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星花園》、《惡作劇之吻》、《一起來看流星雨》、再到近幾年的《親愛的，熱愛的》、《下一站幸福》，偶像劇總是因為過於模式化和人物的臉譜化被詬病為“瑪麗蘇甜劇”。儘管如此，不斷重複的“甜甜的戀愛”的偶像劇總能獲得穩定的收視率。儘管觀眾承認偶像劇炮製的戀愛故事並不現實，但這不妨礙他們投射自己的情感，代入主人公的同時產生愉悅感和認同感。
與現實生活中被觀眾痛斥的“渣男”不同，男主人公總是把女主人公視為唯一牽掛的對象，讓她得到情感的濡養和尊重。從這個角度來說，偶像言情劇也在一定意義上作為一種情感補償，滿足了觀眾對忠貞愛情的渴望。
《親愛的，熱愛的》劇照。
今日的言情偶像劇也能在浪漫小說提供的理想愛情模式中尋到蹤跡。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美國，中產階級的主婦是浪漫小說的忠實粉絲，無論家務有多繁忙，她們都會抽出時間閱讀，把它作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主婦閱讀浪漫小說的社會背景、心理需求以及產生的影響也能為女性對浪漫愛情的想象提供一種解讀背景。
這些熱衷於浪漫小說的主婦到底是怎樣一個群體？浪漫小說炮製的愛情故事是否會在滿足女性對愛情/婚姻的浪漫想象的同時加重了性別刻板印象，維護父權統治？如果說，主婦是出於不滿才閱讀，那麼浪漫小說又是如何利用愛情故事消解這種反抗的呢？
美國小說家凱瑟琳·伍德威斯是上世紀70年代開創浪漫小說的先驅人物。伍德威斯的作品至今仍高居各大書評網站歷史言情小說榜單的前列。
和現在的言情偶像劇一樣，浪漫小說作為一種補償性文學為主婦提供了一場理想愛情的浪漫之旅。主婦們在小說描繪的異域風光中，體驗迥異於日常生活的方式。在男主人公對女主人公關懷備至、忠貞不渝的愛情中得到情感的濡養，彌補在現實生活中，男性伴侶身上無法實現的渴望。主婦能夠在這樣的閱讀中釋放、緩解自己的不滿，並嘗試尋找解決之道。她們試圖相信在理想的愛情模式中，女性的才智和獨立會得到欣賞，她面臨的被強姦和凌辱的威脅可以被白馬王子拯救，而自己的情慾也可以在伴侶身上得到釋放，她們能夠在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同時保留自身的主體性，而非迷失在日常生活製造的牢籠中，一味地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但是自己的情感需求卻難以得到滿足和關注。
然而當浪漫小說的敘事策略試圖以“理想的愛情”為核心解決主婦的困難，卻避而不談讓女性備受限制的社會文化結構時，原本具有反抗效果的愛情故事就會逐步消解這種反抗，浪漫小說就只能作為暫時逃避現實的情感補償和緩衝地帶，大多數主婦放下書本後仍舊回到日常生活，再次被失落感擊中。
撰文｜湯明明
浪漫小說：逃離日常生活和“賢妻良母”身份的烏託
邦杜克大學文學與歷史系榮譽教授珍妮斯·A·拉德威在《閱讀浪漫小說：女性，父權制和通俗文學》中對熱愛浪漫小說的主婦進行調查，試圖探究浪漫小說吸引主婦的原因以及對她們產生的影響。在和史密斯頓熱愛浪漫小說的主婦進行長期交談後發現，主婦正是出於對父權統治引發的情感後果的不滿才進行閱讀。那些備受主婦喜愛的理想的浪漫小說也強調了女性不願意被男性掌控的意願，以及對女性的才智和獨立的讚賞。主婦閱讀浪漫小說的渴望也從側面反映了女性對平等、尊重的親密關係的渴望和維護自身主體性的追求。
長期以來，主婦閱讀“浪漫小說”的愛好總會遭到貶低和反對。在主流文化中，它被視為輕浮、曖昧、露骨、色情的愛好，自詡品味高雅的男性（包括圖書出版商）總是嘲諷閱讀浪漫小說的主婦，將浪漫小說視作“女性鴉片”。在家庭中，她們有時也需要偷偷摸摸地閱讀，因為這種行為總會引發丈夫和孩子的不滿，雖然丈夫的不滿與妻子所看的書籍類型並無多少關聯，他們更加抗拒的是妻子的沉浸式閱讀會減少在自己身上投入的精力。主婦也會因為自己的愛好產生愧疚和自責的情緒，反思自己是否在小說上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財力，即使沒有證據表明她們會因此疏於照顧家人，或是效仿書中的女性在昂貴的衣飾上耗費大量的財力。
