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潘石屹攝於2019年。
大雪節氣前，作為一個幸福的“故宮人”，祝勇已經靜靜欣賞過這個冬天故宮的第一場雪。
祝勇生於1968年。一年又一年的故宮生涯，他已經算不清楚，自己見證過多少場故宮的雪了。
他也算不清楚，自己為故宮寫了多少萬字了。只記得寫故宮的書，將要迎來第十部。
祝勇現供職於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作為故宮博物院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名正言順地和故宮長廝守，在很多人眼中，這是個幸福的職業。今年又恰逢故宮600年華誕，故宮幾乎成了全民“網紅”，故宮的一年四季，故宮時間深處的那些往事，吸引著大眾的注意力。而祝勇，卻在這關於故宮的喧囂著，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自己的書寫，這時候，故宮於他又是寧靜的。他特別珍視故宮這個寧靜的環境，覺得很溫暖。
自2011年始，他呆在這六百年大宮殿的邊上，近一點，遠一點，高一點，低一點地看著，就這樣以一個學者、一個作家的姿勢，看了數年。祝勇也從人們心目中的那個寫大散文和歷史隨筆，同時製作著各種歷史題材紀錄片的祝勇，成為一名“故宮專業戶”。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這一瓢深情，正是故宮。
作為一個瀋陽人，他或許也沒有想到，自己走著走著，就從“盛京”走到了“帝京”，又走進了紫禁城。
歲末的一日，祝勇風塵僕僕地來到了溫州。當天晚上，他在溫州琦君文學館領了琦君散文獎作品獎。這是個收穫的季節，第二天，他在甌江邊上匆匆地採了風，下午就匆匆趕回北京。他在故宮上班，回去還有一大堆事兒等著呢。
一個人，對故宮要多年如一日地保持專注，保持新鮮感，甚至還要保持著一份痴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故宮六百年》的得獎，或許正是一種歲月對痴人的獎賞。
“在故宮，可以慢慢沉下來。”祝勇說。那麼，徘徊在故宮內外庭院的他，在想些什麼？
他有他自己看故宮的方式。有人說祝勇應該寫一部關於故宮的小說，祝勇說，如果他寫一部故宮的小說，那一定不是宮鬥的，也不是歌頌帝王的，而是一部關於人的、充滿複雜人性的小說，與所有寫明宮、清宮的小說都不同的小說。
對於當下的一些文化怪現狀，從六百年的時間深處抬頭的祝勇保持著自己的那份清醒。他說，每個人都在享受著現代文明的成果，如果還像有些人那樣只關注龍椅，關注宮鬥，腦袋後面的辮子還沒有剪掉，與現代性的立場相矛盾了。
記者在溫州與祝勇匆匆見了一面，不及深聊，等他回京後，繼續我們的對話——
在故宮上班。
【就像寫一個人，每天與他朝夕相處】
《錢江晚報》：故宮的書至今寫了幾百萬字了吧？總共多少部？
祝勇：我沒有算過總字數，因為它在不斷變化中，還會增加，也有一些自己不太滿意的作品，修訂以後再版，或者乾脆不出版了。寫故宮的書，目前已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九本，明年春天出版第十本。這十本書，人民文學出版社起了一個總名：《祝勇故宮系列》。明年十本出齊，估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出版一個紀念版。
《錢江晚報》：我們知道你開始寫歷史文化隨筆是90年代初吧？後來是什麼契機讓你將歷史題材的隨筆漸漸聚焦到了故宮上面？
祝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這一年，完成了十集紀錄片《辛亥》，我就調入故宮博物院工作了。在此之前，零零散散寫過一些關於故宮的書，比如《舊宮殿》。我寫《血朝廷》時還沒有調入故宮，出版時差不多就調入了。2012年開始比較集中寫故宮，尤其在散文方面。第一篇散文是《永和九年的那場醉》，2013年在《十月》雜誌上開了一個專欄，叫《故宮的風花雪月》，當年出版了一個集子，就以這個篇名為書名。2014年又在《十月》雜誌上開了一個專欄，叫《故宮的隱秘角落》，後來也出版了單行本。前幾天在溫州參加“琦君文學獎”頒獎，遇到《十月》主編陳東捷先生，我還對他說，我在《十月》雜誌上的專欄是我寫作的一個拐點，從此“專業”寫故宮。
《錢江晚報》：自從你上班也在故宮，等於每天身在其中，跟故宮進行著對話，在故宮內外，你看世界，看歷史的心情，眼光是否發生了變化？
