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馮驥才近影。
有評論家說，《藝術家們》是馮驥才的“精神自傳”，也是他的另一本“個人文化史”。
2020年10月首發《收穫》，由人民文學社出版的《藝術家們》，封面設計來自於一幅畫，叫《秋日的絮語》，是馮驥才2013年的畫作，這幅看起來頗為熱烈激情的畫，似乎跟我們印象中馮驥才的山水人文畫畫風不太一樣。
馮驥才曾經有志於繪畫，並有十五年的丹青生涯，“平山鬱夫說我的畫是現代人文畫，他是看出我的畫裡有敘事的成分。畫是主觀的、心靈的訴說，畫中景物有對畫家心靈的照應。”他口中的平山鬱夫，是當代日本著名畫家，被稱為“當代唐玄奘”。在《藝術家們》一書中，平山鬱夫出場，與主人公楚雲天有過一番關於藝術的討論。
“如果去‘大樹畫館’裡看我的畫，你能看到一些這樣的畫作，我喜歡秋天的時候，蘆葦花開，葦蕩裡的那種漫天的溫柔。我也喜歡“酣暢”，雄渾的氣勢。當然，畫家和作家一樣，不會只喜歡一種風格的美。”馮先生對本報記者說，“這幅《秋日的絮語》，它的色彩、筆觸，也體現了我的審美，我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幅畫。我覺得這幅畫和《藝術家們》的那種感覺十分契合，激情澎湃，有些感傷，有生命的莊重感。出版社的封面設計師也找到了一種合適的表達效果。”
大樹畫館是馮驥才先生於1993年創建的，1994年後，馮驥才先生投身城市歷史文化保護和民間文化搶救，畫館遂成承擔這一繁重工程的工作室。2005年，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建成。大樹畫館遷至此處。大樹畫館的“大樹”二字，取典於馮家先祖漢將軍馮異，為國建功卻不思封官，每逢諸將論功，必避於大樹之下，因被軍中尊稱“大樹將軍”。冰心先生生前深會馮驥才的用意，題寫了“大樹畫館”四字。
以上種種描述，提醒人們大作家馮驥才的另一重身份：當代藝術家。而在今天敢用一部長篇小說來寫“藝術家們”的，除了馮驥才之外，還可能有更合適的第二人麼？
通過一部《藝術家們》，馮驥才先生帶我們重回上世紀80年代。“我想，我們無法找到八十年代文壇、藝壇的那種純粹，但那種純粹卻保持在我心中。”他如是說。
在《藝術家們》的第三部分，在商品大潮裡，小說中的“三劍客”完全分道揚鑣，有的人在其中被毀掉了，有些江郎才盡了，有些屈服了。馮驥才沉吟道，“我們人生中也總會有這樣的情境，有些人走著走著就離開了。”
小說中男主人公楚雲天賣畫的情節，也是來自馮驥才一個類似的經歷。他曾經也為了籌款保護文化遺產而賣掉了自己心愛的畫。他非常理解那種難受和失落的感覺。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身份：一位風雨兼程的民間守望者。他是2018年的十大“中國非遺年度人物”之一。
馮驥才做文化遺產保護二十多年，這二十年，差不多把小說寫作放下了，因為做文化遺產保護，時間不等人慢慢來啊。所以也可以說，《藝術家們》是一部馮驥才回歸文壇的重磅作品。之前，他也出版過一些新的中短篇小說，但體量都沒有《藝術家們》那麼大。
“我沒有選擇，在二十年前的時候，在商品化大潮的衝擊下，很多文化的寶藏都風雨飄搖，我必須投入這個漩渦。面對商品化的一個時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作家或者藝術家，怎麼保持自己的純粹性，怎樣堅守時代思考的前沿，保持自己藝術的純粹性，這是始終要思考的問題。”這是藝術家，也是文化遺產保持者馮驥才發乎內心的責任感。
馮驥才做文化遺產保護這些年，經常能遇到許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一次，他去廣西做田野調查，得知有一個七百年曆史的苗族村寨，當地人對他說，你去了一定會喜歡，這個村寨背靠深山大林，有很多傳統的文化風俗。結果他們開車去了，遠遠看到很多大紅大綠、藍的紫的各種刺眼的、不協調的顏色，不像是一個村寨，倒像是晾了很多大被單。
“我心問，這是什麼呢？進去了一看才知道，整個村寨都是傳統的木質結構建築，幾百年曆史下來，它顯得很滄桑、很古樸，當地為了讓村寨顯得好看，就拿鮮豔的油漆塗了一遍。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美也是需要修養的。”
