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第五屆“琦君散文獎”頒發。祝勇《故宮六百年》獲得“作品獎”。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面對每一個建築空間，我也只能選取一個時間的片段（當然是我認為重要的片段），讓這些時間的碎片，依附在不同的空間上，銜接成一幅較為完整的歷史拼圖。”在新書《故宮六百年》中，作家、學者祝勇這樣寫道。
這是祝勇關於故宮的第八本書。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十年裡，他先後寫了《故宮的風花雪月》、《故宮的隱秘角落》、《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故宮的古物之美》（一二三冊）、《在故宮書寫整個世界》，以及兩卷本《故宮六百年》。
今年恰逢故宮600年華誕，市場上出現了好幾本題為《故宮六百年》的著作，但祝勇的書與眾不同——不是帝王家史，不是龍椅背後的獵奇，而是呈現人性溫度之作，它以平視的眼光，更多關注故宮中的普通人，呈現他們生命的疼痛與哀傷。
除了書寫和學術研究，祝勇還是故宮博物院文化傳播研究所所長，身體力行，不斷通過電視紀錄片、綜藝節目等新方式向全世界傳播、推廣故宮。從央視12集《故宮》（2005年播出）、《故宮一百》等等，到如今講述“故宮文物南遷”的紀錄片，一個個項目背後，都有他的身影。
故宮裡的生活很寧靜
張英：曾有一段短暫時間，你在北京作協當專業作家。是什麼契機，又讓你選擇了故宮？
祝勇：當專業作家是我長久的一個渴望。去故宮則是赴美歸來後，有幸讀了劉夢溪先生的博士。2010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故宮學研究所。此前我陸陸續續寫過一些關於故宮的文章，與故宮博物院有比較密切的聯繫，互相比較瞭解。最終得益於鄭欣淼老院長和李文儒副院長，讀完博士後，我就進了故宮博物院。
此前，我無數次去過故宮，作為合作者和作者，在故宮出版社出過書。但以工作人員的身份進入故宮博物院，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我的師母、劉夢溪先生的夫人陳祖芬老師說，你去了一個最適合你的地方。
張英：作為研究員，在故宮中的一天是怎麼度過的？
祝勇：其實很平靜，或者說平淡。曾經有電視臺想拍我在故宮裡的工作狀態，我說你不要拍，因為沒什麼可拍的。不像《在故宮修文物》那個紀錄片，故事挺炫的，有很多技術。我們就是在辦公室裡坐著，每天對著電腦。需要一些史料，或者提取一些文物的影像，都可以在網絡上進行。除非是特別需要的時候，才會到倉庫現場什麼的。
我在圖書館待的時間比較多。故宮博物院內部有一個圖書館，在壽安宮，一個兩進的四合小院裡，非常安靜。我可以看《四庫全書》，幾千卷佔滿了一間一間屋子的書，被壓縮成影印版。這樣的資料，只是我們圖書館裡的滄海一粟。
我非常喜歡故宮的這種安靜。在這裡，永遠有你不知道的東西。偶爾在院裡走路，會遇上哪位老師，請教一個問題。故宮裡各門類的專家都有，每個學者都有他的領域。“所見皆是師”，而且互相非常平等，不論老幼，不論地位高低，和諧友善。對我來說，這是特別好的滋養。我特別珍視故宮這個環境，覺得很溫暖。
正常的學術研究和寫作不會火爆，也火爆不了。但靜水流深，很安靜很長遠。這就是我的日常工作狀態，我特別喜歡這個狀態。
張英：聽上去真讓人羨慕，有點像傳統書院的日常生活。但如何將它與寫作相結合呢？
祝勇：寫作要向內在去挖掘。離得近了，觀察、思考會更近一些。比如《故宮六百年》裡我寫到慈禧，中國被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最黑暗的深淵，慈禧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近距離觀察，會有更多視角，會更加細緻。
很多人都關注慈禧吃什麼、穿什麼，覺得她性喜奢華，正趕上“甲午戰爭”，她非要過六十大壽。而我可以有另一個視角——慈禧一進宮廷，就開始宮鬥。她身不由己，青年喪夫、老年喪子，從個人生活看，她什麼都沒有，沒有家庭溫暖。一個孤老太太，一直到死。她對物質生活近乎變態的這種需求，比如造頤和園，就可以由此做一個解讀。她一生削尖了腦袋去爭，結果是什麼？就是要通過奢華的生活來實現她權力的自我滿足。
她能吃多少？她能喝多少？她對物質的慾望已經超出正常人的慾望範圍。她對國家衰敗負有責任，但她為什麼會這樣？從歷史的海平面上，我們看到的只是島嶼露出水面的部分，但你還要看看海平面之下的部分。
