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去天上,跟傅雷先生相會了。
有“鋼琴詩人”美譽的傅聰,因感染新冠病毒,於英國去世。
噩耗傳來,讓筆者回想起2008年5月,傅雷百年誕辰,時年75歲的傅聰為黑白琴鍵上的紀念侃侃而談時,依然坦言“沒有父親的諄諄教導,就不可能有我這一輩子的人生軌跡”。
父親用文字,他用琴聲,交流書寫人生感悟與痛楚。傅聰坦言,《傅雷家書》中屢次提及他們父子最喜歡的作曲家是肖邦和舒伯特,當時他選擇肖邦6首練習曲先給百年誕辰的父親。“肖邦音樂有一種無限的惋惜,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一種無窮的懷念。化成一個字,就是‘情’,這是抒發對父親感情的最好方式。”
筆者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當時的傅聰依然戴著露指黑手套——是為他戰勝身體疾患後保護手部的“硬”裝備。他著一襲帶暗花的黑色中裝,不離手的“福爾摩斯”式菸鬥,則是他說話時的搭檔。
那時的傅聰,當然已不滿足於打開他的提問總是停留於《傅雷家書》,他直白:“很多觀眾喜歡與我交流《傅雷家書》,可我早已不是書中的那個小孩。這些年走了這麼多地方,彈了這麼久的鋼琴,音樂已成為我的習慣。”
願他安然奔往那條明亮的相會之路,與父親愉快地“手談”。
緬懷傅聰,筆者想與讀者共同打開2005年,時任解放日報文藝記者的筆者與李君娜女士,合作採寫的這樣一篇長訪談——
聽傅聰談“琴”說愛
文/伍斌 李君娜
傅聰要復出開音樂會了。
四年前在上海音樂廳與觀眾一別後,這位鋼琴家因頸椎病和手疾已有四年未曾來滬登臺。(2005年)5月8日,他將在東方藝術中心,重新釋放出串串凝聚著滄桑人生感慨的音符。
傅聰有點激動,早早從倫敦趕到上海,並主動請本報記者去他下榻的公寓見面談談。那天,客廳裡日光斜照,擺設規整。71歲的大師看上去精神很好,穿著休閒黑衣坐在沙發上,另一件靛藍色的唐裝,被隨意搭在另一邊的椅子上。當年,《傅雷家書》中那個需要父親循循誘導的孩子,如今已到古稀,雖然頭頂著“在世的肖邦”“鋼琴詩人”等光環,可他全無傳聞中的吝字如金、很難接近的樣子,侃侃而談,談對鋼琴、對人生的至真至性至愛……
我無論如何達不到完美
問:你手指上的舊疾恢復得如何了?會影響您的這次演奏嗎?
傅:不會啊,手指經過兩年的治療,已經徹底恢復正常了。
問:聽說這次音樂會上除了你一向擅長的肖邦作品外,還帶來了海頓的作品?
傅:是的,有三首,分別是海頓音樂生涯前期、中期和晚期的代表作品。
問:但是,您以前好像沒有彈奏過任何一首海頓的作品。
傅:我很慚愧。我直到最近才開始喜歡起海頓的音樂。以前一直很忽略海頓,直到我在上海音樂學院教課的時候,有個學生彈奏了一支海頓的曲目給我聽,才發覺他的音樂是如此美妙。有些人會覺得海頓的音樂聽了會讓人想睡覺,其實,海頓比莫扎特更注重將一些新鮮的元素放入作品中。這跟他的生存環境有關。他很早就被一個匈牙利公爵供養,不用為生計發愁,可以安心創作作品。
問:這一次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演奏海頓的作品嗎?
傅:之前在波蘭已經有過一次。波蘭有個新的肖邦協會成立,他們用真正“肖邦時代”的鋼琴,演奏肖邦的音樂,並邀請我開了一次音樂會。我當時就提出,可否在裡面穿插海頓的音樂,他們說沒問題。我選了三首分別代表海頓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作品。這次在上海的音樂會,也就沿用了這些演奏曲目。
問:您有“在世的肖邦”之美稱,那麼肖邦的作品應該是您最拿手的吧?
傅:沒有什麼所謂拿手不拿手的。只有在每一次的演奏過程當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每一次演奏的好與壞。但是若要談完美,我覺得我無論如何都達不到。沒有一個演奏家能窮盡音樂作品的全部,真正偉大的作品永遠比所有最偉大的演奏家更要偉大。同時,偉大的作品並沒有一個“唯一性”,作曲家在樂譜上完成的每一件作品,經過不同演奏家的演奏,又重新成為新作品。
不向兒子留“家書”
問:儘管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傅雷家書》的意義已經遠非“家書”,而是影響了中國幾代知識分子的一本書,但對你來說,《傅雷家書》卻永遠是您父親留給您的“家書”。你現在還看《傅雷家書》嗎?
傅:我不敢看《傅雷家書》。
問:你曾經說過這一觀點。我還是想知道,背後究竟是為什麼?
傅:每看一次都會大動感情,太激動了,以至於沒辦法正常工作。
“家書”已經在我的心裡了,不需要再看了。其實“家書”是我父親追求的一種精神價值。這個精神價值包含了很多東西,東方的西方的,是一個很博大的精神價值,可是絕對不是物慾橫流的世界。一切緣於功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讀懂“家書”的。
問:我們知道,你自己也早為人父。有沒有想過像傅雷先生那樣,對兩個兒子留下有形或無形的“家書”?