這樣一件事，刺激了他作為藝術家的本能。他認為，藝術家的工作，就是創造美，讓美在任何地方都成為勝利者。“所以我覺得，在大學裡提倡美育，給大學生一些符合美的規律的教育，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社會上很多商業的、混亂的、功利的、博眼球的東西，會搞亂人們審美的秩序。”他對本報記者說。
另一方面，他在保護民間藝術的時候，到鄉村去，也能感受到老百姓對美的熱愛。比如貼窗花。“窗子是一個屋子裡陽光最好的地方，如果他們剪了一個特別美的窗花，貼上去，那一定會給他們帶來一種好心情、帶來美的享受，也體現他們對生活的熱愛。”看到了生活中的美無處不在，又讓馮驥才感到欣喜。
在採訪中，記者感受到，馮驥才始終肩扛著多重身份，每一個身份背後，都是任重道遠。就像他說的，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不論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中，都應該找到內心的堅持，堅持自我。
比如這些年來一直在做的文化遺產保護，他如數家珍：二十世紀以來，我國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民間的文學、戲劇、音樂、舞蹈、曲藝、雜技、武術等等，全面進行了整理。現在進入了從國家級到縣級文化遺產保護名錄的，一共有十萬項，可以說中華大地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基本都知道了。
“我現在主要在做兩件事情。一個事情就是針對傳統村落保護，我要給傳統村落列一個‘保護清單’。如果沒有這個清單，隨便把這些傳統村落交給某個開發商或者商業團隊，那它可能還是會很快就變味，丟掉最本真的文化遺產。
“第二個，保護文化遺產要遵循科學的標準，要有專業的人才，要建立文化遺產學的學科。所以我正在籌建我們國家的大學裡的文化遺產學學科。”
馮先生說，做這些事情，雖然累，但是會很快樂。“如果我建立了一個學科，以後不見得我教這個學科的學生，但是隻要這個學科有了，從此我們就可以大量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了，有很多的年輕人會投入進來，保護我們的文化，想到這些我都會很快樂。”
馮驥才的快樂，其實就是這麼簡單。有這麼多事要做，可見時間一直是不夠用的。
《秋日的絮語》，馮驥才2013年的畫作。
馮驥才在他的一篇文章《一個時代結束了》寫道：“一切都變了，因為時代變了。時代終結，作家依在。他們全要換乘另一班車。但是，下一個時代未必還是文學的時代。歷史上屬於文學的時代區區可數，大多歲月文學甘於寂寞。作家們將面臨的，很可能是要在一個經濟時代裡從事文學。一個大漢扛著舢舨尋找河流，這是我對未來文學總的感覺。”
那麼，《藝術家們》之後，擁有多重身份的馮驥才先生，將如此安放他跟文學的關係呢？
他，曾經歷過文學的“解凍”期，也經歷了新時期的文學的各種探索變革。身為作家，馮驥才的《高女人與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炮打雙燈》、《俗世奇人》系列一直被人津津樂道。他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小說觀，寫過一篇文章叫《解放小說的樣式》。他說，寫作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讓自己的靈魂也得到了一次淨化，對自己的人生多了一次思考。
“當然人生是不可能重複的，就算思考了、徹悟了，或許也思辨了一些對與錯、是與非，但都回不去了。”
1942年2月9日出生的馮驥才，大半個世紀以來，一管毛筆，一支鋼筆，還不夠，再加兩條腿到處跑，搞田野調查，因為他認為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必須要深入到第一線，將自己的書齋搬到田野之中。忙忙碌碌間，很快他就虛歲八十了。
