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圖/新京報網
文|徐立凡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時間12月21日，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發表推文稱，我們懷著悲痛的心情宣佈，前主任傅高義去世。據悉，傅高義於當地時間20日去世，享年90歲。
當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佈數條推特，對傅高義的去世表示哀悼。其推文稱，“知道傅高義去世的消息後，我很悲痛。他是一名傑出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一生致力於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為中美人民友誼和中美關係做出了重要貢獻。他針對中國問題的見解對學術領域和整個世界來說，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
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學派的代表人物，傅高義對中國、日本、韓國也多有研究。他的《日本第一》等著作名噪一時。他被認為是極少數精通中日兩國曆史的西方學者之一。
傅高義不是線性的歷史敘述者，而是在研究中注入了社會學、組織學角度。由此，其研究更加具有現實意義和比較意義。比如，他對於日本的研究，豐富了人們對一個東方成熟的現代化社會的認知，而這種認知可以反諸於觀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傅高義得以享有盛譽，大多源於他耗時10年，於2010年出版的研究中國的鉅著《鄧小平時代》。這本書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中國驚人而坎坷的經濟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記錄”。他因此被稱作“中國先生”。
傅高義之所以獲得這個評價，是因為他從1961年起就開始研究中國，歷時近60年。可以說，他跟蹤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大部分歷程。當代西方學者少有像他這樣的人，對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艱難、代價有深刻的理解，這種理解反映在《鄧小平時代》裡，就是傅高義對鄧小平的盛讚。
正如他所說：“在改善這麼多人生活水平方面，20世紀中有任何其他領導人比鄧小平做得更多嗎？在20世紀，有哪個領導者對世界歷史產生這樣巨大而長久的影響力？”
一些批評者認為，傅高義對於中國、日本的研究著作有過度褒揚之嫌。的確，傅高義的寫作少有一般權威著作的理性視角和學術高度，而帶有傳統敘事的特點。但這一特點源自他的雙重考量：一則，他的書是寫給中學生、普通人看的；二則，他以歷史結果為評價標準。這也決定了他對於中國現代化發展不吝讚揚。
我們今天紀念傅高義，是因為他記錄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且不憚於注入感情色彩。他有意擺脫了西方視角的敘事體系，這在具有冷戰式思維的人看來，是一種“脫序”之舉。但這種“脫序”正是完整認識中國與西方關係的應有起點。
我們今天紀念傅高義，還因為他即使到了晚年，依然積極為維護中美關係鼓與呼。他多次強調美國應該認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取得的成就。這種姿態在一些人看來是過於“入世”，但“入世”何嘗不是一個學者應該承擔的責任。
傅高義雖然去世了，但可以肯定，人們不會忘記這位“中國先生”的記錄。這不僅是因為傅高義的書“說了中國好話”，更在於他的書反映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對於正在行進的歷史，傅高義體現了一個學者的誠實。
□徐立凡（媒體人）
編輯：馬小龍 校對：李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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