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前，《大運河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規劃》正式印發實施。這是文化和旅遊部組建以來出臺的第一個關於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的政策文件。事實上，自2014年正式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以來，大運河的發展就牽動了全中國乃至世界的目光。上海交通大學劉士林教授認為，中國大運河文化建設經歷了“兩次飛躍”，第一次是從“世界遺產”到“大運河文化帶”，主要解決的是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思想觀念問題；第二次是從“大運河文化帶”到“國家文化公園”，主要解決的是大運河文化建設“從何處下手”的落地實踐問題。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最重要的則是要突出抓好“一個先行”。以下是他在“交通大學運河講壇”上的演講。
在中國歷史上，大運河無疑是一項標誌性工程。它承載了中華文明的記憶，歷經兩千餘年、溝通五大水系，從京津冀到長三角，至今仍發揮著重要作用。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正式入選世界遺產名錄。在沉寂多年後，古老的大運河重新進入到中國人的生活世界，也開始吸引全球關注的目光。2019年《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以下簡稱國家《綱要》）和《長城、大運河、長徵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以下簡稱國家《方案》）相繼印發，2020年《大運河文化和旅遊融合發展規劃》發佈，這一系列舉措表明，大運河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回顧中國大運河這幾年來的發展歷程，最重要的收穫可以概括為“兩次飛躍”。而展望“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最重要的則是要突出抓好“一個先行”。今天的演講，我將圍繞這“兩次飛躍”和“一個先行”跟大家作分享交流。
第一次飛躍：從“世界遺產”到“大運河文化帶”
2014年中國大運河正式入選世界遺產名錄。當時的情景，容易使人想到兩個成語，即“鐵樹開花”和“枯木逢春”。實際上，成為世界遺產，並不只是戴了一個“帽子”，而是意味著中國大運河在人類文明體系中的地位和身份發生重大變遷。從此以後，它就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和文明財富，也是屬於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文明財富。魯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實際上，並不是所有“民族的”都可以成為“世界的”。前者真要想成為後者，是要走相當嚴謹的程序的，然後才能完成從“區域性”向“全球性”的鉅變。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大運河成為世界遺產，完成的是從“民族的”到“世界的”巨大層級飛躍，因此是一件真正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
從“中國的”大運河成為“世界的”文化遺產，還意味著古老的大運河真正開啟了在21世紀的全球化進程。這既是大運河曾有的直接連通海上絲綢之路、間接連通陸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功能的復活，也表明大運河正從一個接近廢棄的歷史遺存，搖身一變成為當今世界的公共文化產品。就前者而言，大運河就像一個重新受到高規格禮遇的老人，原本冷落、寂寞的膝下一下子聚集了大量的聽眾和觀眾，來聽他講述那些曾經的歷史輝煌和滄桑變化。就後者而言，他也徹底結束了過去的“清靜”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承擔起世界遺產公約特有的嚴格要求和巨大責任。這也可以看作是“權責一致原則”的生動體現。相比之下，後者有時候還會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大運河文化的傳承保護利用提升到現代性和全球化的高度上。
然而客觀地說，在申遺成功最初的日子裡，很多人對此缺乏必要和清醒的認識。他們一心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中，更多地則是在測算由此帶來的“名”和“利”，而對同時到來的更加莊嚴沉重的“責任”和“約束”缺乏必要的心理和思想準備。比如世界遺產有著嚴格的空間管制範圍，一些希望大建“運河水景房”的地產商很快就心灰意冷了。一些申遺城市也是如此，在最初的激動和興奮過後，很快發現成為世界遺產，不僅沒有帶來想象中的巨大現實收益，反而還要不斷地加大保護維護的開支。因此，在最初一段歡喜和熱鬧過後，世界遺產保護的錢從哪裡來、一些項目還“建不建”和“怎麼建”等，成為中國大運河建設開始直面的現實挑戰。由此，中國大運河建設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關鍵時刻，中央發聲定調，為大運河未來發展指明瞭方向。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專門批示，明確提出“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三項基本原則，傳遞了中國保護傳承世界遺產的決心和信心，明確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的基本原則和方針大計。具體說來，“保護好”和“傳承好”，是把世界遺產保護和運河文化傳承放在首位，從而為各種“巧借世界遺產名目搞經濟開發”的企圖和行為劃定了紅線。而同時提出的“利用好”，則進一步理順了文化遺產保護和開發利用發展的矛盾關係，不僅在觀念上超越了“原汁原味原生態”“一點都不能動”等僵化保護的思維方式，也為科學合理地開發運河資源、造福兩岸人民提供了基本遵循。最重要的是，這個“利用好”的原則，恰好為解決中國大運河建設“錢從哪裡來”“怎麼開發”和“開發到什麼程度”等重大關鍵問題提供了鑰匙。有了“利用好”的原則，就可以有產業的機會、金融的機會、建設的機會和項目的機會，這不僅可以為運河文化傳承保護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而且可以避免保護來保護去、最後把大運河變成了博物館裡的東西。