“到我這個年齡，再寫小說，人生況味，也就是人生的積澱、人生的感悟是很重的。到了一定的年齡，和年輕的時候寫東西真不一樣了。但是可以透露的是，我仍有很多關於文學的想法，還會繼續創作。文學也始終是我人生中一個不可分離的重要的部分。”
馮驥才這樣對本報記者說他對年齡的看法。
他生於天津市，祖籍浙江寧波慈城。他曾經寫過一篇散文叫《鄉魂》，寫的就是對故鄉的那種深切的情感。他在文中寫過，“在街上走走，來往行人說的寧波話一入耳朵，意外有種親切感透入心懷，驅散了令我茫然的陌生”。
他，既關注著鄉愁何來，又追問著鄉關何處。
4年前的四月春天，74歲的馮驥才坐了5個多小時的高鐵，特地回過一趟慈城老家，感受到故鄉小鎮的生活。他的祖居仍在，那天他站在老屋裡的老井前，對家鄉的人說，“我對這口井有一種依戀的感覺。因為這井水對我來說就像乳汁，我父親是喝這口水井的水長大的。”從那時起，有了馮驥才祖居博物館。
在故鄉慈城，與老宅的水井。
這些年，趁身體不錯時，他也跑了故鄉浙江的很多鄉鎮。在他的足跡間，搶救下不少古村落的寶貝。曾經有一次，他在龍泉小梅鎮大窯村考察時，見當地村裡正集資對一座古廟進行翻修，他發現兩側牆壁上的四幅繪畫，其中一幅已經被村民用白油漆重新描過。他仔細觀看尚未被破壞的三幅作品，初步確定是明代的木版壁畫。他馬上指出，憑這幾幅木版壁畫，這座古廟就可以申請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應該馬上對其它三幅壁畫妥善保護。
或許正因為對故鄉浙江的心心念念，今年12月初，馮老接受了來自故鄉頒給他的文學獎項：第五屆林斤瀾短篇小說獎 “傑出短篇小說作家獎”。
他說，故鄉有一種偉大而神奇的力量。像一塊巨大的磁石，牢牢吸住一切屬於它的人們，不管背離它多久多遠。似乎愈遠愈久便愈感到它的引力，這種引力是深入靈魂、是不可抗拒的。
他期望創作一部跟故鄉有關的作品。故鄉的文化，是他的精神源泉之一。
“我們現在是不可逆地進入了一個時代。我們要接受這樣的時代。在繚亂的、人容易浮躁的年代，人需要定力。”這是藝術家馮驥才的心聲，也可以說，是馮先生對新一年的人心與世事的期待。
以下，是本報記者與馮驥才先生在這個歲末的對話實錄——
【我要讓書中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一致】
《錢江晚報》：馮先生您好，《藝術家們》是您個人很看重的作品嗎？是否可以說，無論何時，早幾年或晚幾年，這是您必然會寫的一本書？也有人說，從楚雲天身上看到了您的影子，因為您的身份和楚雲天有些相似，既是畫家又是作家，比如《紅樓夢》，很多讀者都認同這是曹雪芹的自傳，您如何看待《藝術家們》的自傳性？楚雲天有您個人的投影，您寫的時候會不會有些保留或者說，有沒有不能放開手腳之處，因為怕讀者會對號入座？
馮驥才：這部小說裡雖然我用的不是第一人稱，但是我是站在楚雲天的角度來寫的，所以帶有一種“準第一人稱”的成分。我這點可以承認，這部作品融入了我很多個人的感受，個人的思考。但這不是一部自傳或者半自傳性質的作品。
我舉個例子，比如我寫楚雲天跟日本大畫家平山鬱夫的對話，還有跟吳冠中的對話，其實就是我跟他們的對話。我不能隨便編造平山鬱夫和吳冠中的話。我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在日本辦了一個比較大的畫展，是朝日新聞社給我辦的。辦畫展的時候，平山鬱夫先生是中日友好協會的會長。在日本，他給我出了一本畫展的畫集，主動提出要給我寫序。他那時也是日本國立藝術學院的院長，我到學院去見他，我們倆之間有一次關於現代藝術的交談。
我從楚雲天的角度去寫，我要讓書中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要一致，我要通過他的思想，跟這個時代的各式各樣的思想思潮雄辯，所以我會不自覺的要把我自己的一些生活場景、人生場景，一些感受放進去。但是不要把這個小說裡所有的事都認為是我。
寫這部小說，其實更多的是寫我人生的東西，心裡的東西，雖然不是自傳，卻情不自禁的會有我人生的體驗、感悟或者思考。
我可以透露一點，我把自己喜歡的美，寫在楚雲天身上了，比如他畫畫時的那種感覺、他對藝術的追求、對藝術精神的理解等等。我把這種豐富性寫在楚雲天身上了，這是情不自禁的。
《錢江晚報》：聽說您出版的《俗世奇人全本》發行了三十多萬冊呢，您這幾年創作力依然很旺盛，很好奇接下來還會有與故鄉有關的作品嗎？您接下來的藝和文的雙棲生涯會更側重寫作還是畫畫？
