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作為生產力和消費者的女性，蘊含了強大的社會能量。毫無疑問，這也是“女權”類話題能夠持續引發公共熱度的動力之一。如果我們將輿論空間理解為一個話語的市場，有消費實力的女性顯然在話語分配層面具有極強的存在感，而最關心女性問題的群體，顯然就是女性本人，尤其是中產階級女性。如今，大多數媒體若不考慮女性讀者的需求就無法生存。對於那些面向中產階級的媒體來說，有關“女性”覺醒的內容已成為其核心關懷。這也是“乘風破浪的姐姐”能在這個夏季攪動媒體社交圈的原因之一，它迎頭擊中了主流都市女性的欲與痛。
今年的母親節，短視頻博主Papi醬的一條微博引發了網友們對“冠姓權”的大討論。
2020年，性侵養女案、papi醬冠姓權等公共事件，不斷為之催生新的討論維度。中產階級女性關注內心感受，熱衷性別新聞，敏於覺察並試圖扭轉女性身份在生育、就業、情感、性與暴力等方面帶來的糾結、不快或傷害。不過，這一系列積極進取並不意味著女性已經翻轉了社會地位，或是在職場、家庭中壓倒了男性——話語的鬥爭雖然強勁，但話語首先爭取的是承認的政治，而與實際成果和現實境況之間往往存在錯位。
撰文 | 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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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勞，到苦惱
今天的女性，主流的自我期待和社會期待都是成為獨立女性，像是上野千鶴子所說的“長著女性面孔的兒子”，或是當代“巾幗不讓鬚眉”的“花木蘭”。也因此，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的女人，比前現代社會的女人們更多了一些煩惱，她們必須費力去爭取那些彷彿跳起來就夠得著的東西。相反，前現代的女人則無需參與男人們的競爭——這種機會壓根不存在，她們只需要像自己的母親一樣承受被決定好了的苦勞。而如今，任何一個對於給定位置感到不滿的女性都會感到苦惱，於是不得不主動去應付來自社會的厭女行徑及厭女情緒——這是來自父權制歷史不那麼愉快的饋贈，如影隨行。
上野千鶴子說過一句大實話，“沒有厭女症的女人，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成為女性主義者。”所謂“厭女”
（misogyny）
，是指對女性的憎恨與厭惡。但在實際經驗中，厭女不只是憎恨女性，還包括歧視、輕蔑、貶低女性，厭女者對女性的種種觀點，歸根結底在於對方的女性身份。女性自己也會厭女。儘管常常有女人號稱“我從來沒有拘泥過自己是女人這回事”，但這句話要麼可以翻譯為“我一直在迴避與厭女症的正面抗爭”，要麼可以理解為“我的地位優越，這使我免於普通女性的苦惱”。
我們得承認，當代女性贏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儘管更多的自由樣式集中體現在消費層面）
，不過，厭女症的諸種變體仍然陰靈不散，甚至變得更為隱蔽和靈活，阻礙著女性走出自我壓抑和自我厭惡。在“男女平等”、“性別中立”的“新常態”之下，對於這種社會慣性的克服，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女性內在認同探索上的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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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女性有多“自由”？
“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到。”歷史上“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生產理念，為中國女性留下了超乎其他東亞儒教國家的性別解放遺產。然而，今天女性的權利與自由，則更為強勁地彰顯在消費層面。消費層面的自由感，造就著今天的“獨立女性”。
女性在平等、無差別地消費著什麼文化產品？比如俊美、溫柔、純欲的“小鮮肉”明星。“追星”帶來戀愛的感覺 ，使得女性愈發對日常生活中那些缺乏性魅力卻迷之自信的“直男癌”不屑一顧。各式關注女性焦慮的電視劇、“她綜藝”——“少女們”的女團向女性提供關於如何與自我較勁、投射理想女性氣質的青春範本，“姐姐們”的女團則教授我們如何光鮮地對抗時間的磨損。“她綜藝”儘管總是不可避免地迎合和承受男性目光的凝視，但主體的消費者仍是女性姐妹，一種教學手冊式的女性產品。
相比19世紀的西歐婦女在百貨商店的採購中揮霍力比多，今天的女性產品則試圖滿足、並創造女性慾望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慾望與精神的出口。19世紀，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沉迷拙劣的愛情小說，那裡的“情郎勇敢得像獅子，溫柔得像羔羊，人品好得不能再好，衣著總是無懈可擊，哭起來卻又熱淚盈眶”。相比艾瑪在精神消費中體現的“極度功利的浪漫主義”，今天女性向穿越小說裡的自我意識，則蘊含了一種“極度浪漫的功利主義”：大女主以“成熟的心智佔有十幾歲小姑娘的花容月貌”，贏得純粹愛情或建立事功——在這個幻想世界裡，現代女性身份是一張凌駕於歷史的“免死金牌”，使穿越者完美規避了封建社會女性面前橫亙的深淵。