祝勇：就像寫一個人，每天與他朝夕相處，對他十分熟悉，對他的認識也就更深，與偶然一見的感覺不一樣。故宮已經成為我日常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對它的節律、氣息，我都非常熟悉。但我對它依然有新鮮感，這就是古代經典建築的力量所在，是歷史的魅力所在。它永遠讓我感到震撼，在它背後，還有太多沒有說出的秘密，我對它的認識，永無止境。
《錢江晚報》：在寫關於故宮的隨筆系列時，你覺得講故事重要，還是讓曾經在這個禁城裡的人物們一個個鮮活起來重要，或者，表達你對歷史思考的一些觀點是第一重要的？寫了這麼多年的歷史隨筆，你能夠概括一下自己的“祝派歷史”的風格和趣味嗎？
祝勇：我對故宮的書寫，有感性的成份，也有理性的成份。沒有感性就不是文學了，文學是人學，就是尋找人與人精神相通的地方，曾經在故宮裡生活的人已成歷史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這樣的人了，像帝王將相、宮女太監，這是他們的特殊之處，但在我看來，他們也是普通人，處在特殊時空中的普通人，或者說，他們就是人，假如忽略他們穿戴的鳳冠龍袍，他們就是和我們一樣的人。我試圖通過自己的筆觸，尋找我們與他們的精神連接點。甚至於，已經無法區分誰是“我們”誰是“他們”，其實都是“我們”。“他們”是歷史中的“我們”，“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感受到“他們”在自己時空中的困境、糾結、選擇，“他們”的一個又一個“選擇”，使“他們”最終成了“我們”。這涉及到個人與歷史的關係，又是一個理性命題了。在我的書寫中，感性和理性是融在一起的。寫歷史不能戲說，不能獵奇，“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交流”，我希望我的作品有“交流感”，歷史不是與現實沒有關係的過去，所有業已消失的人物都與我們有關聯。我不敢說有什麼“祝派歷史”，但我的確有我的風格和追求。
故宮老照片。
【故宮有無限的“新”的事物吸引著我】
《錢江晚報》：作為一箇中國人這幾年特別關注的歷史寫作“富礦”，你面對它時，會不會感到瓶頸，或者因為可能的明清兩個斷代歷史的時間跨度上的侷限，會不會有審美疲勞？還將繼續挖掘、窮盡故宮這個寶藏嗎？如果將目光暫時從故宮上移開，那麼你會關注什麼？
祝勇：我寫過的每一個題目，都是可以無限延續的，比如《故宮的古物之美》《故宮的隱秘角落》。如果只是關注一個點，或者只用一種方法去表達，的確會產生審美疲勞。所幸的是，故宮是您所說的“富礦”，有無限的“新”的事物吸引著我。那些“新”的事物，其實是舊的事物。因為舊，離我們過於遙遠，所以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陌生，所以感覺“新鮮”。越是“舊”的事物，我們可能越發感覺到“新”。目前我在嘗試一種更“新”的寫作來表達故宮，當然，對我來說是“新”的。
前些日子開始閱讀美國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與其夫人阿裡爾·杜蘭特所寫的煌煌大著《文明的故事》，共十一部十五卷，我目前正在寫一個多卷本，雖然不像《文明的故事》那樣規模宏大，但我可能會像《文明的故事》一樣，提供給你一個整體的歷史觀，不是碎片化和專業化的，像季羨林先生所說的，“把無羈的熱情和橫溢的才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當然，在此期間，我還會寫一些靈性的、短小的作品，表達我對故宮及其收藏的文物的感觸。
《錢江晚報》：在故宮，哪個房子是你呆過最多的？你跟它有什麼故事嗎？你最喜歡其中哪個建築，為什麼？
祝勇：我呆過的最多的房子當然是我的辦公室，在紫禁城西北角，在城牆內、角樓下的一個前後三進四合院，原來是故宮裡的城隍廟，是清代雍正年間建的，供奉的是城隍之神，以保佑這座宮城。故宮裡許多建築我都很喜歡，但我尤其喜歡這組建築，因為它和我的工作生活息息相關。在故宮工作這麼多年，在這個小院裡度過了無數的春秋冬夏，對它已無比熟悉，對它的一磚一瓦也很有感情。現在故宮研究院就設在這座小院裡，有不同門類專家在這裡工作，大家相處和諧，像一個大家庭。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在研究院，每一位專家都是我的老師。他們在各處的領域裡都有極深的造詣。我有什麼問題，就找他們答疑解惑。故宮博物院是一所永遠畢不了業的大學。