馮驥才：我說，我有四駕馬車，就是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和教育，這四駕馬車對我來說都很重要，都是我的一部分。我七十歲的時候，在北京辦了一個“四駕馬車”的展覽，當時我說，這四駕馬車，我都不能放棄。
現在寫了一個長篇，後面還有想法。因為一個作家不可能只有一個想法，可能腦子裡同時有好幾部小說。對我來講，文學不會放棄，繪畫也不會放棄。我也經常有繪畫的想法。但是這方面我不會投入太多的時間，因為其他的事情很多。
《錢江晚報》：之前您的《俗世奇人》系列，以鮮明的風格和民間立場風靡全國，青年作家葛亮去年特別提到了您的這個作品，應該說是一種寫作風格的標杆，《藝術家們》讀來，感覺完全是與之前的幽默化、民間化、市井化、世相化不同的另一種風格，很正，全書連句髒話都看不到，其中內在的一些東西，比如浪漫與情懷，審美與人文精神，理想主義，令人想到在中國風靡一時的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裡斯朵夫》，您寫作《藝術家們》時，是否刻意要告別《俗世奇人》和您早期成名時的一些小說的筆調風致，因為《藝術家們》中國藝術圈主要人物的社會身份，而配置給他們一種相比民間更主流的話語方式呢？
馮驥才：《俗世奇人》裡我寫的都是他者，是我對於生活、對歷史文化的認識，對天津這個地方的人的集體性格的認識。我在天津生活，從一個作家和一個城市的關係講，我有一點獨特性，我在天津出生、生活，沒有長時間離開過天津。所以我熟悉天津，喜歡天津的風土人情、文化、特別是天津人的性格。所以我的小說離不開天津這塊土地，天津的生活和天津人。不論在《俗世奇人》裡，還是在《藝術家們》裡，讀者都能看到我對這塊土地、這個城市文化、城市性格的書寫。
你說得對，《藝術家們》和《俗世奇人》是不一樣的，實際上，我寫這部藝術家們，是想讓讀者體驗到藝術家感受生活的方式，用藝術的情感去感受生活。我本身是畫畫的，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進入新時期文學以前，我專業畫了十五年畫。後來到了新時期，到了投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裡，我也沒有放棄畫畫，也始終關心、關注著畫壇。我有很多的藝術家、畫家朋友，他們的經歷以及我個人的經歷，我都很熟悉。所以我說《藝術家們》這部小說，我是用了“畫筆”和“鋼筆”兩支筆。我想讓我的人物用畫家的感覺、情感去生活，去愛戀，去發現生活，從事藝術創作，筆墨間充盈著畫家的激情、痛苦、疑慮、困境，這樣讓讀者看看藝術家們是怎樣生活的，從而讓內心對美更加的敏感。
【那是一個激流奔涌的年代，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情結】
《錢江晚報》：“三劍客”的80年代，他們在追求藝術的小圈子裡，精神上很幸福，那種美好彷彿不可複製，作為讀者我們是否可以猜想，馮先生您自己也曾親歷過這樣一個美好的時代生活場景？可以說說您對80年代的印象嗎？如果要跟今天的青年們描述或者定義一下1980年代，您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馮驥才：當然，《藝術家們》中很多美好的場景，都是我曾親身經歷過的，它們也都是我非常美好的回憶。關於八十年代，我曾寫過一本書叫《激流中》，裡面記錄了我在那個時期的創作、生活，很多溫暖、美好、純粹的經歷，太多值得回憶和思考的內容。那是一個激流奔涌的年代，我承認我有八十年代情結，不僅因為它是中國當代史的一個急轉彎，也是空前又獨特的文學時代。當然，它還是我人生一個跳躍式轉換的時代。
我想，我們無法找到八十年代文壇、藝壇的那種純粹，但那種純粹卻保持在我心中。
時代還是在向前發展，我也看到很多很好的年輕人。比如說文化遺產保護，雖然我自己說自己是失敗者，因為我想的太大了太美好了。但我在很多地方，前幾年我去了黔東南，那裡有一個傳統節日叫“姊妹節”，那一天裡，苗族的女孩子都盛裝出來。我遇到兩個年輕人，在苗族的一個寨子裡，他們用自己在外面的賺的錢，蓋了一個博物館，把苗族很多古老的服飾儘量保留下來。
在一個商品化的時代裡，他們可能沒法賺錢，但是他們想到用博物館保護自己文化裡根性的東西，他們是有眼光的。