圖/視覺中國
在身體層面，女性似乎也在拿回主動權。2020年，“維多利亞的秘密”破產，富有象徵意味地體現出某種刻板女性形象的過時：一種“好看”但對女性來說難以實現的“完美身材”。而美國CK廣告“黑又醜”、跨性別的新晉模特，則在國內則觸發了網絡上的“身體羞辱”，
不少中國直男因此覺得世道變壞，審美遭到“醜女”的侮辱與戕害。這兩個事件，與其說體現出女性對於男性主流審美的顛覆，不如說，有關女性身體的審美話語權在發生轉移——女性並沒有要另立新美學、或放棄身體管理的意思，準確來說，她們反而更為嚴格自主地規訓自己的外貌。她們熱情擁抱削骨、假體植入和注射等新的身體技術，儘管它們似乎遠比從前西洋女人用鋼條和鯨魚骨束腰、或是古代中國女人裹小腳更為疼痛和殘酷。但是，只要是出於女性的“自由意志”，這些選擇就被視為一種女性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動性。
在今天，女性畢竟已是消費主力軍，有消費的主動權，而消費的多樣性反過來影響了商業生產的選擇
（比如大碼模特的出現）
。這種多樣性是嚴格被限定的，也被經濟、種族和地緣政治的因素所左右。相比男性可以那樣隨意收拾外表，女性總是遭到更多的外貌審視，這導致她們不自覺地審度和修飾自己。有意思的是，這種情況在自然界恰恰相反，比如孔雀，相貌平平的雌性動物總是冷漠拒絕與那些顏值不高的雄性交配。我們假想一下，在一個真正的母系社會，女性的自由恐怕是可以不修邊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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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蘭也會煩惱嗎？
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蘭”，她們是一群可以自由“從軍”的人——按照從前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要求自己變得更優秀，成為“多面手”，從而與舊時代處處受限的女性貧弱狀態劃清界限。
花木蘭，意味著僭越男權社會的女性規範，“男女都一樣”。在花木蘭的語境裡，則是女人和男人一樣投身大時代，共赴國難，成為報效國家的女英雄。這同樣是社會主義時期典型的女性狀態，一方面，這強有力地推動並庇護著男女平等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去性化”的性別文化，更像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男性化”過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批判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狀況：“這一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的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將‘女性’變為一種子虛烏有。女性在掙脫了歷史枷鎖的同時，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別。”
（戴錦華語）
戴錦華在《昨日之島》一書中指出，當代中國女性可能沒有花木蘭幸運。顯然，“當代花木蘭”的社會內涵和文化政治已經發生了轉移。“當代花木蘭”可以是形象上富有女性氣質的女強人，不過，花木蘭式的精神性別困擾，對於女性來說依然存在，甚至變得更加多樣。
《昨日之島》，戴錦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版
在我們的時代，自然屬性變得不再穩定，性別二元論頻繁遭遇理論上的顛覆，這帶來的是一種“花木蘭式”的自我認同危機——在社會層面，要像男人一樣，又要成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層面，透過今天的生殖技術，花木蘭還擁有了成為跨性別者、成為酷兒的自由。整體而言，當代人經歷著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離，性慾與生育的分離，這種分離既帶來進步的錯亂，也包含歷史的重負。
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湧現，也說明了這一點。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家對於“何為女性”進行了更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認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後天形成的”；安託瓦內特·福克堅持“人生而為兩性”；朱迪斯·巴特勒則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別框架，進入多元化的性別。此外還有布拉伊多蒂