傅:沒有。我的第一個孩子凌霄是第一個夫人生的。離婚後,孩子沒有和我生活在一起,父子間的接觸不是很多。我接觸更多的主要是第二個兒子凌雲。如果一定要說對他言傳身教,那也就是他目睹了我在生活中的很多矛盾、痛苦和掙扎。但這個可能也對他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我很慚愧,沒有像我父親那樣為子女做那麼多。
本圖片由李君娜拍攝
問:你會要孩子們看《傅雷家書》嗎?
傅:不會。他們生在歐洲,文化和時代的背景截然不同,他們理解不了“家書”裡的精神。而且我也不贊成把自己的經歷強加到下一代身上。這跟我父親當年教育我是不同了。我和父親的文化背景是相同的,但是我和我的兒子之間,卻完全不同。基本上,對於子女,我順其自然。
問:那麼你的兩個兒子有沒有受您的影響,走上音樂道路?
傅:他們都沒有成為音樂人。我的小兒子現在攻讀哲學博士,我喜歡哲學,這可能受了我的影響吧。
郎朗如不這麼誇張會更好
問:你對現在的“新生代”鋼琴演奏家比如郎朗、李雲迪怎麼看?
傅:李雲迪我不熟,只聽過他的CD,沒有現場看過他表演。
郎朗是百年難得一見的音樂奇才,我非常欣賞他的音樂才能。如果單論天生音樂上的技巧,他肯定超過我。郎朗這一代很幸福,有最好的老師教,有最好的琴彈。我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8歲第一次接觸鋼琴,中間又中斷學習多年,直到17歲才算真正入門。學習音樂的最好的生理期就這麼白白流過。而郎朗在這個年齡時,已經成名。即便是上海音樂學院的任何一個學生,在這點上也都比我強。
問:郎朗的演奏方式,你怎麼看?
傅:有些人很喜歡郎朗的演奏,但是我看了,覺得誇張得不得了。這麼好的孩子,這麼好的音樂家,實在不需要這麼去做。我希望他的藝術能走到一個更高的境界上去。音樂家不僅僅要被聽眾喜歡,更要承擔起引導聽眾走向一個更高境界的審美趣味上去。這麼多年,我一直在堅持做這一點。目前的現狀是,談不上“中流砥柱”,幾乎是“孤軍奮戰”。但是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比賽文化”無文化
問:很多年輕的鋼琴家都是從國際大賽上脫穎而出,併為人們所認識,這點跟你當年的情況很像。但是您卻不止一次地提及反對音樂以比賽的形式出現,是嗎?
傅:比賽把音樂變成一種競技。名為“比賽文化”,實際卻是反文化,毫無文化可言。為了比賽而比賽,卻沒有系統性的學習,這都是功利主義的思想。我父親在“家書”裡曾說過,理想的狀態是維持一個平衡的對學問的追求。現在我回想當年,很是慚愧。那時把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比賽曲目的練習上,沒有好好練習巴赫的作品。而巴赫的作品,正是鋼琴入門的最需要紮實掌握的基本功。如今回過頭來,悔之已晚。
音樂比賽就是一次實用主義的“演義”。現在整個世界似乎都充滿了實用主義,沒有了真正的哲學。在實用主義者眼裡,哲學是荒唐和無病呻吟的。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謎,如果大家都是實用主義,怎麼可能會做夢?怎麼可能會有美?又怎麼可能思想併產生美的精神境界呢?又怎麼可能會有音樂?
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
問:你好像很喜歡蘇東坡的《江城子》。
傅:很喜歡。“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每次看到這一句,我都會掉眼淚。感情多真啊,是從心底裡流出來的。但我又不太喜歡蘇東坡的“大江東去,浪淘盡”,覺得有點“江湖氣”。但是同樣豪放的,我又很喜歡辛棄疾的詞和曹操的詩。這大概是個人趣味和敏感性所致吧。趣味的東西很難解釋。
問:你喜歡真性情的東西。但是據我瞭解,您並不太欣賞貝多芬的作品,難道他就不真實嗎?
傅:也不是不真實。打個比方吧。中國的藝術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在唐朝,李白就是道家藝術的代表,而杜甫就是儒家藝術的代表。相對而言,我更喜歡李白的詩作,因為都是直接從心底裡流出來的語言。而杜甫也不能說不喜歡,但杜甫太用力,就像貝多芬;而儒家的作品還有一定的說教意味,這也像貝多芬。其實,貝多芬有些作品未必就好,但是因為他是貝多芬。貝多芬一開口,他首先自己就認定自己說的很重要,別人也覺得他說的很重要。如果單純從我天生對音樂的喜好上而言,我更喜歡舒曼和莫扎特那樣的音樂。
問:是不是可以這麼說,貝多芬是一種“救贖”主義,而中國人的文化傳統更多地帶有“逃遁”色彩?對中國的音樂家來說,可能天然要接近於帶點“逃遁”色彩的莫扎特或舒曼?
傅:對,以中國人的天性,這是很自然的一種取捨。
問:大家都說您是中國文化和西方音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
傅:這是別人說的,不是我自己說的。我並不是故意要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應該是很自然而然的吧。
本文圖片除註明攝影者外,其他均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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