不論在什麼年代，我們很多年輕人是有理想的。有時候想到這些年輕人，我都會很欣慰。
【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很多從事藝術的人首先被擊潰了】
《錢江晚報》：在《藝術家們》中，您表達了對當下更功利的消費時代的批評，質疑，甚至是對某種“銅臭”味表達了您的憤怒。在小說尾聲，一向溫文爾雅的楚雲天，終於對害了他摯友洛夫的惡俗又自以為是的女經紀人郝俊吼出了一聲“滾”，這一聲“滾”，像是憋了一個時代了，也不僅僅是對著厚臉皮的油膩經紀人發出的，您在書中提出了非常多的對藝術和金錢之間關係的思考，比如主人公楚雲天一直不贊同賣畫這件讓藝術跟金錢發生關係的事。那麼對於當下藝術圈，什麼是您不能容忍的，什麼是您正在試圖理解的呢？
馮驥才：時代在向前發展，現在是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這是我想的一個比較中心的問題。也是我在《藝術家們》中寫的，之所以這些藝術家們有不同的命運，甚至有些人最終是個悲劇，實際上跟市場經濟的認識有很大的關係。在商品大潮的衝擊下，很多從事藝術的人首先被擊潰了、毀滅了。在市場經濟的社會，如果我們不能清醒認識，就會產生一種庸俗的世界觀。現在很多時候對人的衡量和評價都是以財富為標準。很多人沒有把為社會做出重要貢獻的、默默無聞的科學家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把財富排行榜上富豪看得特別重要。從富豪榜上看人，不看人的真正價值，實際上就是庸俗的價值觀。
抵制這種庸俗的價值觀，使自己高貴起來。這個要求很高，不可能每個人都像《藝術家們》裡我寫的高宇奇那樣，但是可以有那樣的想法，可以反映到對生活中某個具體抉擇上去。這不能給銀行卡裡帶來多少數字，但可以讓人更自信，讓人更有精神的富有感，更少社會上的世俗的煩惱。
《錢江晚報》：我們接著上一個問題繼續說，時間在向前走著，一代新人換舊人，各領域如此，藝術和文化的潮流也在變化之中，藝術家是否非得保持純粹？賣個畫，讓自己日子過得好一點，難道不是無可厚非嗎？楚雲天對賣畫的看法和保留，是否正是您自己的觀念？那麼您認為藝術家們在消費時代，最必需堅守的是什麼？
馮驥才：應該說，我們現在是不可逆地進入了一個時代。我們要接受這樣的時代。在繚亂的、人容易浮躁的年代，人需要定力。藝術家們也需要定力。他們需要堅守自己的藝術理想。這也是我寫小說的一個想法。
在商品化時代，藝術作品可以是商品。但藝術家不要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商品。甚至改變了他們的初衷。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我看過各種各樣的藝術家，就像小說中“三劍客”之一的洛夫，他很有才華，但沒有自己的初心，沒有定力，就被時代捲來捲去，最後覆滅了。這也是一個悲劇。
《錢江晚報》：更進一步說，當下中國藝術圈水生火熱，怪象叢生，書中以洛夫的沉淪正面揭示了這種怪象，在現實中，藝術家或被捧殺，或被罵殺，因為與資本的曖昧關係，藝術家群體也容易被妖魔化而屏蔽了藝術家的本真，有些風頭正健的藝術家，在人們眼中就是一臺自動印鈔機，這個時代，人們與藝術家的交往也變得微妙起來，您書中也寫到了這種微妙。總之，大眾們如今對藝術家的看法真是一言難盡，好像還沒有一個重量級作家那麼在場地寫了跨過兩個時代的中國藝術圈，也為這個群體畫出了文學的塑像，您在醞釀此作時，是否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豪情，或者說因為您是馮驥才，您的身上必需揹負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
馮驥才：剛才也講到了，之所以寫《藝術家們》這部小說，是因為我本身就是畫家，我對畫家的所思所想，這麼多年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的經歷都非常熟悉。同時，我也希望將畫家獨特的審美眼光、生活方式、創作經歷表現出來。
