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實習生 胡辰
編輯 | 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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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經歷了百年流離的馬首銅像終於回到圓明園，成為第一件迴歸圓明園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而2020年恰好是圓明園罹難160週年。歷史時點的巧合使這一新聞引發了更廣泛的關注，許多人紛紛對文物歸國表示喜悅。
與此同時，也有人對馬首價格的一路炒高提出質疑：1985年前後，美國加州的布萊克警察以1500美元的單價賣掉了3只被當作浴巾架的獸首銅像（虎、牛、馬）。此後獸首價格飆升。2007年，何鴻燊以6910萬港元拍下馬首轉贈給保利博物館。到了2008年，兩隻獸首拍出了2800多萬歐元的天價。
國家博物館副館長陳履生曾經表示，“從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來看，圓明園獸首隻是一般性的歷史文物，它在超過五千年曆史的中國藝術發展史上，尤其是在中國雕塑藝術史上，可以忽略不計。而且它的血緣缺少中國文化的基因，所反映的是西方寫實雕塑的傳統，但將其放到西方雕塑史上來論，也只能說是一般性的雕塑。”原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羅哲文在接受採訪時認為，圓明園獸首的最大價值是見證了罪惡，其中承載著民族情感。
2019年11月16日，北京圓明園內展覽的十二獸首。（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回想2000年在香港拍賣牛頭和猴頭的現場，出現了意味深長的一幕。當北京保利藝術館顧問易蘇昊想要拍下此兩件獸首時，發現這裡已不再是單純的拍賣現場。場外有人高喊“停止拍賣賊贓，立即歸還國寶”，甚至有人喊出了“打倒賣國賊”的口號。伴隨“討伐”而來的是獸首身價與日俱增，它們已勢不可擋地成為多數人心中記錄著屈辱歷史的珍貴國寶。
顯然，馬首已被賦予諸多意義，不再能簡單以文物本身的價值衡量，馬首迴歸的背後也凝結了中國人對於文物的複雜情愫。那麼，文物對中國人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的文物觀念是如何形成的？國寶是如何成為國寶的？在後殖民主義的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西方國家博物館中海量的中國藏品呢？
中國人對文物的認知在近代以來一直在發生變化。傳統中國社會認為“形而下者謂之器”，並普遍將文物視為皇室的秘藏珍寶。而在列強用槍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後，中國人在現代意義上認知文物的歷程，從一開始就與屈辱和任人擺佈的歷史相連。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大批西方學者、探險家進入中國腹地進行考察和掠奪，數量巨大的文物流向海外，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考古學和博物館也在動盪中艱難生長。考古採集品及其歸屬常常被賦予民族主義的意涵，文物主權的觀念也日漸從學者擴展到社會各界。
博物館被視為現代中國啟蒙和富強的重要公共文化機構，紫禁城從皇室宮殿向故宮博物院的轉化也帶來了新的公共和平等觀念，這一嬗變在此後更長時間裡也產生了源源不斷的迴響。千禧年之後，文物歸國的路程仍舊曲折，有關文物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爭論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日益頻繁且複雜的文物交易，也為文物的歸屬權問題帶來了更大的變數。
01 文物與國難：中國人的創傷記憶
傳統中國區分器和道，《周易》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物在歷史上往往有著特定功能，或是作為儀式禮俗上的禮器或名器而存在，或是偏重玩賞性的“古董”或“古玩”。“文物”概念是近代化的產物，在與西方文明碰撞的過程中，中國人加深了對自身文明的體認，西方的中國熱也使得我們得以從外部視角重新欣賞傳統文化，文物逐漸被視為與國家文化、命運相連的國粹。
1860年，英法聯軍進入圓明園進行大規模掠奪和破壞，十二獸首從此走向了不同命運。然而這只是開始，中華文明瑰寶在接下來的百年間屢遭浩劫。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儘管放棄了火燒紫禁城的原計劃，無價的財富還是使得紫禁城成為了侵略者的眾矢之的。他們對紫禁城、圓明園、北京皇城和官署衙門等地大肆劫掠，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在《瓦德西拳亂筆記》中承認，中國文物當時所受毀損及搶劫的損失，其詳數將永不能查出，但為數必極重大無疑。據統計，在英國大英博物館和法國楓丹白露中國館，僅出自圓明園的文物合計就超過5萬件。
明龍紋琉璃瓦（圖片來源：大英博物館）
