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從12月8日到12月10日，由四川省作協、四川省文聯、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等支持，成都市文聯、成都市文廣旅局等主辦，成都市文聯《草堂》詩刊社等承辦的2020·第四屆成都國際詩歌周，在成都成功舉行。出於防控疫情的需要，取消了採風活動。詩人們更加安靜了，就“我們共同的星球 見證詩歌的溫暖和力量”和“成渝詩歌沙龍”為主題，在酒店展開研討和交流。關於疫情後時代，詩歌何為？以及川渝詩歌未來的發展，詩人們分享了各自對人類命運、詩歌未來、地域文化的深層思考。
10日下午，詩人們還移師杜甫草堂，繼續他們在成都的詩意之旅。在“世界同吟一首詩”——第四屆成都國際詩歌周朗誦會上，以朗誦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偉大詩人杜甫的敬意。人類不能完全預知災難，但是生活還是要繼續，詩意也給生活帶來了光亮和溫暖。詩人們用頭腦風暴的方式，用在場的方式，表達他們對成都的熱愛和信任，對詩歌的熱愛，對時代的責任感。
疫情後時代，我們該如何更深思考我們的存在？詩人應當如何進行書寫？要以怎麼樣的意識才能寫出不愧於時代的作品？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詩人吉狄馬加，四川省作協副主席、成都市文聯主席、詩人樑平，魯獎獲得者、陝西省作協副主席、詩人閻安，《中國藝術報》總編輯、詩人康偉，安徽省作協秘書長、《詩歌月刊》主編、詩人李雲，《詩潮》主編、詩人劉川，《上海文學》副社長、詩人張予佳，《花城》編輯安然，邰筐、木布木泰、施施然、包苞，以及俄羅斯詩人魯登科·瓦列裡、伊琳娜·丘特諾娃、哥倫比亞詩人李戈，美國詩人小易，斯洛伐克詩人馬裡昂·馬霍等人，在本屆詩歌週上，都各自分享他們對疫情後的世界和詩歌何為的深度思考。
疫情將全球化對漢語修辭表意功能的衝擊放到最大
肆虐全球並還在蔓延的新冠病毒已經從整體上改變了世界。病毒是全人類共同的敵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不同地域的人們都真切地感受到了這種巨大的變化。在吉狄馬加看來，“這種變化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並不亞於上一個世紀至今所爆發過的兩次世界大戰，這場疫情所帶來的國家間的關係、地緣政治的關係、不同族群的關係、不同價值體系的關係、不同經濟體的關係，實際上都已經被深刻的重塑。而詩人不能在此嚴峻的時刻缺席！”樑平說，一個詩人能對人類情感，公共事件願意表達，有表達情感的衝動。這非常值得尊重，因為詩人有表達的權利和責任。但他也提醒，“不要寫得花枝招展，因為那是極其不合宜，跟事件不匹配的。”
閻安直言在這樣的一個非常時期，坐下來討論詩歌，意義是非常深遠的。“新冠疫情證明瞭人類無論民族、國家、信仰多麼不同，歸根到底都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們應該像傷痛自己一樣，為人類的傷痛而悲哀。”在閻安看來，疫情的突發，將全球化對漢語修辭表意功能的衝擊放到了最大，疫情成為一場深刻的革命，“包括對人的一切，人的最本質屬性的，語言屬性的，這樣一場革命。”
面對全人類的共同的災難時，詩人要有全球意識
疫情以來，身為《詩歌》雜誌編輯的李雲，接觸了大量書寫疫情的詩歌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但也存在大量泥沙俱下的作品。他從編輯角度，建議詩人對疫情的寫作要力求逼近真實、道出真言、抒發真情。唯有堅持“真”的根本立場，才能創作出無愧於時代的作品。詩人要有超敏感意識，對稍縱即逝的過程進行敏銳的捕捉，從生活中捕捉詩意。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場全球流行病，只聚焦一個點寫不出來好的東西，面對全人類的共同的災難時，詩人要有全球意識。”
新冠疫情給全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它不僅考驗全球各個國家應急處置的能力，還考驗著道德考驗著人性。詩人邰筐提醒大家，“是不是可以反過來想一想，這也許是大自然對人類的一次警告呢？讓你不再那麼自信，不再那麼狂妄，不再那麼瘋狂，不再鬥天鬥地，讓你學會和大自然和平相處，讓你更珍惜生活，更熱愛這個世界。”
詩人觀察世界，也記錄人類心靈的溝壑
一場新冠疫情，把人類從自負的高地拉到了茫然的現實中。在詩人包苞看來，詩，是人類前行的“進行曲”。“一場新冠疫情，把人類從自負的高地拉到了茫然的現實中。回顧過去，每遇大事，詩歌總會衝鋒在前。這次也不例外。面對舉國封城，人人自危，詩歌再次唱響了人類前進的“進行曲”。這或許是詩歌的形制使然，只有它，更能唱出靈魂的迴響。在這期間，我也一直在用詩歌記錄我的生活。有了詩歌，就有了對美的嚮往，有了活下去的無限可能，有了人類抵禦獸性的堅強盾牌。無疑，詩歌，是上帝唯一分發給人的一面旗幟，它指引我們前行，號召我們團結起來，對自己說不。沒有一首好的詩歌是屬於自己的，它都屬於人類大眾，屬於人類的共同未來。感謝詩歌。”