關於你說的這些問題，我在書中寫過，美的最大敵人不一定是醜，也可能是俗。那麼俗是哪兒來的？我認為俗是庸俗社會觀、財富觀帶來的。我們進入市場經濟的時候，有一種東西瀰漫了我們的社會，腐蝕了我們的靈魂，腐蝕了藝術家的高貴的品質，這些東西就是庸俗社會觀，就是庸俗的價值觀。它瓦解了或者打垮了很多藝術家，也打垮了我小說裡邊的許多藝術家。他們本來是有激情的、才氣縱橫的藝術家，卻被打慘了甚至於毀滅了。
近二十年，尤其我們的藝壇上，我看了很多的並不在少數的藝術家，在庸俗社會觀的面前變成了弱者。如果直面醜惡的東西、邪惡的東西，我覺得很多藝術家的抵抗力沒有問題，但是對於俗，他們不見得都能抵抗，因為俗裡面還有很大的誘惑，包括財富的誘惑。我們的很多藝術家能夠抵擋壓力，但是抵擋不住誘惑。這樣他們原有的藝術理想就崩潰了，他們走向歧途了，不那麼高貴了，不再精神至上了，這些也是我覺得特別悲哀的一點。
但是我不僅僅把悲哀給了這些藝術家，我把悲哀也給了我很憧憬的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形象——高宇奇。我寫了這個理想的藝術家，但是又讓這個藝術家毀滅了，在一個不幸的車禍裡毀滅了。但是我想用這個悲劇撞擊讀者的心靈。
一支鋼筆，一管毛筆。
【我有點憐憫我的主人公了，所以給了他一個相對寬容的結局】
《錢江晚報》：《藝術家們》中地震後的那一場戲，我非常喜歡，這種友情的描寫，非常純真，可遇不可求啊，確實剎那間打動人心，您寫地震中三劍客的情誼，是否說明您本人也是很激賞伯牙與子期式高山流水的友誼？但這種精神層面的友誼，我們也看到了向人間煙火處的延伸，看到了災難時的人情溫暖，想問一下，書中“三劍客”在生活中有原型嗎，還是您像捏泥人一般，高度整合後讓這三劍橫空出世了？
馮驥才：我寫的這些藝術家，都是在藝術文化的荒漠裡生長出來的。那時候物質生活匱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但是精神上、尤其在藝術上的追求，能讓人非常幸福。我寫那些人跟人之間、藝術家之間的情誼，坦率說，有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感受到的。把他們寫出來，也是對一個純藝術時代的紀念。作家在寫小說的時候，他的人物，不管多麼有想象力，運用的細節都是來自於生活的，有些細節他要想象，也是在生活裡面產生這樣的細節的想象。
另外一個，一定要找到一些原型，我們現在所謂的原型。原型不見得你寫的就是某個現實中的人，而是一定要找到一個人，你才好在心裡感覺他，你感覺這個生命。如果你找不到那麼一個人，你沒法感覺他，因為他是一個生命，有血有肉的，你是有觸感的。
《錢江晚報》：我還想請您談談書中人物，儘管也有圍繞幾位主人公的不同女性出場，但能感受到，三劍客仍然佔據了這部長篇的輿論主場，讀的時候，我有一個想法，三劍客其實是三位一體的，可以合三劍為一劍，他們的命運也很可能是交叉的，無法分割開的，時事或運氣弄人，也許諸多偶然之下，楚雲天走著走著也可能是洛夫或羅潛？他們的個體命運並非是必然的？馮先生同意這種解讀嗎？
馮驥才：你這個解讀很有意思，藝術家在藝術終結的問題上都會面臨困境。
這還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每一位藝術家所面臨的誘惑、問題、困境都不同，他們的選擇也不同，這也造就了他們完全不同的命運。
楚雲天身上的很多東西，是我理想的東西，我把我的理想也賦予給他了。但是他也有他的問題，他不是完美的、超凡脫俗的。他的生活、情感都有曲折，有悲劇性。他從一個熱愛藝術的、傻乎乎的、充滿激情的、多愁善感的年輕人，涌入了時代大潮，他從自覺到不自覺，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進入市場大潮後，他也為名譽所累，也對不同藝術家的選擇而憂慮，但他有自己的堅守，他知道什麼東西是珍貴的，比如他幫洛夫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我本來想心狠一點，也給楚雲天一個悲劇，但是到小說結尾的地方，我有點憐憫我的主人公了，所以我給了他一個相對寬容的結局。
所以，你說他未來的命運會怎麼樣，是不是也會像洛夫、羅潛一樣，那這個人物就由讀者來暢想、解讀了。