在故宮可以慢慢沉下來。尤其是這樣安靜的環境裡，可以沉潛於史料，慢慢梳理，瞭解人的精神脈絡。我覺得，這對我寫作特別重要，不是簡單地告訴讀者，慈禧大年初二幹了什麼、大年初五幹了什麼，那只是表象，表象後面的東西更重要。
用“新散文”寫故宮
張英：大家喜歡你寫的故宮，因為你是帶著今人去看這些事物，採取了一種平視的態度。你用自己的生命印跡和人生經驗在畫它，與很多書寫故宮的作品視角不一樣，很有親切感。
祝勇：“平視”這個詞特別好。我寫過許多“大人物”，康熙、乾隆、漢武帝、秦始皇，還有前不久寫蘇東坡。
我也曾經躊躇，因為蘇東坡的知識結構特別龐大。河北人民出版社出了20卷的《蘇軾全集校注》，我認認真真學習。對於他的知識結構，我高山仰止；對於他的文化貢獻，我是望塵莫及。我有什麼本錢去寫蘇東坡呢？
之所以動筆，是因為我覺得，蘇東坡也是一個人。蘇東坡也沒把自己當成一個大師，拿著大師範兒，高高在上。他在黃州時，和賣酒的、賣肉的、種田的，都是好朋友。蘇東坡的姿態很低，是很親切的一個人。如果我們能見面，我覺得，他就是我們的一個鄰居、一個大哥、一個朋友，一個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人。我可以寫他的喜怒哀樂，他也有很脆弱的時候。
在我的書裡，蘇東坡把姿態放平了，我自己的姿態也放平了。自我解放了，寫作時就會更自由，更設身處地把自己當成蘇東坡，去考慮他當時的想法。在寫作中，這種感覺還是挺美妙的。
張英：你當年提出“新散文”，到現在為止，你的寫作很忠實地踐行了“新散文”理論。
祝勇：這些寫作，內容上是故宮，寫法是新散文。上世紀90年代，我提出“新散文”概念時，寫作者基本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長一點的也才三十多歲，是應試教育培養起來的一代人。我們腦海裡的散文都有現成的樣本，這對寫作者的生命力形成了某種束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是梁啟超先生說的。傳統散文承載不了迅速變化的時代，新時期以來，小說、詩歌、戲劇都有很大的發展，散文卻一直是老面孔。並不是說為變化而變化，而是寫作過程中所呈現的面貌，自然而然地不同了。
當時寫散文的有我、寧肯、張瑞風、周小峰、龐培、于堅、鍾明等，都很年輕，而且互相不認識。就是自發地、不約而同地，在不同的刊物上發表的作品，都呈現出新面貌。所以，就把它總結為“新散文”。一些媒體和評論家對此也提出置疑，我也寫了很多文章回應，所以有人說我是“新散文”的理論推動者。
從後來的發展看，“新散文”已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而是取得了非常豐碩的成果，湧現出很多優秀的、堪稱“大家”的寫作者。散文的複雜性、豐富性，都比原本那種一事一議、承載力很小的散文，要豐富得多，進步得多。
事實上，今天的散文寫作已不太可能回到“新散文”之前的狀態了，等於承認了新散文的貢獻。我對故宮的寫作，也是遵循著“新散文”的一個訴求——承載歷史和文化的內容，但內容相對豐富，就像交響樂，有很多聲部。它相對複雜，不再是那種很單薄的文本。《故宮六百年》那麼厚的一本書，就是一個大散文。
歸根結底，“新散文”不是一個流派，而是一個創新，是在我們傳統的基礎上，尋找新的生長點。只有這樣，文學才能進步。回顧我們文學史，一直是這麼走過來的。
比如最近蘇東坡引起關注，大家喜歡他的詞。而最初很多文化人稱“詞為小道”、小技。還是更看中詩，因為詩可言志載道。而“詞”就是遊戲遣興一個輕薄短小、不那麼重要的一個文體。但蘇東坡用自己的創作，把詞推向了一個高峰。到了宋代中期以後，詞完全可以和詩並駕齊驅，甚至成為一個更主要的文學體裁。
“新散文“這二十多年的發展，它的輝煌成就，完全可以跟小說的成就並駕齊驅。
用現代人的立場寫故宮
張英：在你的故宮寫作中，很多文章是跨文體、互文式的寫作，涉及不同領域，是不同學科的融合，我稱之為“有框架的集成式寫作”，你是怎麼形成這樣一種風格的？
祝勇：這與視野和知識結構不斷擴大有很大關係。“新散文”是一個開放性的文體，優勢在於能接納不同文體。我今天的寫作與早期文化大散文的區別，就在於綜合性增加了，呈現出跨文體寫作的特點。因為題材越來越宏大，單純的散文就有點放不進去了。
我的書確實不好分類，尤其是到書店。是歸文學類，還是歸歷史類，還是文物類？書店也搞不清，評獎時也不好分類。但我覺得這是別人的事，我還是充分張揚我寫作的個性，去表達好，才是特別重要的。我的作品都有非虛構的色彩，說它是非虛構也行，說是散文也行。