《錢江晚報》：“2020年的第一場雪，比平常來得更早一些”，我看到你的朋友圈曬出了銀裝素裹的紫禁城，故宮每年因雪而成為“全民網紅”，你覺得這種“紅”，是基於某種人們對歷史的興趣與探究，還是因為審美，四季的風花雪月這些元素？
祝勇：故宮是美的。故宮的美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世界，與自然，與生命聯通的。有人問我，故宮什麼時候最美，我說故宮四季皆美。人們說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用此來形容故宮，再合適不過。比如北方的冬天，百花凋落，給人肅殺感，尤其下雪，更讓人感到徹骨的荒寒，但故宮的古建築，在白雪映襯下，不僅不顯得肅殺，卻反而顯得更美、更壯麗。這讓我們不能不佩服古代建築師的美學造詣。四季晨昏，故宮各有其美，所以故宮本身也是有生命的，在不同的時節表現出不同的節律與韻味。這覺得這是人們喜歡故宮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錢江晚報》：《故宮六百年》剛獲得京東文物考古圖書榜第一名，你對書的暢銷這件事怎麼看？寫作時會不會追求暢銷，比如為了更暢銷，尋求一種更接近大眾的表達方式，或者放低自己的身段和姿態“與民同樂”？
祝勇：我在寫作時並不追求暢銷，暢銷其實也不是作者可以“追求”來的。在寫作時，我比較我行我素，按自己的想法寫，這樣作品才有個性，我喜歡寫作個性，討厭千篇一律。假如讀者喜歡，我想讀者喜歡的是這種表達上的個性。寫故宮的書很多，我相信我的寫法與任何人都不同。但另一方面，表達的效果也是重要的，因為寫作是一種交流，把讀者當作“傾談”的對象，這不是取悅讀者，而是心裡不能沒有讀者。巴金說過，“把心獻給讀者”，我相信讀者的品位，相信好的作品會贏得更多的讀者。
【儘管有許多人，最終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錢江晚報》：寫故宮，意味著經常要聚焦權力的金字塔頂端的那些變幻，那些角逐，那些人性深處，那麼站在那麼高的位置，你寫作時又如何跟芸芸眾生裡的低微處接上呢？是否需要去體察低微處的塵土飛揚？
祝勇：紫禁城是一座城，城裡什麼人都有，就是你所說的芸芸眾生。帝王、後妃其實也是芸芸眾生，太監、宮女當然更是。萬物眾生皆平等，我們今天回看歷史，應當站在一個平等的立場上看他們，不應神化帝王，而不見宮殿裡的普通眾生。紫禁城六百年，所有人的命運糾集在一起，形成了歷史大命運。在這座城裡，每一個人的命運都是歷史命運的一部分，都是蕩氣迴腸的，儘管有許多人，最終連名字都沒有留下。但他們是可以被看見的，好的作品會見證他們的存在。歷史的進步，體現為我們不再以封建等級觀念來看待他們。
《錢江晚報》：你是否注意到了明清兩朝進出故宮的外部力量，比如那些外國人，他們在其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他們有一個群像嗎？他們眼中有一個相似的中國嗎？你對誰最感興趣？他們在故宮的出現，是否都意味著一種“新”的到來？你怎樣看待這些人的影響力？
祝勇：我寫過一本書，叫《遠路去中國——西方人與中國宮殿的歷史糾纏》，也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入“祝勇故宮系列”出版了，談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本書講了五個與中國宮殿（包括太平天國在南京的皇宮）有關的外國人，實際上是把故宮六百年的歷史放到一個更大的尺度上，也就是世界的尺度上去考量，也把中國歷史和世界（外國）歷史打通了。六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沒有和世界脫離過關係，中國歷史也是和世界（外國）歷史互動的結果，這本書就用五個外國人的命運詮釋這個道理，許多讀者很迷這本書，因為它把中國世界和世界（外國）歷史對接起來，嚴絲合縫，而且有著神奇的對應、互動的關係。
《錢江晚報》：人們常常從故宮瞭解中國的傳統性，有人說“故宮正是瞭解中國的好教材”，那麼假如要從故宮這個視角打量中國的現代性呢，你覺得有什麼話要說？
祝勇：我們平常所說的“故宮”一詞，一般有兩層意思：第一，“故宮”的意思，是“從前的宮殿”，就是紫禁城，是明清兩代皇帝生活、理政的地方；第二，人們把“故宮”當作故宮博物院的簡稱，故宮博物院，是一個收藏了多達186萬件套文物的博物院，當然，紫禁城這座建築，也是這個博物院裡的收藏，而且是故宮博物院內最大的文物。這兩個意思經常混用，分不開。