《錢江晚報》：我很鍾情羅潛這個人物，洛夫式的被異化後的江郎才盡或許是悲劇之一種，那麼羅潛給人感覺，就是因為他的刻意與主流圈子保持疏離狀態，客觀上為他自己的懷才不遇推波助瀾，您寫這個人物時，是故意為他後來徹底隱遁，南下以商業畫謀生的大轉變留下空白嗎？羅潛似乎卑微地生活裡，低到了塵埃裡去，他是一個真正的老百姓，他身上似乎一直有光亮，我看到他是有自己的生活哲學和藝術哲學的人，是這樣嗎？這個人物常常比萬千寵愛於一身的成功者楚雲天更有打動人心之處，他的好，是作者故意不說，讓讀者去悟嗎？相比書中的黃山高士易瞭然之小隱隱於山，羅潛可否認為是一種大隱隱於市？
馮驥才：你關注到了羅潛，這一點很好。一個藝術家，也不是為了“成名”才成為藝術家。有些藝術家做了很多的努力，也不見得就“成名”。我覺得真正的藝術家，他們堅持從事藝術創作，就是因為他們有內心的慾望，那就是對美的憧憬和熱愛，還有他們要表達自己內心非常好的想象。
我曾經說過，為什麼畫畫，就是為了讓別人看到自己的內心。也正是因為這個，畫家們包括羅潛，他們去畫畫，去表達。就像音樂家一樣，他們不是為了成名才創作曲子，而是因為心中的旋律流露出來了，爆發出來了，所以才會創作。成不成名，不是藝術家的事情，是社會的事情。
羅潛有自己的選擇，當然他也有自己的問題。他選的生活方式，有主動選的，有被動選的，和楚雲天、洛夫他們不一樣，但這些都不妨礙他的藝術創作和表達。至於讀者會從他的經歷、從他身上會體會到什麼，那還是應該交給讀者來體會。
錢江晚報：作為一名女讀者，我對書中的女性人物很感興趣，似乎看到馮先生在書中對女性有一種“世風日下”的感嘆，楚雲天的青梅竹馬妻隋意更像您筆墨中的理想女性，但是以當下現代女性的眼光，隋意對丈夫在感情上的那種潔癖似乎有過於苛刻之嫌，她身上沒有一種理解人類感情複雜性和豐富性的寬度，可能閱讀《藝術家們》的新生代的讀者，並不覺得隋意是理想女性，她們也可能會欣賞白夜身上的現代性，那麼馮先生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怎樣的呢？
馮驥才：我這個小說裡面寫了三個女性，一個是雨霏，一個是白夜，一個是隋意。這三個女性形象，不能說都是理想化的，但我都喜歡。
隋意跟楚雲天小時候青梅竹馬，這是一種很單純的非常獨特的兄妹一樣的感情。雨霏這個女孩子是我所經歷、瞭解過的八十年代的女孩子。這些女孩子她們還有純精神的一方面，有她獨特的美。但是雨霏的形象，作為畫家來講，她有一種朦朧的、別樣的美。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那個女孩子白夜，她是聰明的、氣質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有修養的，但是她也有功利心。不同的女孩子在楚雲天的心裡惹起了很多的波瀾。寫這些內容的時候，我不是抱著鄙視、批判的態度，實際上也會覺得很美。
《錢江晚報》：有評論家說，您書中寫男女感情時保留比較多，就像參加您的這部長篇小說研討會的上海復旦大學教授王宏圖老師說的，您書中寫了兩段主人公的婚外戀情，看起來都非常節制，寫得也很古典，您是否同意，在您看來什麼樣的感情狀態才能稱得上愛情？我們看到書中的男女之情也在浪漫情懷和功利色彩之間徘徊，男主人公則在功成名就之後，對女性之情多了一些戒心，這些人物內心微妙處的刻畫，也是您想要向讀者呈現的時代困惑嗎？在您看來，純真的愛情，是否不能與名利沾邊呢？如果有年輕讀者對您說，馮先生，您的愛情觀是不是太保守了些，您會怎麼迴應？
馮驥才：每個人的愛情觀不見得都要相同，但我相信不論什麼年代，都還會有些共同性。我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真正的愛情，就是永遠恪守最初的誓言。
我寫的楚雲天的幾段感情經歷，實際上不僅有愛情的因素，也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不論是誰，都應該有自己清晰的價值觀、愛情觀，年輕時有一個自己的初心，把它想深一點。這樣才不至於被周圍各種各樣的誘惑所選擇，人生也不至於過亂了，以至於追悔莫及。
電影《炮打雙燈》和《神鞭》，小說原著馮驥才。
【我還是希望年輕人讀經典，屬於全人類的經典】