《閱讀浪漫小說》，[美] 珍妮斯·A ·拉德威 著，胡淑陳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7月。
儘管閱讀過程總會遭遇阻礙，主婦也不願意放棄閱讀浪漫小說的愛好。她們試圖為自己的閱讀權利辯護，聲稱這種興趣愛好和男性喜愛的電視節目無異，都是一種休閒娛樂的方式。不過主婦並沒有單純地將浪漫小說視為純粹消磨時間的方式，她們不僅有意識地將它安排進日常生活中，還試圖將自己的閱讀行為與美國中產階級相信知識與成功和地位緊密相連的價值觀相聯繫，強調小說的教化作用，合理化自己的閱讀需求。
拉德威在採訪中發現，除了小說描繪的浪漫愛情，史密斯頓的主婦對小說中描繪的歷史和地理知識也相當感興趣，十分注重浪漫小說的教化功能，認為自己可以在閱讀過程中瞭解當地的風俗習慣、城市風貌，開拓視野和見識。當主婦將自己在小說中學到的諸如烹飪手法、當地的風俗習慣、交通方式以及地理風貌（越晦澀越生僻越好）告訴自己的丈夫時，他們就不再生硬反對妻子的閱讀愛好，甚至轉身將這些知識轉述給他人。主婦在講述自己從小說裡學到的知識時也獲得了“暫時的權威”，可以證明自己並非是文化刻板印象的實列——“頭腦簡單的家庭主婦除了餵養孩子、熨燙些襯衫和看一下午的肥皂劇外一無所能。”
但主婦絕非只因為浪漫小說呈現出的百科全書的特徵醉心不已。史密斯頓的女性普遍認為閱讀浪漫小說是逃離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徑。拉德威指出浪漫小說“不僅能讓人從日常問題及責任所製造的緊張中脫身而出，而且還創造出一個女性可完全獨自享有並專注於其個人需求、渴望和愉悅的時間或空間。這同時也是一種通往或逃到異域，或者說不同時空的方式。”主婦可以通過閱讀浪漫小說創造“私人空間”，讓自己短暫地從妻子和母親的身份抽離出來，向他人宣告這一段時間完全屬於自己。從這個角度來說，主婦的閱讀行為本身就可以算作是一種“獨立宣言”。
《心靈的整飾》，[美] 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著，成伯清 淡衛軍 王佳鵬譯，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1月。
拉德威發現主婦渴望通過小說逃離日常生活，暫時擺脫“賢妻良母”的身份與主婦缺乏情感支持相關。屬於從屬地位的女性總被要求向他人提供“情感支持”，卻鮮有人意識到她們自己的情感需求，以及這些需求被不斷忽視和難以滿足時的孤獨和痛苦。
美國情感社會學學者阿莉·拉塞爾·霍克希爾德在《心靈的整飾》也佐證了這一觀點。霍克希爾德指出女性往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情感勞動”，她們被要求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合作性”，以便更好地照管孩子和丈夫的飲食起居以及心理層面的需求，源源不斷地提供愛的服務。這時閱讀浪漫小說就成了她們疲憊時的一個緩衝地帶。拉德威認為，史密斯頓鍾情浪漫小說的女性與桃樂茜·霍布森研究的靠收音機和肥皂劇排遣孤寂感的主婦同具有相似之處，“用她們的書籍在自己與家人之間豎起了一道屏障。從而宣佈她們暫時閉關，不準那些想要向她們索求情感支持和物質照料的人踏入半步。”
美國浪漫小說先驅人物凱瑟琳·伍德威斯（Kathleen E. Woodiwiss，1939-2007）。
補償性文學和幻想性解決策略
那麼為什麼相比偵探小說、西部小說等通俗暢銷讀物，主婦更願意選擇浪漫小說作為自己逃離日常生活的方式呢？拉德威認為浪漫小說也往往會成為“補償性文學”（compenstory literature），彌補主婦難以在男性伴侶上實現的需求和渴望，從女性的角度構建理想的異性戀關係，並嘗試提供一種解決策略。