詩人施施然回憶起今年春天，“我們在封閉中度過了整個春季。窗外，柳枝綠了，桃花、杏花、玉蘭、海棠漸次綻放出鮮麗與芳香。燕子在簷下翻飛，鴿群在空中翱翔，猴子和梅花鹿堂而皇之奔走在沒有車輛和行人的街道……一切彷彿都是自由的，只有人類被禁錮在玻璃窗內，一步也不能離開。疫情期間，除了力所能及地為抗疫做些捐款捐物的實事，隔離在家也是在為抗疫做貢獻。詩人觀察世界，也記錄人類心靈的溝壑，我想說，這就是詩歌的力量，也是詩人的擔當。”
疫情帶來的精神壁壘和偏見，還是要依靠文學和詩歌來解決
疫情之下，很多的個體“我”被分裂成了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與遠方有關、和世界有一種互相影響的總體性的“我”，一部分是由於疫情的隔離，與世界切割開來作為個體的“我”。
如何處理好這兩個“我”在疫情中的寫作？劉川認為，還是要回到對“文學”“文化”的本質理解上去。他從“文”字的詞義演變進行了分析，“文”最基礎的意思是紋路、花紋，有裝飾的作用，代表了文學修辭的一面，後來，“文”字又有了思想的意思。“抗疫和疫情之後的詩歌寫作，關鍵看詩人如何運用詩作為‘思’的工具，”劉川說，要讓詩歌在修辭之外，更多地發揮對人的激勵作用，使人既成為總體的人，又成為個體的人。劉川相信，詩歌中蘊含有讓人超脫個體的侷限，成為總體的人的能力。疫苗、治療只是從形而下的角度解決了疫情，“但具體到人們的精神層面上，疫情對人的各種改變、帶來的精神壁壘和偏見等，還是要依靠文學、依靠詩歌來解決。”
詩人林雪首先分享了疫情以來，自己經歷的變化。基於疫情給人類生活帶來的這些細微但深刻的變化，林雪提出“詩歌如何表現災難的意義”的問題。林雪表示，災難與人類相伴相生，遠古時代人們的認知有限，地震、海嘯、戰爭等災害往往會深刻刺激人類心靈。與此相伴隨，文學和寫作在災難上從未缺席，古今中外文學介入災難、介入公共生活的例子不勝枚舉。用筆記錄和描繪災難，是詩人對公共生活擔負的義務，文學應當為人類的災難構建記憶檔案，並且提供安撫、希望與救贖。結合自身對鄉村的觀察，林雪也指出，當前文學在表現城市和鄉村的抗疫上存在較明顯的不平衡，鄉村基本處於空白，她希望接下來詩人、作家們能夠把鄉村納入文學、文化的命題裡，豐富文學資源，也增強對鄉村的文學表達。
詩人描述今天怎麼面對新的情況、人類呈現怎樣新的狀態，在歷史上會有價值
俄羅斯女詩人丘特諾娃在詩歌週期間向大家分享了一本名為《被時間看到的人》的市集，這本詩集收錄了分佈在9個國家、50多座城市的俄語詩人的詩歌作品，內容很多都與疫情相關。
疫情期間，很多文化活動都改成線上方式進行，這客觀上使身處中國的俄羅斯詩人伊琳娜·丘特諾娃有了更多機會參與全球各地的詩歌活動。“疫情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原來無法參加的活動現在可以參加了，也使我不斷思考這個因為疫情到來的全新的時代，”丘諾特娃提出了“詩人為誰寫詩”的問題，認為優秀的詩歌是具有歷史價值的，“詩人描述今天怎麼面對新的情況、人類呈現出怎樣新的狀態，在歷史上會有價值。”
斯洛伐克詩人馬裡昂·馬霍認為，由於全球化，任何國家都無法在閉關自守中實現繁榮昌盛，任何國家都無法自行解決諸如貧窮、戰爭和環境災難等全球性問題。“我們需要真誠的對話來理解彼此，討論必須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為了世界和平、全球發展和環境保護，所有國家都必須採取行動。”
作為本次主題討論活動的主持人，詩人康偉點出“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背景下，再來回顧今年我們共同走過的抗擊疫情的歷程，特別是在詩歌領域中來反思、探討、交流，是非常有意義的。”康偉表示，疫情的發生深刻影響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世界的關係。回頭再看詩歌和詩人的表現，康偉認為中國的詩歌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發揮了很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獨特的文學景觀。他表示，由此引發的關於詩歌寫作倫理，詩學項目，詩歌的社會現象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具有特殊意義。“今天這個論壇，正好可以對我們抗疫詩歌寫作，進行一個很好的總結和交流。同時對於隨著時間的推移，關於創新型的深度的寫作，會有很好的推動作用。”康偉表示期待，“在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期間，可以出現經典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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