錢江晚報：您的責編腳印曾經感嘆，大家有新作不難，有這麼好的激情之作難。我也很認同《藝術家們》是您的“激情之作”的說法，您很快就80歲了，畫畫、寫作、非遺保護、教育四件大事一直忙得不亦樂乎，似乎件件有激情，而很多人卻被凡庸生活消磨了激情，職業，婚姻都是消磨激情的“兇手”，更多的人在當下沒有激情，只有生存，您可以跟我們讀者說說，一個人怎樣在生活的不同境遇中保持激情呢？
馮驥才：我寫過一本韓美林的口述史，叫《煉獄·天堂》，關於這本書，我之前和白巖鬆有過一個對話，他問我，韓美林經歷了那麼多痛苦的磨難，但他的畫中表現的都是光明的，你怎麼看？我當時說了一句，“太陽是黑夜下的蛋”，所有人都理解了。這也是我寫《藝術家們》這部小說的主題。不論生活中有多少磨難，多少困擾，畫家心裡都應有自己對藝術和生活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真正熱愛自己的文化、藝術，其實熱愛最重要的是保持，也不是有意去保持，會源源不斷的產生去堅持的激情。
錢江晚報：馮先生您作為老一輩的藝術家，除了做人，是否一直在堅守著自己的一種審美趣味，這種審美趣味，我們從您的畫中，您堅持在做的非遺傳承中，您的文字中都能感受到，我想問的是，您堅守的審美觀念，比如我看到您對審美似乎有較高的“純度”上的要求，您有沒有和當下的流美審美髮生對峙的時刻？
馮驥才：如果你來看我的學院，就可以看到，我在學院裡每一個角落都放了藝術品，我在建立學院的時候，就一直堅持一個想法，就是把學院“博物館化”。經常和藝術品，和人類的藝術精華在一起，人會受到美的養育。我希望學生在這種環境中，接觸不同的藝術品，受到不同時代的美的影響。這也是我生活的方式。我喜歡美、喜歡秩序。搞藝術的人的生活有兩個特點，一個是精神奢侈，一個是精神浪漫。這是藝術創作的前提。
錢江晚報：在書中您也寫到了楚雲天作為名人的各種困擾和無奈，當名人也是“痛並快樂著”，那麼名人藝術家到底可不可以清高呢？清高和傲慢的界線，又在哪裡？在您看來，“雅俗共賞”是個好詞嗎？
馮驥才：我剛才說的“美的另一個敵人是俗”，這裡的“俗”是指為吸引別人的眼球、商業化製造的“低俗、庸俗”和“雅俗共賞”不是同一個含義，實際上，愛美之心是人人皆有。
保護民間藝術的時候，我到鄉村去，我能感受到老百姓對美的熱愛。比如貼窗花。窗子是一個屋子裡陽光最好的地方，如果他們剪了一個特別美的窗花，貼上去，那一定會給他們帶來一種好心情、帶來美的享受，也體現他們對生活的熱愛。
對美的熱愛，實際上就是對生活熱愛的極致的表現。美是有品格的。老百姓創造的美不見得就是低的，精英階層創造的美不見得就是高的，有時候老百姓直接創造出來的本性的、樸素的美，往往也是一種大美。
錢江晚報：您是作品很早就被影視改編的，也就是說您是中國很早“觸電”的作家，比如《神鞭》，《藝術家們》接下來會“觸電”嗎？您對當下文學作品熱衷向影視轉化IP化的熱浪怎麼看？
馮驥才：這個時代是一個多元的時代，科技迅速發展的。我曾經參加過一個書展，上面有一個牌子，寫著文學改變生活，我說文學改變不了生活，真正能改變生活的，可能科技算一個。但是文學可以影響生活。定力來自於思考，而讀書可以幫助、啟發我們思考。這是讀書的意義。
至於會不會把作品改編成影視劇，這個我覺得應該報以開放的態度。各種藝術形式都有精品，都有經典，關鍵是能否通過合適的方式，帶給讀者真正有價值的內容。
真正重要的、永恆的還是經典。所以我說還是希望年輕人讀經典，屬於全人類的經典。因為它們長時間不斷地淘汰和甄別，才把最有價值的東西留了下來。
人物名片：
馮驥才，祖籍浙江寧波，1942年生於天津，中國當代作家、畫家和文化學者。“傷痕文學”代表作家，其“文化反思小說”在當今文壇影響深遠。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二百餘種。代表作《啊！》《雕花菸鬥》《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單筒望遠鏡》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韓、越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五十餘種。多次在國內外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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