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女》
作者：（日）上野千鶴子
譯者：王蘭
版本：上海三聯書店
2015年1月
在某種意義上，今天的女性似乎人人都是“花木蘭”，她們是一群可以自由“從軍”的人——按照從前男性的標準要求自己，要求自己變得更優秀，成為“多面手”，從而與舊時代處處受限的女性貧弱狀態劃清界限。
花木蘭，意味著僭越男權社會的女性規範，“男女都一樣”。在花木蘭的語境裡，則是女人和男人一樣投身大時代，共赴國難，成為報效國家的女英雄。這同樣是社會主義時期典型的女性狀態，一方面，這強有力地推動並庇護著男女平等的實現。另一方面，這種“去性化”的性別文化，更像是一種極為特殊的“男性化”過程。很多研究者在高度評價的同時，也批判社會主義時期的婦女狀況：“這一空前的婦女解放運動，在完成了對女性精神性別的解放和肉體奴役消除的同時，將‘女性’變為一種子虛烏有。女性在掙脫了歷史枷鎖的同時，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別。”（戴錦華語）
戴錦華在《昨日之島》一書中指出，當代中國女性可能沒有花木蘭幸運。顯然，“當代花木蘭”的社會內涵和文化政治已經發生了轉移。不過，花木蘭式的精神性別困擾，對於女性來說依然存在，甚至變得更加多樣。
在我們的時代，自然屬性變得不再穩定，性別二元論頻繁遭遇理論上的顛覆，這帶來的是一種“花木蘭式”的自我認同危機——在社會層面，要像男人一樣，又要成為真正的女人；而在生殖層面，透過今天的生殖技術，花木蘭還擁有了成為跨性別者、成為酷兒的自由。整體而言，當代人經歷著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分離，性慾與生育的分離，這種分離既帶來進步的錯亂，也包含歷史的重負。
各種形式的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的湧現，也說明了這一點。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家對於“何為女性”進行了更為幽微的探索。西蒙娜·波伏娃認為“女人不是先天的，是後天形成的”；安託瓦內特·福克堅持“人生而為兩性”；朱迪斯·巴特勒則要求超越二元性的性別框架，進入多元化的性別。此外還有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等人複雜、多重和充滿不確定性的女性主體。這些理論富有洞見且眼花繚亂，但在這些理論指導下的性別解放運動中，卻同樣出現了可疑地否定和替換了女性性別化身體的情況。
一些平權運動的參與者，會把磨平差異的主張看作是“開明”或“解放”。性別差異與性別不平等，被看作有緊密的因果關係。葉雯德在《英美平權運動轉向“封殺文化”，我們需要怎樣的性別哲學？》一文中，提出了一些關鍵的問題：生理差異是不是男女無法平權的原因？為什麼一些剛強、獨立的女性主義者，反而會壓抑自己的情感和慾望？
或許，我們也可以換一個問法，花木蘭那樣剛強、獨立的女性，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慾望？花木蘭在努力“成為男性”，她也有厭女症嗎？按照上野千鶴子的說法，厭女症在男女身上並不對稱。男人表現在對女性的蔑視；女人則表現為一種自我厭惡，是一種女性對女性、女性對自己的壓抑。在花木蘭的故事裡，女性的壓抑如同幽靈。
閻連科在新書《她們》中，明確表達了對於“花木蘭從軍”這個故事和人物（身體）的看法。在這個故事中，“沒有花木蘭在男人堆裡生活、生存的糾結、尷尬和矛盾，沒有寫出一個女性（身體）在男人世界裡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女性身體’在這兒完全消失了。”從“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鞭”，幾個蒙太奇就變身為“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的女兒狀態。有誰還能真的相信“花木蘭”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呢？這種真實的困境，在歷史人物郭俊卿身上真實地發生過：抗戰勝利後，戰友們難以或不願接受“花木蘭”的女性身份（不論是生理上還是心理上）。
女性自我壓抑的現象之所以存在，一方面來自社會不平等導致的屈從地位，是上野千鶴子《厭女》一書指出的父權制對女性壓抑的殘留。另一方面，在當下，即便女性脫離了屈從的社會地位，得到經濟自主和社會認同後，卻仍然頻頻感到個性上的壓抑。這種壓抑，是一種典型的花木蘭式的壓抑：女性殘餘情感和個性被壓制、無視或蔑視，因而在卸下社會身份時對突兀的自我感到羞恥。如葉雯德指出，她們“都想要用自我規訓的方式否定無法交換的情感，以建立出一個剛強的、獨立的主體性格，結果也同樣造成情感的壓抑、禁慾主義和對私人情愛生活的羞恥感。”
對於“當代花木蘭”來說，這是一個女性崛起的時代，是“她經濟”勃發的時代，是大聲疾呼權利和進步的時代，但性別差異作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仍給女性的心靈留下幽深的空洞，男性處在這個問題的邊緣或外部，而“花木蘭們”需要秉著真正的自我解放精神深入其中去改變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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