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轉向，即從抽象的、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轉向對物質載體及物質世界的研究，物質文化史作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日漸受到學界的重視。
其實，就物質文化史研究而言，近代中國博覽會史是一個絕佳的切入點。物質文化史所涉及的諸多歷史面相，如日常生活物品、工藝品與工業產品、自然景觀與歷史遺蹟、城市建築與城市環境史、物質發展的時空變化、物質文化與人的關係等，在博覽會中都有呈現，都有可能結合博覽會的特定時空對之進行深入的探討。
本文即是從“物”（things）或“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視角出發，結合近代中國博覽會會場、展館與展品，對何以為物、物之分類、物之內涵、物之昇華等問題，略作探討。重點在近代中國自辦的歷次博覽會，尤其是1910年在南京舉辦的南洋勸業會和1929年在杭州舉辦的西湖博覽會，但也兼及某些出國參與的國際博覽會。
“格物致知”的過程，既是新知的逐漸累積，也是思維方式的不斷更新
形形色色的博覽會與近代中國物質文化變遷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它們構成人們近距離觀察百年間中國人日常生活發展演變的最佳窗口，同時，又是匯聚、傳播物質進步相關知識的巨大平臺，以實物和工藝的尺子丈量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艱難步履。
博覽會的諸要素：展館、展品、分類、陳列、研究、評獎和推廣，在物質世界的自然狀態與有用狀態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使“自然之物”，成為“有用之物”；使“身外之物”，成為“為我所用之物”；使“小眾之物”，成為“大眾之物”；使“私人之物”成為“社會之物”，最終促成了“物”之轉化與“物”之昇華，也促進了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整體轉型。
“格物致知”的過程，既是新知的逐漸累積，也是思維方式的不斷更新。就博覽會而言，知識體系的形成更多源於對物品（展品）日趨精細的分類和觀察；認知體系的轉型則往往產生於對物品（展品）的研究、比較與科學的抽象，帶有更多理性認知的色彩。前者多是知識的量的累積，後者則牽涉國人思維方式的改變。即如何從擅長東方式的整體性、模糊性思維向西方式的解構性、精確性思維轉型；如何從對萬物的習慣性“籠統歸類”向現代科學的“精確歸類”轉型。較之於知識體系，認知方式的近代轉型似更為緩慢。
簡言之，從近代博覽會上展品及展陳方式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中國傳統知識體系如何與西方傳入的近代知識體系相接觸、融合與轉化；帶有很大侷限性的“地方知識”如何融入“全國知識”甚至“世界知識”；近代中國科學知識和認知體系的基本框架到底如何整合並最終形成。
從博覽會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觀察到近代中國製度演化和思想變遷的蛛絲馬跡
“道寓於器。”物質文化與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變遷雖不完全同步，但又相互勾連，相輔相成。
從博覽會上的器物演化史，大致可觀察到近代中國製度演化和思想變遷的蛛絲馬跡：從西器到西藝、西制的探索，因落後而產生的普遍焦慮，模仿與學習西方的強烈願望，國家意識和主權意識的上升，民族主義的強化，近代民族國家特徵的形成，從全盤西化向中國文化本位的迴歸，如此等等，在在皆是物質之“器”所載之“道”的演化，是物質背後隱藏的思想乃至政治。
從南洋勸業會到西湖博覽會，其間雖然只有短短近20年時間，但可以明顯看到經過辛亥革命這場大的社會震盪之後，民初的中國社會從物質生活到政治文化和社會風尚都發生了很大的轉移：尚新、趨新、革新已成為不可逆轉的社會潮流；新的社會秩序正在構建；以民族建國為中心的“工業化”和“革命化”日益成為20世紀中國的主流敘事。素來重視經濟發展的各式博覽會也概莫能外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對“國貨”和“國貨運動”的熱情持續升溫，便是其顯著標志。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完全可從博覽會這一嶄新的視角，另闢蹊徑，“問道於器”，更加深入地探討近代中國物質文化變遷和知識轉型的具體形式、路徑及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作者為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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