遠在京城兩千公裡之外的中國西部，局勢也不太平。世紀之交，斯坦因和伯希和以低價大批打包藏經洞的珍稀文獻，隨後來自各國的不速之客也紛紛進入藏經洞。僅英國和法國圖書館就藏有敦煌文書共1.7萬餘件（約佔總數的2/5），且均為精品，西北竹簡、甲骨等對探究中國歷史有重大價值的珍貴文物也遭此厄運。20世紀初，外國人在中國境內進行頻繁的文物交易，尤以盧芹齋和山中商會為甚，後者曾砍下天龍山石窟佛像佛頭運出國門。
可以說，中國人對於現代意義上的文物的感知，一開始就與西方侵略史緊密聯繫在一起。文物自此有了新的象徵意涵，一方面與國家悠久的歷史相勾連，另一方面也與屈辱的命運暗合。無力保護古物的場景被投射放大，似乎暗示著近代中國任人擺佈和掠奪的悲劇。
02 從文物主權到“北京猿人”：民族情感寄於何處
幾乎與20世紀初西方學者大規模進入中國進行考察同期，中國考古學發端。由於當時國內缺乏人才、設備和經驗進行考古挖掘和研究，外國學者參與其中幾乎是一種必然。在經歷了外國人可以自由進出中國進行考古挖掘和文物交易的無序之後，中國人逐漸意識到了保護文物的重要性。
1917年，瑞典學者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古生物化石採集，並向當時的中國調查所遞交了一份有關採集品分配的協議。雙方擬定由瑞典承擔全部費用和對標本的檢測分析，所收集到的標本由兩國平分，並規定允許採集品送至瑞典做科學研究。中方在後續的補充協議提出，這些標本需在運離兩年之內歸還中國。儘管協議有許多模糊不清之處，且在後續實踐中並沒有完全落實，但這無疑標誌著中國在維護文物主權上的進步。
約翰·古納·安特生，瑞典考古學家、古生物學家、地質學家，被認為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奠基人之一（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此前後，當時的中國政府陸續頒佈了《保存古物暫行辦法》《古物保存法》等法律規定，儘管並沒能阻止外國人在中國的考古收集行動，卻與同時期五四運動所激發的樸素民族主義情感一道，促成了文物主權觀念向普通民眾的擴展。曾經三次到中國西北考察的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在1926年第四次考察中國時，雖得到了中國外交部的許可，但遭到了輿論和報刊的強烈譴責，民眾掀起了一場遍及南京、北京及上海的抗議活動。這一行為也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北京學界為此專門成立了反對赫定考察計劃的“中國學術團體協會”並制定了六條原則，規定採集物“絕對不得運出國外”，並將外國人在中國的隨意調查、採集以及將所獲材料運至國外的行為，視為對國家主權的侵犯。
儘管“六條原則”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仍成功阻止了斯文·赫定的西北考察之行。自那之後中瑞雙方簽訂了長達十九條的合作協議，並建立了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為中外學術合作的先行者。斯文·赫定事後回憶起這次曲折的經歷說，“那不是我的過錯，而是標誌新時代開始的、從南方席捲整個中國的民族主義潮流的結果。”
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圖片來源：alchetron）
文物同國家主權的緊密關聯使其成為了民族主義的載體，這也影響著人們對考古採集品的看法——希望通過文物的發掘為悠久的中華文明尋找證據，緩解幾十年來抗擊侵略戰爭中屢屢受挫的民族自信心。近代以來，中國文化西來說曾盛極一時。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最早提出中國文化發源於西方。晚清之時，這一說法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追捧，他們意圖通過這種方式證明中國文化與西方同源，以進入更高級的文明序列，為反清尋找證據。然而在1920年前後，一戰打破了中國人心目中西方的良好形象，加之受五四運動影響，越來越多人開始對西方文明提出質疑，並重新審視中華文明。同時期，學術界發起古史辨運動，對古書記載的起源神話真實性提出質疑。在上述因素推動之下，學界也想要通過地下文物的發掘來證史，主動探尋中國文化的根源。
由此，中華民族起源問題已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而與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的現實際遇密切相關。1929年中國考古學家裴文中發現第一個北京猿人頭蓋骨，關於中國人起源的問題從此進入人們的視野。儘管在學術界，關於現代人到底是各地獨立演化的多地起源還是來自非洲的單一起源的爭議尚未有定論，但在社會大眾的普遍認知裡，北京猿人的考古發現被放入到了早已構建好的華夏起源神話之中，成為民族認同的一部分。這樣的考古發現也被視為凝聚民族情感、建構國家歷史和塑造認同的重要途徑。
03 從皇帝私有到公共財產：被博物館改變的文物觀
