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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藝凡
2018年，我國有7700萬成年人是獨居狀態，而民政部最新的數據顯示，到了2021年，獨居人數將上升到9200萬。
“獨居”不是一個新鮮的概念，實際上，從2016年起，“空巢青年”這個稱謂就開始廣泛傳播，這批年輕人大多住在一二線城市，獨居並且獨行。
日本漫畫家高木直子的作品《一個人住的第五年》描繪了自己的獨居生活，這本書的豆瓣評論區中，可以看到近萬條讀者的心聲：
“一個人自在隨性的生活啊，偶爾的遺憾是沒人幫忙收快遞曬被子。”
“這姑娘咋就這麼像我呢？”
是啊，一個人住的高木直子，怎麼這麼像我們呢？我們，為什麼選擇了獨居呢？
2019年澎湃美數課的數據表明，中國獨居者中男性青年佔57.9%，女性佔42.1%，90後人數超過61%，73.8%的人是外地戶籍。
在大城市工作的獨居青年，大多剛從大學畢業，也非本地戶籍，這意味著在偌大的城市裡，他們需要重新開始，從零建立屬於自己的社交關係網。
但是，獨居青年在這個階段選擇了看起來十分“消極”的社交方式，沒有遵循尋求社群認同、人際聯結的傳統，他們默默沉浸在自己的房間裡。
年輕人雖然積極擁抱了城際移動，但並沒有完全站穩腳跟。研究“空巢青年”的學者常進鋒說：“城市的多變性使人們每天都在承受著風險和不確定性，而人類難以在有限時間內吸納，進而適應多變的城市空間，所以人們不再能夠按照傳統方式那樣保護自身。”
他們只是輕輕地嵌入了繁華的都市，依舊處於一個“無根”的漂泊階段。
一、二線城市的快節奏生活，指的不僅僅是“996”和“007”的困境，更是年輕人來到大都市後巨大經濟壓力和階層上升的渴望的體現。近幾年流行於網絡的“工具人”，就詼諧生動又不偏不倚地打中了這個靶心——多久之前，我們還會因為“你是我朋友”就義無反顧地幫對方的忙，而現在，在做出回答前，我們心裡“對我是否有利，又有多少利”的天平正在來回搖擺。
這當然不能完全怪這一代年輕人“更利己”、“更冷漠”，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傾向於儘可能攫取可以“紮根入土”的動力。
與此同時，現代社會的時空因精細化分工而被無限分割，每個人可以在特定的工作與生活場域自由地變換身份。但是對於需要拼搏的都市青年們來說，時間就等價於金錢，他們更難以從飛速遊離變換的場景中抽身，哪怕同家鄉的親人打個電話，也成為了一個需要“抽出時間”、“等我下班”的小小奢侈。
現代時間的特徵更多體現為一種功利主義的精打細算，而獨居則是保證時間不被他人佔用的最好方式，“空巢”之於獨居青年，或許是一種被動的選擇，是個體在城市空間擠壓下的權宜之計。
除了社會經濟與意識層面的改變，家庭結構也在變動。
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中，一戶戶小家庭自給自足，是最基本、最穩定的結構單位，家庭成員之間聯結緊密。地域上相近的宗族、鄉親通常具有血緣關係，有著較強的地域歸屬感。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中，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加快，人口流動變得頻繁劇烈。市場經濟對“平均分配、同勞同吃”造成了巨大沖擊，個體尋求最小單位上的利益最大化。到了80、90後這一代時，這個單位更明顯地從“家”縮小為了“人”，“家本位”與“個人本位”的碰撞在這年輕一代的身上尤為明顯。
90後這一代年輕人，大多已沒有“鄉里鄉親”、“夜不閉戶”的童年回憶，而是生活在一格格齊整美觀的小區公寓中，精密的防盜門隔絕開每家每戶的私密生活，小孩對親密關係對象的認知最多也不超過父母、祖父母一類。
青年離開家庭去外地打拼，是懷揣著“追求一個更好的生活”的願景，也是因為父母還有能力照顧自己時，他們可以毫無顧慮地去為自己拼搏一番。
與從前的家庭觀念更加不同的是，年輕人不再急著走入婚姻、組建家庭，繁忙的工作與巨大的社交壓力使他們無暇、無力考慮更緊密的婚姻關係。或者說，也沒有這個必要——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個體已然成了最小的穩定結構，一份剛好給自己舒適生活、或許還能補貼一些家用的工資讓獨居青年們沒有理由再像過去那樣，通過建立家庭關係來保障自身的安穩。
而婚姻對年輕人來說，有時也需要讓位於個體訴求。
“空巢青年”群體壯大的原因，最終還是要回到這些青年身上來。80、90後的成長環境使他們比父輩更清楚“我”的含義，也更向深處探索“自我”的可能。不必非要融入群體的安然、對個體特殊性的強調和對尋找“強共鳴”對象的挑剔，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獨居選擇。
他們暫時也找不到比窩在家裡更省心的事了。
“空巢”或許不只是一種新型生活狀態，更代表了社會中湧現的“個體化”傾向。並不是獨居加重了人們的孤獨感，而是在對個體生活的探索過程中，這些年輕人自然而然走到了獨居的階段。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 ( F. Tonnies) 認為，後現代社會生活的主要傾向之一就是個體化：單一個體意識到其自身人格、價值及目的都要掙脫束縛其的共同體，才可實現它自身的發展。而在這種個體思潮的指導下，“各種力量的發展不再以家庭作為單位，而是從個體出發，迫使人們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依據並做出決定。”
在《單身社會》中，克里南伯格認為社會增長的財富，對個體精神的崇拜，女性地位的提升，通訊方式的革新，大規模城市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獨居現象的蓬勃，而獨居生活“給了我們時間與空間，來實現有效率的自我隱居。孤獨，一旦我們學會與之相處，不僅能幫助我們恢復自己的精力，也能激發我們產生更好的、共同生活的新想法，——無論我們是什麼身份，或者此刻我們正以什麼方式生活，這都是我們最迫切需要的。”
的確，如果單單將獨居這個選擇看作一群年輕人對生活不負責任的逃避，或許只是一種狹隘的總括。實際上，這些年輕人在選擇一個人生活的時候，也開啟了對個人責任能力的探索。個體的身份從承受者（given）向責任者（task）轉型，並對他們行為的後果（副作用）負責。
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各種各樣的阻礙與衝突難免會在個體、人際和社會間出現，但獨居並不單單消極地意味著孤獨、失敗和無力。作為一個多種介質融合的過程，它或許可以給新一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提供一個選擇與反思自己生活的機會。
我們也不必放大獨居的快樂，或是獨居的痛苦。正如克里南伯格所說，“消除獨居帶來的痛苦的困難程度，其實等同於消除生活所帶來的痛苦。”但我們應該可以明確，在“空巢生活”中誠實地直面無“他者”在場的自己，是非常必要的。
更不用說，在今天這個網絡急速擴張、信息瞬息萬變的時代，獨居生活或許給了我們一個額外的選擇——“保持隱私與獨立的空間與時間。這意味著，獨居生活令人們有機會探索並認知自身生命的意義與目的。”
參考資料
1澎湃新聞《數說獨居青年：獨居真讓他們發現自由和孤獨的新境界嗎？》
2阿里數據《愛分享、重社交，一線城市“最空巢”》
3 艾裡克・克里南伯格. 單身社會[M].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5.
4常進鋒. "空巢青年"緣何"空巢"——一個時空社會學的解讀[J]. 中國青年研究, 2017, 000(005):7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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