家郎朗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對傅聰的離去也表示了極大的悲痛。他把傅聰形容為“古典樂壇裡的一股清流，也是一種精神燈塔”。
“我清楚地記得2001年我在倫敦首演結束時，傅聰先生滿含熱淚地過來與我擁抱。”郎朗表示，傅聰給他最大的激勵在於中國文化方面，“他會親自給我爸打電話，叮囑讓我多讀中國文學，推薦我讀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跟我說要永葆赤子之心，這都成為我在日後演奏古典音樂時的精髓所在。”
傅聰對音樂人的教育理念讓郎朗一直謹記在心。最讓郎朗難以忘卻的就是，傅聰對人生的一句經典總結——“先做人，然後做藝術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2001年，在倫敦演出後臺，郎朗（右）和傅聰先生合影。
他有一對“音樂耳朵”
1934年3月10日，傅聰在上海出生。兒時的他活潑頑皮，傅雷對這個長子很是嚴厲。平時，父親在家，傅聰和弟弟傅敏聽話又乖巧。父親前腳剛跨出家門，傅聰就帶頭在家裡“大鬧天宮”。
葉永烈所著的《傅雷與傅聰》中提到，有一次父親外出，傅聰就趁機溜出去玩。他正在玩具店逛得入迷，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喊“阿聰”。傅聰回頭一看是父親，嚇得撒腿就往家裡跑。
傅聰小時候最期盼的事情是，父親的藝術家朋友們來家裡坐客聊天。他和傅敏就躲在門外，聽得入神。
精通美術理論的傅雷，曾試圖讓傅聰學畫。無奈傅聰不愛丹青，總是在紙上亂塗幾筆，傅雷便放棄了讓他學畫的打算。
·傅聰和父親傅雷
不愛畫畫的傅聰，卻從小表現出了對音樂的極大熱愛。
傅雷夫婦閒暇在家的時候，愛聽唱片。傅聰曾回憶，那是一架“老掉牙”的百代牌唱機，要用手搖柄搖上一陣子，才能使唱片轉動。
1957年，傅雷寫《傅聰的成長》回憶傅聰的童年：“三歲至四歲之間，站在小凳子上，頭剛好伸到和我的書桌一樣高的時候，就愛聽古典音樂。”
傅聰7歲半時，父親為他請來雷垣伯伯教他鋼琴。雷垣是位興趣廣泛、喜歡音樂的數學家。傅聰跟著他學了幾個月，父親關切地問雷垣：“阿聰有沒有出息？”雷伯伯拍著傅聰的腦袋，說他有一對“音樂耳朵”。
聽了雷垣的話，傅雷夫人“下了狠心”，給不到8歲的兒子租了一架鋼琴。傅雷則端端正正地為傅聰抄錄五線譜。
·傅雷還曾親手為兒子抄寫古詩詞。
和做學問一絲不苟的態度相似，傅雷對兒子在音樂上的培養也相當嚴苛。
“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79年，傅聰從英國首次回國，與父母好友錢鍾書夫婦追憶往事時說。兒時練琴，他邊彈奏邊偷看《水滸》。父親在三樓從琴聲察覺出異樣，下樓一聲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樣，嚇得人魂飛魄散。”
1944年起，10歲的傅聰師從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指揮家、意大利鋼琴家梅百器，打下了紮實的鋼琴基礎。
18歲時，傅聰進行了人生第一次公開演出，在蘭心劇場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五鋼琴協奏曲，隨即引發國內音樂界的注意。老前輩們紛紛推薦他代表祖國參加國際音樂比賽，傅聰也不負眾望捧回了一座又一座獎盃。
·青年時代的傅聰
1954年，傅聰離家留學波蘭。在音樂家肖邦的故鄉，他跟著“波蘭最好的肖邦研究學者”傑維茨基學習鋼琴。
那一年，傑維茨基74歲，精神還很好，“上課時喜歡站著，有時靠在鋼琴上，激動得不得了。遇到音樂慷慨激昂的時候，他會大聲吼起來”。
傅聰曾回憶，“他是一個非常嚴厲的老師，總是注意到每一個小節的毛病。我所有的毛病都未能逃過他的耳朵。”
1959年，傅聰以鋼琴家的身份首次在歐洲登臺，自此開始了在世界舞臺上的光輝徵程。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成為傅聰的高產期。20多年間，他共舉行了約2400場獨奏音樂會，與包括梅紐因、巴倫鮑伊姆、鄭京和等在內的許許多多國際著名演奏家合作過，共錄製了約50張唱片，演奏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
“離開《傅雷家書》很久了”
從傅聰背井離鄉追求音樂夢想起，遠在中國的傅雷就一直給兒子寫信，傾訴思念，諄諄教導，由此便有了那本著名的《傅雷家書》。
家書的內容便是父子間書信的合集。它們開始於1954年傅聰離家留學波蘭，終結至1966年傅雷夫婦“文革”中自盡。在這100多封遠寄歐洲的家書中，傅雷談到了做人的道德，藝術的修養。
