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20日去世，享年90歲。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21日發表推特說：“他是我們心中一位博學的學者，一個極好的朋友，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同日表示，傅高義教授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國對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對其家人表示誠摯慰問。傅高義教授為促進中美溝通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瞭解作出了不懈努力，中國將銘記他為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所作貢獻。
得到兩國民眾深切懷念且高度評價的傅高義，究竟是怎樣一位學者？
圖說：2018年9月5日傅高義（左）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接受採訪。新華社
“美國人應該瞭解中國”
傅高義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被認為是少有的精通中日兩國事務的美國學者，撰有《鄧小平時代》《日本新中產階級》等著作。
他1930年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特拉華市一個猶太人家庭，1950年畢業於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學，服過兩年兵役後考入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1963年，他出版第一本書《日本新中產階級》，聲名鵲起。
傅高義和中國有不解之緣。1961年，31歲的傅高義被費正清選中，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學習中文和中國歷史，併為自己取了個地道的中文名字。他說，“我知道在中文裡，‘義’意味著有很高的道德標準，這正是我想追求的。”
在傅高義與中國有關的著作中，最知名的當屬2011年出版的《鄧小平時代》，被視為向西方客觀介紹改革開放以來當代中國的重要著作。寫作期間，古稀之年的傅高義頻繁奔波於中國大地，參觀歷史博物館，與親歷歷史、和鄧小平有過交集的人們交談。他不止一次表示過，《鄧小平時代》創作的初衷是為了讓美國人更瞭解中國，“美國人對中國人不夠了解，在21世紀美國人應該瞭解中國”。
圖說：2013年4月10日，傅高義就其著作《鄧小平時代》接受成都商報專訪。東方IC
“理解中國”範式的結束
對中國作過多年紮實刻苦的研究，讓傅高義贏得了“中國先生”的稱號。對他的突然離世，不少中國學者深感遺憾。
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得知傅高義去世的消息深為震驚，因為一個多月前他們還在線上一起討論美國大選問題。
24年前，吳心伯和傅高義相識於上海。當時吳心伯30歲，傅高義66歲。此後，他們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交往。吳心伯對傅高義有著幾點深刻的印象：第一，濃厚的中國情結。傅高義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80年代曾到廣東從事半年多的考察，研究廣東的改革開放，2000年退休後傾注十年心血寫成《鄧小平時代》。雖然中國和日本都是他的研究對象，但他對中國的興趣和投入遠遠超過日本。第二，他研究中國不是從美國的經驗模式出發，而是從中國自身的環境和條件出發。傅高義經常說，治理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不容易，因此他特別注重研究中國如何根據自身條件和需要來設計制度、制定發展戰略，這使他能夠以一種相對客觀的態度看待中國的治理與發展。第三，以平等的態度與中國學者交往。傅高義向來注意傾聽中國學者的見解，虛心地交換意見。
傅高義十分關心中美關係，多次於關鍵時刻發聲。2019年7月，傅高義聯合100多位學者，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公開信。公開信題為《與中國為敵適得其反》，由以傅高義為首的幾位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的學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寫，指出美國對華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並提出建議。公開信發表時取得百名學者聯署簽名，發表後又有大批學者通過網絡繼續簽名。
吳心伯感嘆：“傅高義的去世，可能代表著一個研究中國的範式結束，即‘理解中國’。現在美國的年輕學者總是先入為主，對中國的研究越來越不接地氣，不夠客觀。”
當被問到如何用一句話評價傅高義時，吳心伯說：“交朋友。”過去20多年裡，傅高義一直和身邊年輕的中美兩國學者說，研究對方的前提就是先去交朋友，學習他們的文化，理解文化裡的內涵。在吳心伯看來，這一點非常重要。
從歷史角度審視問題
同樣作為東亞問題專家，上海市日本學會名譽會長吳寄南與傅高義有過3次交集。
“客廳不大，裝飾得也樸實無華。”2001年4月吳寄南訪美期間，在傅高義位於哈佛大學的家中見到了他。
傅高義於1979年和2000年先後發表《日本第一》和《日本還是第一嗎？》兩本著作。《日本第一》講述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日本經濟騰飛的歷史，但日本經濟隨後經歷低谷，業界開始質疑傅高義的分析和論斷。2000年，經過持續多年、與時俱進的觀察研究，傅高義又推出了《日本還是第一嗎？》。
“我向他提問：‘您對日本第一的判斷，現在來看存在問題嗎？’他笑著說：‘我覺得日本驕傲了，一味延續固有的發展模式，同時也沒有處理好同中國和美國的關係，落後並不意外。’”吳寄南迴想起和傅高義的第一次對話，傅高義給他留下了“非常直率”“講解深刻”的第一印象。
吳寄南與傅高義的第二、第三次會面都在上海，傅高義作為學者的細緻與認真，讓吳寄南感觸很深。
2017年傅高義再次來到上海，當時正值中日關係的低迷時期。“傅高義當時對我們說，研究中日關係不能只看最近幾十年，而應該將這段關係置於上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本質。”吳寄南說，這種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審視問題的態度，給了他很大啟迪。
“做研究一定要重視田野調查，掌握大量一手資料，才能避免道聽途說人雲亦雲。其次，要用歷史的眼光看問題，不能執著於一時、偶然的現象。此外，也不能僅關注一個國家，而要有全球眼光，從國與國的關聯中去觀察未來發展趨勢。”吳寄南感慨，傅高義嚴謹、務實和高瞻遠矚的學術精神值得每一位學者學習。
王若弦 杜雨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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