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平凡的2020年轉眼間即將成為過去。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一年。尤其在上半年，我們大多數人都經歷了一段居家隔離的日子，在此期間，社會流動減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出現了比較大的變革。直播也因此興起，繼而改變著包括出版在內的文化行業，且持續至今。從直播介紹書、直播賣書到直播做新書發佈會，這些都是出版行業此前涉獵既不深、也不多的領域。
在此情形之下，作為一門傳統行業，圖書出版在今年也面臨加速變革的壓力。一方面，直播帶來了業務挑戰，使編輯不得不快速掌握視頻技術、要領，跟上潮流；另一方面，直播也推動著整個行業重塑“編-讀”關係。
當然，直播只是出版業在2020年比較顯著的變化之一。從年底看全年，甚至是看更長的時間段，圖書出版在互聯網、短視頻和快餐文化等熱門技術衝擊之下，已經被迫與那些從前“八杆子打不著”的領域爭奪讀者時間。書籍多而“讀者不夠用”，似乎已經是一種默認狀態。出版機構於是在選題、腰封、設計和紙張選擇上想盡辦法吸引讀者。與此同時，一些可能不被業內人認可的圖書則因其營銷方式成為暢銷之書。而在這些外部變化之外，編輯傳統業務內的分工、流程和理念同樣也有著變革的壓力。書封的風格，在分歧之下由誰來決定？新擴展的直播或活動任務，由誰來承擔細節？銷量受挫，業績不樂觀，工資收入如何維繫在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在一本書的背後，是無數編輯日夜焦慮、換尿布般的忙亂。
年底了，書評週刊盤點回顧這一整年的出版行業狀況，和讀者一起去見證出版業在特殊之年為出版、為閱讀做出的嘗試和改變，以及遇到的困境。在眾多觀察的方式中，今年我們選擇從出版業的個體經驗來觀察圖書出版的日常工作，包括這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包括他們的反思和憧憬。
或許，嘉賓們的分享可能是私人的、片面的，但一定是真誠的。本篇文章為基於此次活動，對年度出版業做的一些側面盤點。
撰文｜宮子
01
讀者太難伺候：
先從一本書的設計說起
紀錄片《書迷》（2018）劇照。
這一兩年，讀者們會發現，自己經常在購買一本書時收到很多周邊贈品。不少出版機構都加大了對文創的重視，簡單的如定製書籤、帆布袋、明信片，複雜的則可以是一次性閱讀碎紙機等。即使沒有在文創上耗費功夫，書籍的裝幀設計也越來越複雜，從平封和書封再到後來的腰封，現在買到一本外面裹著三層以上護封的書籍也不是什麼新鮮事。複雜的文創與包裝設計是出版機構將圖書作為商品進一步拓寬市場而採取的努力，它能夠吸引新的讀者，但也會讓一些只關注文字內容的讀者非常厭惡。
比如用薯片袋包裝的鮑勃·迪倫詩歌集：
再如“閱後即焚版”《在路上》：
在豆瓣上，能夠看到很多對類似書籍的低分評論，幾乎都是針對裝幀的，認為好好的一本書就被營銷策劃給搞壞了。
雖然不能強求每個讀者的視覺審美都去迎合出版機構的包裝潮流，但是，總覺得因此而給一本書打低分還是有些沒必要。一方面是有設計感的包裝本身就是圖書設計美學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真的不喜歡商業設計或者只對內容文字在意，那又何必如此在意它的外觀呢？
編輯們也只能感慨，毫無辦法。恰如王恰恰在活動現場提到的，批判腰封、設計、翻譯已經成為讀書界的一項“政治正確”，而這三者永遠沒有一個固定的、理想的答案，一本書的設計是否得當、翻譯是否最佳，連圖書責編自己心裡都不敢肯定，也就基本沒有任何反駁的空間。一本書有了腰封或華麗的設計，就是被商業給玷汙了。一本書的翻譯出現了幾處事實錯誤，那麼整本書的翻譯就都淪為了不靠譜。