兩年以後，“三個好”的基本原則，直接轉化為國家《綱要》中的“三個帶”：一是璀璨文化帶，二是綠色生態帶，三是繽紛旅遊帶，由此形成了新時代中國大運河文化建設的系統功能定位。其中，“璀璨文化帶”對應於“保護好”和“傳承好”，主要體現了世界遺產保護的內在要求。“繽紛旅遊帶”對應於“利用好”，賦予大運河以鮮明的時代色彩和鮮活的生活內涵。“綠色生態帶”是一個基礎工程，一方面，運河水體治理、河道與兩岸自然景觀的修復等，直接改善了世界遺產的生存環境，也為“繽紛旅遊帶”建設提供了更優質的“山水林田湖草”等景觀資源；另一方面，生態保護不完全等同於文化保護，治理河體和修復環境本身需要生態技術產業，由此可帶動傳統產業轉型及高新技術發展。同時，由於很多運河城市就建在運河兩岸，“綠色生態帶”本身也是建設綠色城市的基礎工程，有助於提高運河城市對人才、產業和資本的吸引力，為促進世界遺產保護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供總體性的支撐保障。
由此可見，從主要講保護的“世界遺產”，到統籌兼顧保護與利用、傳承與發展的“大運河文化帶”，理順了“遺產保護”與“文化建設”的矛盾關係，構建了文化傳承、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因此成為中國大運河文化建設在觀念和實踐上的第一次重大飛躍，對協同推進“魅力運河”“美麗運河”“多彩運河”建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第二次飛躍：從“大運河文化帶”到“國家文化公園”
對於大運河文化建設來說，可能人們不太好理解的是：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簡稱“兩辦”）印發了國家《綱要》，作出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決策部署。2019年年底，兩辦又印發了國家《方案》，其中包含了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針對大運河文化建設，同一年內連續出臺兩份最高規格的政策文件，這在以往是很少見的。但這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才剛剛開始，又提出要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在接下來的建設中，是該把重點放在“一帶”上，還是放在“一園”上？對此，我想從兩方面加以討論和闡釋。
首先，要堅決避免把“一帶”和“一園”對立起來。規劃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和《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確定的國家重大文化工程，是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傳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舉措，也是堅定文化自信、集中打造中華文化重要標誌、建設全民共識的國家精神標識、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和吸引力的直接體現。目前，除了長城、長徵和大運河，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還明確提出建設黃河國家文化公園。由此可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是國家文化公園這一系統文化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在“十三五”時期一直謀劃、推動的文化建設工作，因此絕不存在“一園”取代“一帶”的問題。也就是說，那種以為“以後主要是建國家文化公園而不再建大運河文化帶”的揣測可以休矣。
其次，要看到“一園”和“一帶”具有相輔相成、暢通循環的內在聯繫。建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不僅是國家文化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同時也是出於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和運河沿線區域發展的現實需要。關於這一點，我想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分析和闡釋。
第一，這和大運河文化帶作為我國首個文化型區域發展規劃直接有關。在區域規劃中常見的“某某帶”，本質上是一種“帶狀”發展戰略，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符合國情現實的區域規劃新概念。但此前人們熟悉的是“經濟區”或“經濟帶”，如20世紀80年代涵蓋除山東以外整個華東地區的“長三角經濟區”，近年來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長江經濟帶”等。與之不同，儘管大運河也符合“帶狀”戰略的基本特徵，但卻沒有沿用經濟區或經濟帶概念，而是被冠以“文化帶”之名。
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大運河沿線的城鎮化水平、產業佈局、經濟總量、建設用地等差不多都到了“天花板”，沒有大的“空白”可以再上“大項目”，因此要把發展的重心放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上。從這個意義上說，使用“文化帶”，是有意和過去那種以片面依賴資源、要素投入為基本特點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相區別。二是“文化帶”的提出，同時還帶有鮮明的戰略導向和規劃引領作用，即要在區域發展中體現“文化引領城市和區域高質量發展”的新主線。國家《綱要》開門見山指出“以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為引領、統籌大運河沿線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制定本規劃綱要”，就是說大運河文化帶不是要再建一個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經濟區，而是要探索走出一條以文化傳承保護利用為引領，人文、生態和產業融合協調的區域發展新路子。為了突出文化引領的性質，因此才首次使用了“文化帶”的新概念。