（Rosi Braidotti）
、伊瑞葛來
（Luce Irigaray）
等人複雜、多重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女性主體。這些理論富有洞見且眼花繚亂，但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性別解放運動中，卻同樣出現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換了女性性別化身體的情況。
一些平權運動的參與者，會把磨平差異的主張看作是“開明”或“解放”。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被看作有緊密的因果關係。葉雯德在《英美平權運動轉向“封殺文化”，我們需要怎樣的性別哲學？》一文中，提出了一些關鍵的問題：生理差異是不是男女無法平權的原因？為什麼一些剛強、獨立的女性主義者，反而會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慾望？
圖/視覺中國
或許，我們也可以換一個問法，花木蘭那樣剛強、獨立的女性，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慾望？花木蘭在努力“成為男性”，她也有厭女症嗎？按照上野千鶴子的說法，厭女症在男女身上並不對稱。男人表現在對女性的蔑視；女人則表現為一種自我厭惡，是一種女性對女性、女性對自己的壓抑。在花木蘭的故事裡，女性的壓抑如同幽靈。
閻連科在新書《她們》中，明確表達了對於“花木蘭從軍”這個故事和人物
（身體）
的看法。在這個故事中，“沒有花木蘭在男人堆裡生活、生存的糾結、尷尬和矛盾，沒有寫出一個女性
（身體）
在男人世界裡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女性身體’在這兒完全消失了。”從“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鞭”，幾個蒙太奇就變身為“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的女兒狀態。有誰還能真的相信“花木蘭”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這種真實的困境，在歷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實地發生過：抗戰勝利後，一些戰友們在心理上難以或不願接受“花木蘭”的女性身份：“找個好妻子，不是郭俊卿。要個好戰友，就找郭俊卿。”郭俊卿一生未婚，戀愛失敗，又因為切除子宮，而無法成為母親
（儘管她後來領養了孩子）
。這是“花木蘭”困境最寫實的象徵。
花木蘭的故事，解釋權在誰手中？花木蘭被晚清報刊解讀為“女德”典範，“代父從軍為父盡孝，掩藏美貌保全貞節”；被柳亞子等現代愛國者解讀為“保我民族”、反抗敵軍的“巾幗能兵”，甚至為她最終放棄軍人身份、“著我舊時裳”而深感惋惜。然而，我們唯獨缺少花木蘭第一人稱的內心書寫與自我解讀。擁有女性身體的花木蘭，經歷著從古至今的自我壓抑。
《厭女》，（日）上野千鶴子著，王蘭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版
女性自我壓抑的現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來自社會不平等導致的屈從地位，是上野千鶴子《厭女》一書指出的父權制對女性壓抑的殘留。另一方面，除了外在的直接壓抑，還有內在的自我壓抑。在當下，即便女性脫離了屈從的社會地位，得到經濟自主和社會認同後，卻仍然頻頻感到個性上的壓抑。這種壓抑，是一種典型的花木蘭式的壓抑，比如女性殘餘的情感和個性被壓制、無視或蔑視，情慾和性慾的無處安放，在卸下社會身份時對突兀的自我感到羞恥。正如葉雯德指出，她們“都想要用自我規訓的方式否定無法交換的情感，以建立出一個剛強的、獨立的主體性格，結果也同樣造成情感的壓抑、禁慾主義和對私人情愛生活的羞恥感。”
對於“當代花木蘭”來說，這是一個女性崛起的時代，是“她經濟”勃發的時代，是大聲疾呼權利和進步的時代，但性別位差作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仍給女性的心靈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處在這個問題的邊緣或外部，而“花木蘭們”需要懷著真正的勇氣深入其中完成自我重建，畢竟，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放與自由。
作者｜董牧孜
編輯｜宮照華 李永博 張婷
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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