但如果是討厭腰封上的內容，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並不是所有圖書的腰封上都是記不住名字的名人推薦和“數百萬讀者連夜含淚讀完”之類的浮誇宣傳語，有很多書籍的腰封也是編輯們認真撰寫的簡介或非常實用的信息。當我們討厭腰封的時候，也要想到，有多少逛書店的普通讀者正是通過腰封上的簡介，從而瞭解到一本書的大概內容，並願意掏錢將它買回去閱讀。否則，如果是一本某個冷門作家的書籍，只有書封上的書名和作者，從它旁邊經過的讀者又怎麼能第一時間瞭解到它的內容特點呢。
如果是討厭腰封這個形式，那麼，將嫌棄的腰封撕下來扔掉真的是個不需要費什麼力氣的事。編輯們自己也說，從來沒希望讀者喜歡過腰封，那就是個類似廣告語的東西，直接撕下來就行。
這些都是商業市場對書籍提出的要求。所以，讀者們痛恨的應該是那些虛假又浮誇的腰封，只是這個黑鍋逐漸背在了所有帶腰封的書籍身上。
現在的書，沒有腰封總感覺少了點什麼，但是又不想給它們做得太花哨、喧賓奪主，就是在商業化和堅持樸素之間盤旋。
不知道是不是出於這方面的糾結，“追問2020：出版一本書，一點都不簡單”現場嘉賓、挖掘國內純文學的編輯朱嶽，將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說腰封做成了這個樣子：
樸實，醒目，又讓人感到滿滿的拒絕。
02
十八般武藝：
編輯們的推書方式
一本書被設計出來之後，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如何銷售了。
2020年由於疫情的原因，出版機構在上半年的線下活動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線上直播活動。其實從近兩年開始，圖書出版就已經開始嘗試這種轉型，希望能夠擺脫傳統媒體和公眾文章的限制，用流量更大、更簡短快速的方式推薦書籍。然而，直播其實並不是一個特別適合出版的轉型方式，由於圖書本身的性質所決定，幾乎所有的圖書直播的流量都無法與短視頻競爭，直播看似開拓了龐大的讀者群體，但其實實際的影響非常有限，大多數直播活動依舊是在過去的讀者群體或朋友同行間進行傳播。
這種轉型，現場嘉賓們對它的定位也非常模糊。在營銷編輯眼中，它的確能帶來一點圖書銷量的增加。多數的策劃編輯則是出於合作需求而參與直播，本身進行直播的意願並非都強烈。
直播轉型與其說是一條發展道路，倒不如說是一種出於被動的選擇，出版機構在找不到明晰的未來發展路線時，便只好與潮流方式接軌，跟隨短視頻與直播帶貨的路線，開啟了這麼一場線上直播的熱潮。
線上直播的活動基本上是要靠營銷編輯來做的。然而，這其中也存在著幾個問題。首先一點是，營銷編輯並不是策劃編輯，他們手上並不是隻經營某一本書，而是好幾本書甚至十幾本書同時操作。這就導致很多時候編輯們不得不營銷一本自己都沒看過的書。如果有充足的準備時間還好，然而無法預測的突發狀況總是會讓營銷編輯們措手不及，有時只能硬著頭皮去給一本陌生的書做推廣。
《如何談論一本你沒有讀過的書》（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2009年1月。“希望編輯們能早日引進這本書，造福同行吧。”
但營銷如果只是能夠談論一下沒看過的書，也就太簡單了。這只是編輯們做的第一步。
接下來，圖書編輯還要和更多人對接，包括作者、讀者和媒體。作者有可能非常不靠譜，在敲定的活動日期的前一天突然告知臨時有事來不了，沒辦法，只能整個活動全都取消。媒體需要圖書簡介、資料包和活動稿，可很多時候，這些新聞報道的文字不是媒體記者寫的，而是出版機構編輯在做。