拉德威在採訪中發現，備受讀者喜愛的浪漫小說的男主人公總是在富有男子氣概的同時溫柔體貼，懂得欣賞女主人公身上的品質，始終將女主人公當作唯一關注和牽掛的對象。讀者也極易在這樣的文本中滿足對愛情/婚姻的浪漫想象。雖然主婦都認為這樣的故事並不現實，但她們又樂於在女主人公身上尋找相似性，在產生認同和代入感的同時得到“被呵護以及情感得到濡養”的感覺。此外相比那些揭露了現實殘酷性的小說，史密斯頓的女性更喜愛那些皆大歡喜的結局。
雖然主婦們認為“完美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但是她們不喜歡作者“長篇累牘地描寫殘障或缺陷”因為前者會讓主婦勾起痛苦的回憶或對生活失去信心（比如曾經被拋棄的經歷或貧苦的生活l），而男女主人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話般的結局能向主婦傳遞一種樂觀精神，安撫心靈。
但這並不意味著主婦就會沉溺在浪漫小說編織的童話世界中，盲目地產生認同。有意思的是，她們的自我意識甚至會被一些糟糕的“浪漫小說”啟蒙。史密斯頓的主婦會將自己和那些軟弱、輕信的女主人公進行對照，反思自己是否也具有類似的弊病。主婦也並非全盤接受所有類型的浪漫小說，有意思的是，理想的浪漫小說除了描寫忠貞不渝的愛情，往往也會凸顯女主人公的“獨立”和“才智”。在拉德威“一個形象動人的女主公應該具備什麼特點”的調查問卷中，主婦將“才學”、“幽默”和“獨立”視為最為重要的品質。男主人公對聰明、獨立的女主人公的青睞也讓她們相信自己也可以在成為母親和妻子的同時保留自身主體性。
這與人們通常對浪漫小說中女主人公軟弱、無助的印象產生了出入。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頓德的主婦在對女主人公的品質和行為作出判斷前，默認了男性是資源和權利的掌控者的事實，雖然她們反感為家庭付出的勞動被男性輕視以及那些將家庭主婦視為愚蠢和無足輕重的“女性解放者”，但她們並未完全意識到自己可以和男性一樣具有同等的能力。因此那些女權主義看起來依舊是依附於男性，不夠徹底“獨立”的女主人公卻依舊被主婦認為是相當有膽量的。雖然史密斯頓的女性並未意識到壓迫女性的深層原因，仍然像女主人公一樣將愛情視作人生要義，但浪漫小說也或多或少吸取了女權主義運動帶來的積極成果——不管浪漫小說是否真的能幫主婦實現這一點，但至少她們希望“獨立和穩固的個人身份並不會因為受到男性家長式的作風的呵護和保護就受到傷害。”
圖為《致命女人》劇照（圖片來源：豆瓣）。《致命女人》中以1960年代為背景的夫妻在餐桌上的對話可以從側面證明，在傳統的中產階級的婚姻觀念中，女性應該屬於家庭，她所需要的就是照顧好自己的丈夫，而內心需求卻一直被忽視。
浪漫小說在一定程度上為女性的情慾正名，提供了“一種情感呵護以及情慾期待和興奮的替代性體驗。”雖然主婦們在被問及小說中的性愛描寫時總是流露出模稜兩可的態度，聲稱出版商印在書上的“豐乳和裸體”會讓她們難堪，甚至想把書藏起來。但如果性愛是發生在已經確定戀愛關係的主人公之間，男主人公體現出溫柔和玉樹臨風的特質，女主人公感受到了溫柔和關愛，主婦就會欣然接受，也不排斥大段露骨的情愛描寫。
值得注意的是，浪漫小說的變革也受到了女權主義的影響。一方面，浪漫小說中越來越多的女性情慾的描寫讓一些人感到不安，認為女權主義毀掉了浪漫小說。另一方面有的作者甚至自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她們的理念和女權主義者有相通之處。拉德威解釋道：“我們也無法斷言說，那些努力將女權主義要求納入這一文類的作者是因為她們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形式的內在矛盾性，還是受迫於文化大環境向前發展帶來的壓力。但有一點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即浪漫小說的變革本身是爭取界定和掌控女性情慾權利的大潮之一部分。”
