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重慶12月12日訊（記者 成琪）當一個人用8年時間只做了一件事，可能支撐她的不僅僅是熱愛，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大足石刻研究院保護工程中心主任、研究館員陳卉麗就是這樣一個人。12月10日，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跟隨國家文物局組織的“文物保護看基層”（重慶）主題宣傳活動，在大足石刻見到了她。
與記者想象的不一樣，陳卉麗個子不高，帶著眼鏡，說話非常有條理，一講起千手觀音，她就滔滔不絕，充滿激情。
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開鑿於南宋年間，造像雕刻於15-30米高的崖壁上，有830隻手，是中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繪、貼金於一體的摩崖石刻造像，是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的核心部分。然而歷經800多年風雨後，千手觀音造像受人力、環境、氣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早已病害纏身。陳卉麗帶著她的團隊，用了8年時間，最終將千手觀音修復完成。
修復後的千手觀音 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成琪/攝
從“紡織女”到“文物工作者”
記者：你是如何開始從事文物修復工作的？
陳卉麗 ：我原本從事的是紡織工作，和愛人結婚後分居兩地，1995年初，在組織的關懷下，我從老家四川調到愛人所在單位—大足石刻博物館（現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很快，有材料分析、化學學科背景的我，被分配到保護工程中心工作。
當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那些不會說話的石菩薩時，我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這也許就是我和他們的緣分吧；也許是因為個性要強，我絕不容許自己對工作哪怕有一點點的不負責任；也許是每一天都望著懸崖峭壁上那尊尊精美絕倫的菩薩造像歷經千年風雨侵蝕，慈悲雖在、容顏卻改，觸動了一個女人內心深處的柔情，我無可救藥地愛上了這些不會說話的石菩薩，從此也就與文物保護修復結下了不解之緣。
因為擔當，所以要創新
記者：從事文物保護修復工作有什麼特點？
陳卉麗：文物價值的多樣性以及文物的唯一性，決定了文物保護需要科學的保護修復理論、原則及方法，並在其指導下進行科學的保護修復。同時還要根據文物屬性特點不斷探索文物保護、藝術效果、公眾需求之間的平衡。
此外，文物保護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包括病害研究、保護修復工藝及操作、材料及設備、環境分析與控制、檔案建設、美學討論等內容的系統工作，是一個由考古、藝術、物理、化學、材料、生物、環境、地質等多學科分工與合作的過程。需要多學科交叉融合支撐文物保護工作。
而且，保護工程實施秉承“思與行”的工作思路，採取”多學科聯合攻關”以及傳統的工程手段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文物保護項目，使文物病害得到有效遏制，確保文物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記者：在修復千手觀音的時候遇到過什麼困難？如何克服的？
陳卉麗：修復文物不是想當然的修飾。在修復中必須堅守文物真實性第一的原則；就像斷臂維納斯一樣，在沒有準確依據的情況下，是不允許擅自“創新”的，否則就是對文物歷史真實性的破壞。正因為這樣苛刻的要求，讓文物修復工作每一步都充斥著更大的困難和挑戰。
在對千手觀音石質胎體殘缺部位進行修復補形時，要根據史料、造型本身的對稱性，辨別出殘缺手部原本的模樣，再對缺失部位延伸補形。如果找不到依據，只能保持原樣，也不能擅自發揮。
但是在修復千手觀音的主尊像時卻遇到了新的難題，我們發現主尊右邊前伸的主手自腕部殘缺，現存手掌及布帕為後人補塑。後人補塑的手帕造型不僅改變文物歷史真實性，同時也極大地影響了造像的美觀性。
為修復這隻手，我和同事一起反覆考察研究千手觀音手型，查閱大量的文獻資料以及佛教經典，也沒找到修復的依據；於是我帶領同事先後對四川、重慶、河北、山東地區等三十多座石窟的觀音像進行實地考察，試圖找到其修復依據，很遺憾最終也沒找到可靠的依據。此時，我覺得花了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都是徒勞的，真的好像是山窮水盡疑無路了，並且感覺身心疲憊，對修復這隻手已經沒有信心，決定放棄這隻手的補形修復，讓我們的後人找到科學依據後再實施修復……
雖然自己有放棄修復這隻手的想法，但是在我心裡始終牽掛著這隻手的修復工作，這事也讓我夜不能寐。就在這時，我想到了郭相穎先生、詹長法先生他們退休後還一直關注文物保護工作的這種退而不休的敬業精神，我不能因為遇到困難就輕言放棄的；這次修復是千手觀音造像800多年來第一次最全面、系統、科學的修復，如果這次我們不能修復好這隻手，就會留下終身的遺憾；同時也對不起關心我們文物保護工作者的社會各界，因為大家都想看到修復後完整的千手觀音造像……