簡單說吧，第一個意思裡的故宮（即紫禁城），是一個歷史遺留物，是皇宮；而第二個意思裡的“故宮（博物院）”，是一個現代概念，是博物院，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成果。帝王的皇宮變成了人民的博物院，空間沒有變，但它的屬性變了，表明中國的巨大進步。
博物院（館）的建立本身就是現代化的成果，在帝制時代，沒有博物館。也正因中國走向了現代，有了博物館，今天的遊客才有可能走進紫禁城，去觀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我們每個人都在享受著現代文明的成果，如果還像有些人那樣只關注龍椅，關注宮鬥，腦袋後面的辮子還沒有剪掉，與現代性的立場相矛盾了。當然，這樣的觀眾只是少數，更多的觀眾還是痴迷於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86萬件套文物所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
《錢江晚報》：你在琦君散文獎的獲獎感言中說：“故宮是一個六百年的宮殿，經歷了明清兩代的皇宮。六百年當中有無數人在這樣一個場域裡生生死死、悲歡喜樂。我覺得紫禁城六百年或者說故宮六百年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它有很多人生活過的痕跡和情感在裡面。在回望故宮六百年的時候，不應當僅僅看到的這些建築、這些物質化的遺產，更多的是看到這些人。《故宮六百年》這個作品，是跟曾經在故宮生活過的人的一個對視，或者是對話。”你覺得故宮如果作為一個文化符號，那麼不同的人看待故宮都會有不同的態度，那麼這個“故宮”的符號的內涵是否會變得很多元，而很難真正去給它下一個定義呢？好像你自己也是一邊寫，一邊發生某種自我懷疑，“我到底想寫什麼呢，寫了什麼呢？”
祝勇：說實話，我不喜歡關於故宮的紀錄片裡的那些空鏡，我覺得空鏡太空，我覺得故宮裡面是有人的，但那是些什麼樣的人，他們都在想什麼，我們已經很難去把握。有一次一個電視臺做節目講到皇帝選秀，說女孩子過了這一關就好像走上了“星光大道”，我覺得這完全是那個節目導演的想象，歷史的情境不是這樣的。我看史料，發現有女孩子得知自己選秀成功後大哭的，一入深宮，人生的悲劇自此開始，怎麼笑得出來呢？前幾天，國家圖書館原館長詹福瑞老師說我還應該寫一部關於故宮的小說，我想，那一定不是宮鬥的，也不是歌頌帝王的，而是一部關於人的、充滿複雜人性的小說，與所有寫明宮、清宮的小說都不同的小說。
《錢江晚報》：進行了這麼多年的大散文寫作，你對散文寫作有什麼話要說？你怎麼看待曾經風靡上世紀90年代的大散文向這些年大火的“非虛構寫作”的變遷？這其中什麼特質變了嗎？是敘述方式還是價值觀上發生了變化？跟中國的社會大轉型變遷有關嗎？
祝勇：在文學方式書寫歷史人很多，但寫得好的人並不多。除了前面講到過的是否熟悉史料、是否帖著人性寫，我覺得寫得好與不好，一個重要的標準是有沒有“問題意識”，是不是帶著“問題”的眼光去回看歷史，而不是把歷史知識重述一遍。比如故宮六百年曆史，《明史》《清史稿》裡都寫了，明清那麼多的筆記裡都記了，把它們再寫一遍，只不過是重複而已，最多是把文言翻譯而白話文。歷史寫作的意義並不在此，而在於從歷史中發現問題，其中有些是深埋於人性中的問題，有些歷史演進的過程中生成的問題。許多問題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流逝，而是滯留在現實中，左右著人們的行為方式、話語方式。問題意識對於寫作者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我說，有時候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如今的“非虛構寫作”、 大散文寫作，與之前的報告文學、散文的寫作有所不同，最大的變化在於“問題意識”增加了。許多寫作者是帶著“問題意識”，而不是帶著表揚什麼、批判什麼的簡單目的進入寫作的。這背後的原因，是時代的進步給了寫作者思考的空間，也給他們的表達提供了更充分的可能性。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複製、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人物｜祝勇：在故宮，儘管有許多人，最終連名字都沒有留下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