在近代中國，博物館概念的引入及相關的意義建構，為人們觀看文物提供了新的視角。1860年左右，傳教士將博物館的概念傳至上海，來華人士將它塑造為知識普及的象徵和開啟民智的手段，並極力宣揚西方優越性。出洋考察大臣曾向清帝諫言，“中國以數千年文明舊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實羞之。”張謇在參觀倫敦和巴黎博覽會歸來之後，力倡中國開辦博物館事業，成為國人中最早提倡並實現博物館計劃者。他認為博物館是極富時代特色、鼓吹工業文明的重要社會公共文化機構。尤其在進入民國之後，各地漸次設立博物館，它們同圖書館、檔案館一起，被納入到民眾教育體系之中並得到行政力量的推動，成為了社會富強和文明的標誌以及地方認同的紐帶。
在近代博物館的形成過程中，最引人矚目的便是故宮博物院的設立，它的出現帶來了“文物為公”意識的普及。中國曆代王朝有皇室收藏的傳統，乾隆時期達到頂峰，但這些藏品只供皇帝一人玩賞，除少數親近大臣之外，外人幾乎不可見。王室收藏的雙重性從未受到質疑——它們既是一家之私，也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瑰寶。而到了共和時期，其中的張力便彰顯出來。1912年清帝退位時與南京臨時政府簽訂了《清室優待條件》，其中包括有關王室的諸多臨時性條款，包括“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但究竟什麼是“原有之私產”？宮內藝術收藏究竟是國家寶藏還是個人私產？如何處置紫禁城內豐富的藏品，在當時引起了廣泛討論。
故宮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1924年馮玉祥以革命方式驅逐遜帝離開內廷，次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成立儀式在乾清宮正式開幕，由此，明清帝室宮苑正式成為公共博物館，這構成了20世紀中國最具政治象徵價值的時刻之一。學者季劍青認為，“昔日的紫禁城不再是皇帝一己之私產，而在思想和話語層面獲得某種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可以跨越地位和身份的差異，凝結在‘國家’這一新的觀念和符號上。”類似例子在世界範圍內也有出現，由法國王宮轉變為世界四大博物館之首的盧浮宮便是典型。
儘管在此後的幾十年間，關於如何為故宮定性、故宮與普通民眾是何關係仍屢有爭議，但皇室文物以及紫禁城本身的公有化進程還是不可逆轉地發生了，並奠定了之後一百年人們的認知。中國人逐漸形成一種觀念，認為私人或外國人隨意佔有和買賣文物是不正當的，國寶更是不能拿來交易的。因此人們時常將曾經的文物商人如盧芹齋和山中商會等冠以“文物大盜”的惡名，也會在提起將無數文物帶出宮外的溥儀時憤憤不平。
文物公有觀念的背後是平等意識的勃興。從帝制時代皇室的秘不可宣到共和時代的人人皆可進入，人們早已將博物館視作為公共財產，每個中國人都可以平等地共享文化遺產。近些年來與故宮相關的話題不斷，《我在故宮修文物》《國家寶藏》《上新了故宮》等節目的播出讓普通人以第一人稱視角，身臨其境地感受故宮內部的場景，觀眾與故宮形成了更緊密的情感聯結。這是馬首歸國給人們帶來真實觸動的原因，更是今年年初開車進故宮事件引發眾怒的解釋——人們害怕於這樣的公共空間中看到，在趕走了曾經的天子之後，又有新的特權階級進入。這亦是百年前變局所留下的遺產。
在一系列有關故宮的紀錄片受到歡迎及故宮IP化的嘗試之後，故宮與普通人之間的情感聯結正在愈加緊密。圖為故宮文物醫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04 民族的還是世界的：後殖民時代的歸屬權之爭
正是在文物被賦予了與民族國家休慼相關的新意義的背景之下，人們才會如此渴望文物回家。然而，在後殖民主義與國家間壁壘逐漸升起的過程中，歸國往往並不順利，文物到底是民族的還是普世的，這一問題仍在爭論當中。
2017年，陝西省昭陵博物館發佈《昭陵二駿中國等你回家》一文呼喚李世民陵墓六駿浮雕石刻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歸國，引起廣泛關注。這兩塊石雕曾在民國時期由盧芹齋運出國門，隨後被置於賓夕凡尼亞大學博物館。賓大博物館館藏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不同於其他博物館，館方並不諱言歷史。館長在接受採訪時迴應稱：他們從來沒有進入到文物現場進行主動開掘，“所有的中國收藏都是買來的，從來沒有任何賓大博物館的人到中國取走任何文物。如果是非法買的，我們必須歸還。”而當年的盧芹齋在面對盜竊、搶奪的指責之時，堅持“二駿”來自“中國高層”的首肯甚至親自出讓，買賣手續完全合法。
昭陵六駿浮雕石刻中的颯露紫（複製品）、拳毛騧（複製品）、白蹄烏（圖片來源：Wikipedia）
昭陵六駿所面臨的困境也許是萬千海外中國文物的縮影，通過法律手段追索文物之路漫長而艱難。國際上有關跨國文物收藏和交換的協議主要有195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武裝衝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1970年《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及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的《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法律界學者認為，運用這三條法律爭取權益困難重重。