去年逝世的美國浪漫小說作家喬安娜·林賽（Johanna Lindsey，1952-2019）。她的所有作品都能躋身《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單，其中不少更是居於榜首。
浪漫小說的侷限性：反抗隨閱讀停止
值得追問的是，如果主婦是出於在社會和家庭中位置的不滿進行閱讀，那麼這種由父權統治引發的情感後果是否會在閱讀完成後消失？浪漫小說所炮製的愛情故事是否會消解主婦原本可能產生的反抗？
雖然女性在閱讀浪漫小說時不僅獲得了浪漫想象和情緒補償，也能找到應對自身的情感需求和主體性與傳統異性戀關係的矛盾的解決策略，但是這些策略都以異性戀的愛情為核心，浪漫小說原有的反抗色彩會逐漸失效。雖然理想的浪漫小說中，女主人公一出場就具有中性氣質、對陳規陋習報以批判的態度。但這並非是有意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挑戰男性的權威。拉德威發現這些女主人公在出場時的社會身份往往遭到破壞，喬扮男裝或對異性的敵對態度代表了主人公“破碎的身份”，隨著戀情的推進，女主人公變成了一個美麗大方、充滿情慾渴望的女人，這預示著女主人公實現自我的方式依舊是找到“真愛”。故事的結尾也仍舊屈從了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將婚姻視為生活的理想形態，把父權制婚姻描述為實現成熟女性主體性的最終道路。
另一方面，浪漫小說也試圖呈現男主人公的“蛻變”，卻無法從根本無力解決“‘如何讓男性變得溫柔體貼’這一棘手的問題”。男主人公在感情方面卻往往風流成性、冷酷無情，呈現出“愛情缺失”的特徵。然而他的濫交和冷漠並非是致命的缺陷，相反是沒有遇到真正的愛情時的體現——這也成了女主人公順利出場的理由。讀者可以假想，正是因為女主人公的感化，他才從一個看似冷漠無情、拒人於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變成一個溫暖貼心，情話綿綿的愛人。這樣的敘事模式在今日流行的言情小說和偶像劇中仍然清晰可見，表面不通人情世故的“霸道總裁”和“浪子回頭”的敘事依舊可以填充讀者對浪漫愛情的想象。但這樣的故事卻存在嚴重的漏洞——女主人公和讀者都相信男主人公發生了蛻變，但這並不來自於他的主動改正，而是女主人公在經歷過重重誤解之後，發掘出了他本身就具有的，隱藏的溫柔又善解人意的一面。
浪漫小說作者凱瑟琳·伍德威斯於1972年由埃文書屋發行的《火與花》。這本小說在拉德威的女性最喜愛浪漫小說調查問卷中位於第一。
此外浪漫小說雖然反映了女性面臨男性的暴力和被強姦的威脅，但是浪漫小說給出的解決策略並非是反擊“強姦文化”而是繼續依靠愛情化解。小說中，男二號經常扮演“反叛角色”，讓女主人公陷入被凌辱和強暴的威脅，不過浪漫小說不會讓女主人公在這種陷阱中停留太久，她必定會被男主人公營救。這種“英雄救美”的解決策略使女性相信如果她找到了“白馬王子”，就可以永久消除威脅，親密關係中廣泛存在的暴力和女性易淪為性玩物的事實就被大團圓的愛情故事巧妙掩蓋了。
雖然浪漫小說的確對主婦產生了積極影響，她們開始拒絕被丈夫支使得團團轉，在閱讀被丈夫反對時，為了獲得購書資金出門工作，有的女性讀者甚至開始自己創作浪漫小說，將縫紉室變成書房，挑戰了傳統的家庭性別角色分工。但是浪漫小說的欺騙性在於用“理想的浪漫愛情”解決女性的困境，向她們提供了一個虛幻的承諾。這就導致了原本湧現的反抗色彩被逐步安撫和削弱，原本作為抗議陣地、控訴父權制引發的情感後果的浪漫小說卻不再質疑父權制控制女性的制度化基礎。主婦的“反抗之旅”也隨著閱讀之旅結束，如拉德威所說“我們無法創造出一個不必依靠閱讀獲得創造性愉悅的世界。”
撰文 | 湯明明
編輯 | 李永博
校對 | 王心
封面圖片來自電影《愛樂之城》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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