這基本是追逐效率和文化行業加速所帶來的必然結果。不僅是營銷編輯的工作節奏加快，文化記者們的工作節奏也非常快。最早的文化記者可能只需要操心一週的報紙版面該安排什麼文章，刊發什麼樣的內容，再之後就是隨著微信公眾號的崛起，文化記者們的工作節奏從圍繞著一週發行的十幾個版面變成了每天都要策劃的三四篇稿子，而現在，這個工作節奏變得更快，APP和網站的更新要求變成了一天好幾條，這些內容不可能都交給文化記者們自己去完成，很多文化稿件和活動的稿子，並不是記者本身不感興趣，而是真的時間上忙不過來。最後，就只好營銷編輯們親自上場，撰寫活動稿和媒體資料，交給記者們在媒體上刊發。
但其實，一場活動的流量到底怎麼樣，也很少取決於內容。這是一個流量的死循環——想要獲得流量，那就要從一開始擁有流量。邀請的嘉賓是否重磅、是否對觀眾有足夠吸引力、合作的平臺是否願意引流推薦、話題是否與熱點相關，這些都是決定一場線上直播活動能否火熱的主要因素。
想完成這些目標，也可以。可尷尬的地方在於，出版機構真的沒那麼多錢。不光是沒有邀請自帶流量的嘉賓的錢，甚至連做直播這件事情本身的經費都捉襟見肘。想想也是，賣書所獲得的收益真的不夠支撐做兩場重磅活動的。
王恰恰在現場講，有營銷同事來向她詢問，領導給某項活動的經費是多少。她當時只能看著那位同事說：我們的工資就是經費。
所以，營銷編輯還不能把宣傳活動搞得太有想象力，還得掌握理財技能。
然後，營銷做得成功吧，是領導和策劃編輯選題的厲害，做得不好吧，就是營銷編輯的能力不太行。
可能這些還不夠，線上直播要求編輯們要擁有應對突發狀況的能力。如果直播突然中斷了怎麼辦，如果技術出故障了又該怎麼辦——有一陣子，微信朋友圈裡出現了編程培訓的廣告，下面有幾十個編輯在點贊。
這是否意味著，最好還要掌握一點電腦程序方面的技能。
可是，今年出現的另外一個新事物，讓編輯們對電腦程序“怨聲載道”——ERP系統。這個噩夢般的ERP系統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就是所有流程都通過無紙化的雲辦公方式來解決。當它開發出來後，問題就來了。編輯們發現就像快語速的直播不適合書的氣質一樣，在管理系統中，也找不到比ERP更不適合出版行業的系統了。
出版公司與其他公司不同，在過去的幾年裡都形成了自己的經營模式，而且不同部門的工作方式也不一樣。比如有的專門做教材，有的專門做原創書籍，有的負責外版引進。
現在ERP系統正式使用後，做外版書的編輯們發現，根本沒有版權部申請授權的流程模塊。
或者，以前填個快遞單就能發樣書，現在等了十多天，要寄出去的樣書還老老實實地呆在原地——就是因為一個BUG提交給了錯誤的人，然後流程就被擱置。
最可怕的是，一個給出版機構定做的ERP系統，竟然會連印量成本統計的模塊都沒有。因為數據的疏漏，在統計網店銷售量的時候，來回審了三次，數據沒一次是一樣的……
本文作者宮子與一位編輯朋友的吐槽聊天。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呢——大概因為領導們直接找開發商做的系統，工程師直接做，而整個過程沒有一個出版環節的編輯參與進去，告訴他們出版機構不同部門的流程設定是什麼樣的。
最後的解決辦法只能是“雙管齊下”，一邊用ERP系統提交流程，一邊再在現實中把應該做的流程再走一遍，同時後者依然無法避免使用ERP系統……最後形成了一個流程“套娃”。
估計再嚴重的社交恐懼症，也麻木了。
楊朗（世紀文景營銷編輯）在活動現場。
03
堂吉訶德式困惑：
到底是因為情懷還是因為太傻
工作忙碌（主要是心累），讀者群體減少，營銷宣傳沒有顯著成效，還要忙著與各方溝通，做編輯是個非常辛苦的工作，而且薪酬待遇也並不高。當你在工作中談實際收益的時候，“扯情懷”在如今變得像是扯空話，然而，出版這個行業如果沒有情懷，是真的難以維持的。
當你做了一本怎麼也成不了爆款和暢銷書的小眾文學時，如果連情懷都沒有，那還怎麼支撐下去呢。