我在一些描述大歷史的題材中，很關注普通人，儘量去照顧他們。比如《最後的皇朝》，寫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那一年，也是清王朝的最後一年。帝王將相應該是主角，但我在這個作品裡，還寫了很多北京普通市民，有名有姓，不是虛構的，是真實存在的。我找到他們的史料，看看他們的人生經歷，想在大的歷史轉變進程中，看普通人的命運是什麼，我覺得這更值得我們去關注。
包括我寫《故宮六百年》，一想到故宮600年，大家自然會想到明清兩代的帝王，注意力都在帝王權力、后妃爭鬥這個上面，另外還有一些奸臣、忠臣的傳奇。但是故宮這600年時空當中活動的這些人物，不僅僅只是帝王、后妃、奸臣等，還有很多普通人，比如宮女、太監。
過去一說太監，就想到魏忠賢、李蓮英，是特別負面的形象。其實太監也是集權制度、封建制度的受害者。故宮這麼大，沒有太監是不行的，因太監這個階層的存在，保證了600年紫禁城各種事情的運營。但他們平時又是看不見的，因為人們看見的永遠是皇帝、太后、后妃等，但太監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主體，他們也是需要關的。他們也在某方面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有的是從正面，有的是從負面。
我故宮寫作很重要的不同點和出發點，不是看了一些史料，用比較美的語言複述一遍，不是那樣。而是，必須用一個現代人的立場，和一個新的視角去看這段歷史。
張英：清帝退位後，大批太監沒有地方可去，被集體安置在北京西邊的寺院裡，扎夥過日子。
祝勇：是的，太監離開宮廷後，他們沒有謀生技能，沒有地方要他們，然後他們也不知道往何處去。他們後來被集中收留在寺廟裡，哭聲連片啊，可以說他們是歷史的犧牲者。他們並不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清室優待名單中，是多餘的人，就是歷史不再需要他們了，也沒有地方安置他們，就是被遺忘者。
故宮的神秘悠遠無處不在
張英：讀者會很感興趣，在故宮工作你有多少機會去庫房看平時很少展出的器物？
祝勇：我去庫房的機會不多，因為有嚴格的制度，能用圖片解決的，儘可能看電子版。實在是工作有需要，經過審批手續，也可以去看原件。但我們部門的研究更傾向於檔案史料，接觸原物少一些。其他部門，像書畫部，要訓練對材質的判斷，可能接觸原物的比較多一些。
張英：幾年前，你在“騰訊大家”開專欄“故宮的隱秘角落”，後來你在採訪中說，故宮像藏地那麼悠遠和神秘。故宮神秘在哪裡？你喜歡它的哪些部分？
祝勇：故宮有這麼多宮殿，有186萬件/套文物。就像故宮門多，各種大門小門，不斷在打開，你都不知道門後藏著什麼。永遠有新奇的東西在吸引你，知道得越多，就越發現你知道的還很少。
比如我在《故宮的古物之美2》中講到一幅畫《重屏會棋圖》，五代時的作品。畫面詭異，幾個人物在下棋，背後放了一個屏風，屏風裡又畫了幾個人，那幾個人後又畫了一個屏風……這種畫中畫的形式，無窮無盡，就像鏡子反射。它可以無窮無盡這麼畫下去，讓你猜它是屏風還是真實的空間，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2015年，在《清明上河圖》那個展覽上，故宮展出了這幅《重屏會棋圖》。也沒有什麼人認真去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清明上河圖》上。看原作的話，畫上那個棋盤和棋子更小，但是通過電子版你可以放大看得很清楚，棋盤上其實只有黑子，沒有白子。這在幹嗎？我們就要去破解它這個背後的秘密。
我為什麼寫《故宮的古物之美》？那些文物別人已寫過很多次了，我的導師劉夢溪先生給我一句話，我至今受用，是我寫作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則——“不說別人說過的話”。你不能網上扒點資料，修改一下就變成自己的了，你一定要有自己獨特的認識、獨特的發現。
張英：說到器物，大家一是會想到沈從文先生服飾等方面的研究，再一個是你從今人普及的角度解讀故宮。你怎麼看沈先生研究的價值？
祝勇：首先，我跟沈先生斷不敢相提並論。沈從文先生跟故宮博物院的關係，我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因為我從故宮裡查了一些收藏的沈從文先生的檔案。
寫那篇文章的由頭是讀到張新穎先生的《沈從文的後半生》。一次開會，我碰上張新穎先生，我說：“沈從文後半生很重要的一段經歷，是在故宮裡。我可以幫你找資料。”《沈從文的後半生》資料基本來自《沈從文全集》，都是公開出版的資料。書寫得特別好，我也非常喜歡，只是覺得這一段歷史還可以去挖一下。