首先，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承認這三部國際法的效力，英、美、日、德等西方文化市場國，同時也是主要的流失文物所在國，分別對三個公約表示抵制並拒絕加入。這就意味著國際法的普世性大打折扣，對比起龐大的流失數量，個別追索的方式會耗費巨大的金錢和精力成本。其次，它們的法律效力僅在該法頒佈以及相關國家加入之後才產生，對於中國文物大規模流出的二十世紀初期，國際法幾乎無所作為。比如《1970年公約》主要是通過對文物來源實行控制以及限制文物的國際流轉而起到預防文物流失的作用，但無法解決那些已經流失至海外並被私人佔有或已成“既成事實”的文物返還問題，“法不溯及既往”的國際原則讓文物歸還難上加難，其法律效力也相當有限。根據國際習慣，歸還文物僅為國際道德準則而非法律義務。
從理論層面上，人們對文物的歸屬問題也爭議頗多。文物國家主義者認為，每一個國家、民族和群體都對其創造出的文化成果享有合法的所有權。他們援引《世界人權宣言》指出，作為一種集體人權，民族自決權具有文化上的含義，並將文物的保護和返還問題納入了人權範疇，認為強佔其他群體文物的行為就是對該群體人權的永久侵犯。
文物的國際主義者則強調文明的普世性，認為文物是全人類的財富而不認為文物佔有國有返還的義務。早在18世紀，在涉及法國是否應返還拿破崙在意大利戰役中所掠奪的文物時，法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與考古學家Quatremere de Quincy就指出：“這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同屬於整個歐洲，而不是哪一國的獨有財產。”美國斯坦福大學J H Merryman曾列出利於文物的保存、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和文物的分佈應均衡三原則，認為對於已成為歷史遺留問題的被佔文物，不應不加分析地將其一律返還來源國。
2019年3月17日，《“千年壁畫、百年滄桑——古代壁畫暨流失海外珍貴壁畫再現傳播與展示”巡迴展覽》在北京中華世紀壇落幕。（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在涉及中國文物時，外國的古董商、學者和博物館館長分別提出過不同的理由，為在境外的中國文物進行辯護。古董商強調自己是合法購買的；學者認為將文物運到西方發達國家利於學術研究的進展，並指責過去中國沒有採取適當措施保護本國遺址，而這些在國外的文物在戰時受到安全保護；一些博物館館長則提出，此舉可以提升西方公眾對中國藝術的興趣。
希臘、埃及等文明古國都曾面對過這些爭議，國際主義和國家主義之爭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存在，而其背後是某種國際秩序霸權。例如Merryman主張文物在世界各地應得到適當的分佈，從而增加各國人民對本國和他國文化的認識和了解。而在現實中，文物的分佈極度不均衡，世界幾大博物館都設有數量眾多的各國和各區域分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的遺留，眾多來自世界各文明的珍寶都需要到這些西方國家才可以看到。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徐堅曾寫作《名山》一書，追溯中國早期博物館發展背後的思想史脈絡，該書扉頁上寫著“本書封面山西稷山縣興化寺壁畫由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授權使用”，極具諷刺意味。
05 尾聲
近代以來的中國一直瀰漫著富強焦慮和文明焦慮——前者是希望在物質文明上趕超西方，揖美追歐，實現現代化和強國夢；後者是希望扶起跌入谷底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尊嚴，追求文明覆興。
在文物身上，我們能夠看到兩者的結合。文物在彰顯文明的同時，也讓我們時刻想到西方侵略史的血淚與悲劇。在當下語境中，人們對歸屬權的討論也時常和國家富強相聯繫，希望以強大的國家為後盾找回失去的文物，重拾文化自信，出現了類似“我們國家富強了，有實力爭取我們曾經丟失的文物”這類論述。
而當我們過於重視文物作為國寶的意義，也可能帶來一個危險的傾向——將其簡化為一個符號，不再關注文物本身的價值和歷史淵源。同時，文物商人也可能利用這一點過分炒高價格，反過來人為加高了文物迴歸的門檻。如何在關注文化瑰寶和爭取文物權益的同時，不過分神化文物的意義，讓文物價值迴歸其本身，更加理性地看待文物，是今天所有人都要面對的一個矛盾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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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歸來的流失文物》，界面新聞
https://mp.weixin.qq.com/s/5goTZ-A_MTl79QQpWcuhYw
《老馬回家，大家保持隊形》，南風窗
https://mp.weixin.qq.com/s/2-u0WzDcp93ZM_QiIj8V_w
《被販賣的中國古董：追蹤近代文物流失的兩大推手》，國家人文歷史
https://mp.weixin.qq.com/s/7NJWPUFBuJKBTGVjfWfH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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