第二，這符合中國大運河區域發展的內在規律。和世界遺產保護不知“錢從哪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不知“從何下手”不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一提出來，就迅速成為各地規劃和建設的熱點，這恰恰說明瞭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符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和實際需要。這個規律的要點在於，一方面範圍太小不行，會導致區域內的城市資源過於分散，難以形成較大的規模效應和較強的競爭力，但另一方面，範圍太大也不行，會導致區域內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果逐層遞減，最後還是無法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的目標。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同樣要遵從區域發展的普遍規律，即這個“文化帶”要有邊界，在規模上要適度。如果空間太大了，就會影響到區域的集聚效應和協同發展，最後的結果只能形成一大堆各自為戰、聯繫鬆散的城市，而無法建成一個內在聯繫緊密、分工體系合理、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區域發展軸帶。
第三，建設國家文化公園是促進大運河文化帶集聚發展的戰略舉措。大運河流淌2500多年，縱橫3200多公裡，橫跨歷史上的6大區域文化和今天的東中部8省市，最突出特點就是空間廣大、人口眾多、經濟活動密集、社會交往復雜、區域文化多元。但也正因為如此，要想一下子全部建成建好並不現實，因此需要集中優勢資源和兵力，分區域、分階段地加以推進。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由於空間可大可小，投資可多可少，一般又會選址在最有發展條件和優勢的“點”上，並在有限空間內可以統籌兼備“文化帶”“生態帶”“旅遊帶”三種功能，因此最適合先行一步，率先建設，最終完成“河為線，城為珠，線串珠，珠帶面”的建設任務，把中國大運河建成新時代宣傳中國形象、展示中華文明、彰顯文化自信的亮麗名片。
如果說，從“世界遺產”到“大運河文化帶”的第一次飛躍，主要解決的是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思想觀念問題，那麼可以說，從“大運河文化帶”到“國家文化公園”的第二次飛躍，則解決了中國大運河文化建設“從何處下手”的落地實踐問題。兩者相輔相成、良性循環，開創了世界遺產保護的新局面，構建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新格局。
“十四五”和2035：加快研究和推進江南運河先行區建設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2025年和2035年，也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兩個重要階段。
客觀上看，儘管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解決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缺乏“抓手”和“引擎”等問題，但由於前者和後者在空間範圍上一致，所以即便是大運河國家公園，也仍然顯得“大”、顯得“多”，仍然需要有資源稟賦更好、經濟基礎更強、發展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更高的城市和區域先行一步，以便形成一大批政策成果和建設經驗，構建一連串具有強大引擎功能的“節點”和“支點”。同時，由於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既要遵從一般經濟帶建設的普遍規律，也要遵從文化發展的特殊規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既要遵從一般國家公園建設的普遍規律，也需要探索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中的特殊規律，但此前相關經驗明顯不足，因此設立一些“試驗田”和“先行區”是十分必要的。
無論從大運河的歷史看，還是從今天的實際情況看，最適合承擔“試驗功能”和最有條件“先行一步”的，無疑是長三角城市群。歷史上的江南運河，北起鎮江、揚州，途經太湖東岸的蘇州，南到杭州，是京杭大運河的南段。在地理範圍上，和今天的長三角地區，特別是與以16個城市為核心區的長三角城市群大體疊合在一起。從文化資源上看，江南運河是大運河上色彩最為繽紛、故事最為動聽和景色最令人留戀的“文化線路”。從水運功能上看，江南運河是中國大運河中依然通航併發揮著重要交通功能的物流大通道。從經濟實力看，江南運河流經的城市和古鎮，也是長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最高、最為富庶的地區。同時，今天江浙兩省的運河城市，也是大運河文化帶和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最有成效的地方。因此，以環太湖為中心區，以揚子江和江南運河為兩軸，研究和規劃、建設江南運河先行區建設，不僅有助於在整體上推進江南運河文化的現代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高質量保護江南運河文化資源、高標準治理江南運河生態環境、高水平發展江南運河文化旅遊；而且，揚子江和江南運河也恰好構成了一個縱橫交織的“十字通道”，有利於加強長三角城市群內部的交流聯繫，能夠極大地促進長三角地區高質量和一體化發展。因此，深入開展江南運河文化的基礎理論和應用研究，探索構建促進江南運河城市協調發展的內在機制，率先開展江南運河文化先行區和江南運河國家文化園規劃建設，對於展示以江南文化為卓越品牌的中國文化形象、傳播以江南生活方式為鮮明標誌的中華文明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最後，如果用一句話來描繪我心目中大運河的理想願景，我覺得就是要建成“中華民族的重要象徵”和“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標誌”。也就是說，任何人只要一看到大運河，就能直觀感受到中華民族應有的人文景觀和精神風貌，並由此瞭解中華民族是怎樣偉大的一個民族。什麼時候，這個很感性的目標實現了，我想那就是中國大運河文化建設大功告成的時候。
【思想者小傳】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大運河文化建設研究》首席專家，國家發展改革委《〈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全年實施情況評估和分地區實施績效評估報告》項目負責人，中國商業史學會中國大運河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南京市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中心研究員等。（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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