陳徒手先生在《讀書》雜誌上寫過一篇《午門城下的沈從文》。一說到午門，很多人自然就想到是故宮博物院。後來我查《不列顛百科全書》，在沈從文這個詞條裡，講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分別在國家博物館、歷史博物館和故宮博物院工作。
沈先生有沒有到故宮工作過？老院長鄭欣淼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叫《沈從文和故宮博物院》，他找到了原始文件，就是故宮博物院給沈從文的調令，調令邊寫了三個字——“沒有來”。沈先生沒到故宮博物院工作，還是在國家歷史博物館。那麼，為什麼大家都以為沈先生在故宮工作過？
我諮詢了故宮博物院的一些老先生，比如古琴專家鄭敏中先生，前幾年過世了。他90多歲時還在上班，就在我們小院裡。他說，沈從文手把手地教過他文物鑑定。
我又查了一些資料，把沈從文和故宮的關係基本梳理清楚了，寫了一篇《沈從文與故宮博物院》，發表在今年第二期《新文學史料》上。結論就是沈從文一直是兼職，故宮博物院常請他來參加工作，他也有辦公室。上世紀50年代，沈先生為故宮博物院做了一些工作，比如鑑定、收藏文物，教育部相關教材編寫，包括帶文物修復和研究人才隊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這篇文章發出來以後，沈先生的公子沈虎雛先生託人找我，想要這些檔案資料照片，說以後可以補到《沈從文全集》裡面去。我在故宮裡面查到的這些檔案，能夠理清他人生後來的一些線索，對研究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故宮六百年承載中華文明五千年
張英：到目前為止，你已為故宮寫了九本書。你有一個完整的寫作規劃嗎？
祝勇：沒有太完整的寫作規劃，基本上是跟著感覺走，興趣在什麼地方，就寫什麼地方。但這幾年看，無形中形成了一個脈絡和線索，一是寫器物。面對故宮珍藏的186萬件文物，我挑一些比較感興趣的，進行解析。出版了《故宮的古物之美》系列三本。
後來寫《在故宮尋找蘇東坡》，把他與故宮博物院裡的文物，找一個具體的點寫一個面，深入去探討一個歷史人物的命運浮沉。《故宮的隱秘角落》，則是寫圍繞故宮建築，一些歷史的傳奇故事。
《故宮六百年》，是一本綜合性的書，講述故宮前世今生幾百年的傳奇。我覺得前面寫的那些書，為《故宮六百年》起到了一個鋪墊作用，是水到渠成。如果一開始就寫《故宮六百年》，還真寫不了。
張英：《故宮六百年》是你寫故宮10年的集大成之作，你是怎麼來找到這樣一個座標的，就是一個是時間，一個是空間，同時又是一種打破了以前以地方象限為主體的敘事視角的？
祝勇：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故宮六百年》歷史龐雜，建築空間也龐雜，怎麼開始，這個也很難。但我非常明確的就是，不想把它寫成一部政治史，也不想按24個皇帝的順序排下來，寫帝王歷史。那是“明清24帝”，不是《故宮六百年》。
想了很長時間，後來我還是採取了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遊客的視角展開敘述——從午門進，走中軸線，然後東西路走一走，最後從神武門出來。在走的過程當中，看到的不只是空間，這個大殿那個大殿，而是像過電影一樣，用走的方式來看故宮600年。在每一章，都附有一張地圖。簡單地說，就是一個“空間帶時間”的方式去寫。
張英：故宮已經有600年的歷史了，它對我們這個時代，意味著什麼呢？
祝勇：意味著時代的主語發生了變化。朱棣1420年建紫禁城，到今天是600週年。這600週年裡面，帝制佔了505年，就是從1420年到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這505年，是有皇帝的故宮，故宮的主語是皇帝，故宮的一切都為皇帝服務。紫禁城是北京的中心，北京是天下的中心，就是這麼一個同心圓結構，皇帝是至高無上的中心。
1925年之後到今天，95年，成了沒有皇帝的故宮。有皇帝的宮殿變成過去式了。今天是故宮博物院，核心詞是博物院，故宮是個修飾詞，裡面的186萬件文物，屬於全體中國人，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故宮的建築之美，還有裡面的文物之美，承載的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結果。
採寫/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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