·傅聰和父母在一起。
他曾在信裡鼓勵開導兒子：“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他和兒子成了“老友”：“在外倘有任何精神苦悶，也切勿隱瞞，別怕受埋怨。一個人有個大二十幾歲的人代出主意，決不會壞事。你務必信任我，也不要怕我說話太嚴，我平時對老朋友講話也無顧，那是你素知的。”
他分享自己的“擇偶觀”：“對終身伴侶的要求，正如對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樣不能太苛刻。”“對方把你作為她整個的世界固然很危險，但也很寶貴。”
1965年，傅聰當上爸爸後，傅雷還給傅聰寫信，傳授了他的教子經驗：“疼孩子固然要緊，養成紀律同樣要緊；幾個月大的時候不注意，到兩三歲時再收緊，大人小兒都要痛苦的。”
在12年間，傅雷和傅聰的通信內容，貫穿著傅聰國外生活的縮影，也映照著傅雷的翻譯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運起伏。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於上海浦東的海港陵園，傅聰和傅敏請人在墓碑上刻下了這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這句便是傅雷在家書中對兒子說的原話。
·傅聰回國悼念父親。
從《傅雷家書》中認識傅聰的人，似乎永遠把他當作一個聽從父親教導的謙遜孩子。殊不知，在《傅雷家書》出版近30年後，書中遠赴異國求學發展的青年，也在疫情重創世界的2020年末，撒手人寰。
2020年2月，曹可凡所著《我認識一些深情的人》出版，書中寫道，幾年前，他曾想讓傅聰先生說說《傅雷家書》背後的故事，大師卻擺了擺手，“唉，每個人見到我都要說《傅雷家書》，好像我老也長不大。其實，我也是望七之人，離開《傅雷家書》已經很久了……”
·《傅雷家書》1981年第一次出版。
“我東方人的根真是深”
從《傅雷家書》中的求學青年的身份剝離開，作為音樂大師的傅聰，在音樂領域的風格，始終離不開他在國內受到的文化浸染。
傅聰並不是一位炫技型的鋼琴家，也不是如江湖傳說手速可以快到“燃”爆的類型，在他指尖演奏出的肖邦、舒曼、舒伯特的作品，始終綿延出一種深邃的東方韻味。
“我的東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對西方文化鑽得深，越發現蘊藏在我內心裡的東方氣質。”傅聰曾這樣描述自己骨子裡的東西。
首次在國際比賽上拿獎之後，傅聰在寫給父親的家書中曾提到：中國人詩詞中含蓄的、浪漫的家國情懷像極了肖邦的內心。大概這也是他的演奏風格可以在肖邦的故鄉為眾多樂迷所心醉的原因，波蘭人曾將他稱為“最懂肖邦的人”。
·傅聰的音樂專輯。
1959年起，為了藝術背井離鄉的傅聰，一度也曾在特殊的歷史大環境下被扣上“叛國”的帽子。但他在剛到倫敦之時，就對報界公開發表聲明，給自己定下了3條規矩：不入英國國籍，不去臺灣省，不說不利祖國的話、不做不利祖國的事。
幾年後，身為著名鋼琴家的傅聰由於經常在各國演出，手中持有的中國護照簽證存在諸多不便。“迫不得已”之下，他只得打破了自己定下的第一條“不入英國國籍”的規矩。
在“文革”結束後，傅聰第一時間開啟回國演出。1976年，他在中央音樂學院舉行了音樂會。之後，他幾乎每年都回國演奏、講學，在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昆明等地，處處留下了他的音樂足跡。
·2010年，傅聰在國家大劇院演出。
作為鋼琴教育家，傅聰一直和倫敦皇家音樂學院保持密切的關係，也因此結識了許多中國鋼琴家。不論是給郎朗推薦《人間詞話》，還是讓李雲迪備受啟迪，傅聰對中國鋼琴家的影響深遠，與他在推進中國文化在音樂世界的傳承方面，一脈相承。
曹可凡在談到傅聰的音樂風格時，認為他心中始終存在中華民族文化的根，“有人問他對貝多芬和莫扎特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像杜甫，一個像李白。他會用‘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來解讀西方音樂，他對中華文化的那種愛，很難用語言去表達。”
在曹可凡看來，傅聰身為一個骨子裡的上海人，他對故鄉的懷念，往往是體現在味蕾上，每次到上海都要重吃一遍上海菜。“我覺得他的這一輩子其實沒有離開過祖國，沒有離開過上海。”來源：環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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