但是今年發生的事情讓讀者們對“情懷”這個詞充滿質疑。有譯者收不到稿費，有出版機構對作者進行剋扣，而之前鬧得沸沸揚揚的活字文化的事件，則讓任何在工作環節提到情懷的人，都有了一種被“PUA”的可能。情懷，彷彿成為了虛偽行徑的庇護傘。當對方沒有能力給予承諾或應得的收益並要求你犧牲時，“情懷”就變成了那個最頻繁出現的詞語。甚至，當你真的抱著情懷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大多數人也會懷著那種世故的洞悉力，要從你獲得的成就中找出不那麼情懷的事情。
例如在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公佈得主為路易絲·格麗克後，本來銷量一直相當慘淡、沒有大眾關注的詩集，頓時登上了暢銷榜。在文化媒體同行的朋友圈中，也能看到“祝賀大賣”之類的慶賀語，對銷量的關注馬上取代了對作品本身的關注。當然，能將冷門的書推向大眾是個好事情，能加印多賣，也是出版編輯們應得的回饋，只是，有時候在圖書出版中，情懷理想與商業的界限，的確非常模糊。
朱嶽（後浪文學主編）在活動現場。
在後浪做小眾原創文學的朱嶽也對這一點深有體會。他說，自己也是帶著想讓大家知道這個作者的心情去推書的，然而在其他人眼裡，他永遠是在給書做營銷。這就像堂吉訶德的那個處境，自己以為在挑戰理想的巨人，可在別人眼裡，卻不過是在圍繞著世俗的風車打轉。
“以前我推書別人不幫助，我覺得這麼正義的事業你都不加入，但是現在我明白了，人家看我就是在做營銷，就是推這個書，想多賣幾本，所以現在我好多了，不太想送別人了。”
即使情懷是真誠的，那麼現在留給情懷的土壤也正在變得貧瘠。出版機構畢竟要生存，想要達到足夠的銷售碼洋，辦法只有兩個——要麼賣出足夠的數量，要麼提升一本書的定價。
小眾書籍在數量上基本不會有什麼突破，能賣出兩三千本就不錯了，那麼就只好提升一本書的定價（現在定價在20元以下的書非常罕見了）。然而，把一本小說的定價提升到將近一百塊錢也很不現實，另外，即使定價很高，到了網點銷售那裡，誇張的折扣和滿減活動依然讓圖書銷售的數額慘淡。
原價45元的莉迪亞·戴維斯小說，最後可能只賣出去10元。如果趕上圖書節活動，這個價錢還有可能更低。
看著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書被白菜價賣出去，這個或許比工作上的勞累更讓編輯們難受。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工作多年的編輯不太建議新人入行的原因，或者，也一定要讓他們冷靜下來，深思熟慮後再決定要不要加入出版行業。如果真的對書籍和文化特別熱愛，做一個讀者是最完美的，真的進入出版行業後，新人們會發現，不可能一上來就直接交給你策劃一個選題，手上拿到的可能是自己根本不熟悉的書，推薦一本真心喜歡的書，別人會覺得你是在帶貨……
可為什麼出版工作如此艱苦，還是有人願意留在這裡勤勤懇懇地工作，為一本書的出版盡心竭力呢？
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2019）中的朱嶽。
大概，環境與氛圍依舊是最重要的一點吧。它畢竟還是與書距離最近的工作。如今，很少有工作能讓你肆意吐槽領導還不會被開除，可以讓你感受到周圍的大多數人還都是善良而單純的，讓你遇到有著相似精神追求的同伴，而不是一人獨行，在某個瞬間，你會發現大家都在為了某個不求回報的理想而忙碌。
儘管這個年代都在追逐效益和流量，大家都知道要面對現實，但編輯們還是會對自己的書心心念念，會因為一點點誠摯的推薦而開心，會擔憂地查看一條豆瓣上的低分差評併為此傷心。
情懷與理想真的是個很空泛的東西，然而，它又是如此珍貴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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