為此，我和同事們又夙興夜寐地研究、討論，評估修復的各種利弊。修還是不修？成為一個難題也牽動著大家的心。修，就會違背真實性原則；不修，又會極大地影響造像的完整性。最終，我在基於對文物修復的真實性要求，並對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綜合考慮的基礎上提出：依據千手觀音造像對稱原則，按照另一側相對應手的形態，採用“可拆卸式的”修復方法來修復此手，以便於後期再次修復處理，我的這一創新思路得到了文物專家的一致認可。於是按照另一側相對應手的形態，給千手觀音裝上了一隻可以拆卸的手，在保證造像藝術完整性的同時也為後人修復留下了空間。
因為愛而擔當
記者：能否講述一下工作中最難忘的一兩件事。
陳卉麗：2008年5月，國家文物局將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列為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而那時，千手觀音造像病害已達34種，拯救“千手觀音”刻不容緩。
我清楚地記得，2008年6月12日上午，當領導安排我作為大足石刻研究院現場技術負責人帶領團隊參與“一號工程”時，我心裡很是激動，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說實話，很多老一輩的文物保護專家做了一輩子的文物保護工作，也沒能遇上像大足千手觀音修復這樣如此具有挑戰性的保護項目，我能參加這個國家一號工程的修復，真是非常幸運。同時又感到壓力巨大，因為工程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在世界上迄今為止尚無可參考的案例，修復過程中出現的每一個問題，都將是世界級的難題。而且，讓我更沒想到的是，項目總負責人、原中國文化遺產院副院長詹長法研究員提議我擔任石質修復組組長，這意味著我們團隊將承擔起修復工程中最重要的石質本體修復任務，這種巨大的壓力和由衷的信任令我終生難忘。
修復千手觀音這類大型不可移動的露天文物，作為修復人員在身體和技術上都會遇到很多困難。在石刻修復現場狹小的空間裡，修復人員每天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長期嗅著刺鼻的材料味、粘得一身塵土，或站、或蹲、或躺，一個姿勢就是一整天，就像手術檯上拯救病患的醫生，不敢有半點疏忽，因為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加之文物保護環境的限制，再熱不能吹空調，再冷不能用烤爐，我們不得不克服凍瘡、蚊蟲叮咬、化學試劑過敏等身體上的折磨。由於修復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長時間固定一種姿勢，所以頸椎病和腰椎病也不可避免。
記得2011年6月的那個夏天，比記憶中的任何一個夏天都要更加悶熱。按照工程進度安排，那段時間，我們必須開展修復材料的大漆實驗。可是不久我們就發現，因為長期接觸大漆材料，加上天氣悶熱，大部分工作人員的皮膚開始出現大塊大塊的紅疹，甚至開始慢慢潰爛。但是，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有一個同志主動請假、要求休息，全都不聲不響，硬是整整熬過了那個不一樣的夏天。
我還記得，團隊中的彭柳升同志，老家湖南，2012年母親患病去世，因為堅守工作崗位，沒有送上老人家最後一程，至今還在心裡留下了對母親的無限愧疚……
團隊中的張俊傑、蘇東黎、李元濤、韓秀蘭、馮太彬等同志，每一個人都有講不完的故事。
2015年6月13日，對於我和團隊來說，是一生永遠難以忘記的一天。當我們看到千手觀音“金光再現”的一霎那，心潮澎湃、思緒萬千，眼淚不自覺地順著臉頰悄悄淌落下來，8年多來的修復工作歷歷在目：15家參與單位，100多名工作人員度過了3200多個日夜。
記者：你怎麼理解文物修復工作？
陳卉麗：文物修復就是一種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這種精神傾注的是時間、是精力，更是情感和責任，而展示給我們的就是一段段鮮活的歷史畫卷。而我自己更深深知道，保護文物，就是守護我們民族和國家過去的輝煌,今天的資源，未來的希望。
做文物修復，除了專業技能，還需要有超強的耐心、高度的責任心和堅強的毅力。
在跟文物打交道的漫長時光裡，我與它們結下了深厚的感情。在我心中，它們不是冷冰冰的石頭，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成功的文物修復師是可以和它們交朋友，用內心與它們對話的。每當和它們對視時，都彷彿聽見它們在一一傾訴病情。文物修復師用專注和熱情為它們祛除病痛，恢復健康，讓它們延年益壽。
對自己來說，只有修復文物，才能讓我內心真正平靜，我願為此堅守一生。
由於長期身處狹小空間，長時間固定保持一種姿勢，大多患上了不同程度的頸椎病或腰椎病。可能大家還不知道，其實我們還患上一種更嚴重的“職業病”，那就是無論走到哪裡，只要看見文物，我們就會不由自主地盯著文物看，看有沒有什麼病害，如果有，又該要用什麼方法來為它們治病，讓它們恢復健康，延年益壽，在別人看來我們似乎有點“神經質”，其實這是我們對文物的熱愛和責任使然下而自然流露出的一種職業本能。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守得住寂寞，練得好功夫，有責任敢擔當”的年輕人加入我們的行業，才能讓文物有限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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