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鬱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近現代文學批評家、作家,但他也當過報社編輯、博物館館長。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始終不變的是對生活保持熱愛和清醒,守望赤誠與責任。
52歲那年,孫鬱辭去公職,走進了大學校園,力倡“復興母語的創造性書寫”。他邀請一批當代知名作家加入教師團隊,並率先開設“創造性寫作”二級學科,培養出了幾屆優秀學員。
孫鬱認為,文學教育說到底是對想象力與智性的培養。只有更好地接續“文章氣脈”,在與社會、歷史、時代的互動中找到個人志趣與時代命題相連接的橋樑,才能創作出無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
「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詞語來表達思想,
缺乏靈動性、生猛氣」
上觀新聞:有過這麼多“跨界”,您最喜歡哪個職業?
孫鬱:經歷的每一種職業,其實都是自己喜歡過的。這和年齡有關,年輕時喜歡熱鬧,老了則待在書齋的時候居多。
雖然有過不同的工作崗位,但基本上都在做一件事情,即魯迅與新文學研究。我個人覺得,記者和博物館館員的經歷,對於現在的教學也有幫助,只是年輕時期浪費了許多時間。
當老師有個好處,就是需要不斷學習,而且在與青年的對話中,可以不斷矯正自己。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要時時關注新的知識,瞭解與自己不同的一代人在想些什麼。
上觀新聞:聽說您的課堂上常常座無虛席?
孫鬱:本科生的課,人相對多一些。研究生的課人數有限,因為過於專業,話題相對狹窄。
孫鬱在大學講壇上。(資料圖片)
上觀新聞:現在的“90後”“00”後是不是不那麼排斥文學了?
孫鬱:從選課來看,一開始喜歡文學的學生不是那麼多,他們容易受到流行思維的幹擾。文學院有不少學生的第一志願也不是文學,但調劑過來後,都漸漸學會了安靜地面對文本。畢竟,文學是有巨大引力的。
作為老師,我們的任務是與青年人一起面對經典,並在閱讀、討論對象世界的時候發現我們自己。
應該說,現在大學生的知識結構比我們這一代人要豐富,也有很好的人文基礎,但在母語的運用上還存在許多問題。一定程度上,應試教育把人感知語言的能力弱化了,一些青年人習慣用程式化的詞語來表達思想,缺乏靈動性、生猛氣。
文學教育要刺激人保持感知世界的鮮活度,不能沉浸在教條的範式裡。目前的教育理應著重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上觀新聞:中國傳統的語文教育更多是一種浸潤式學習。從蒙學開始,《大學》《中庸》等一路讀下來,文化的感覺有了,語言的感覺也有了。但現在我們要學的東西比古人多,這種浸潤式學習是不是有點奢侈?
孫鬱:這個話題確實值得探討。我是主張雙軌制或多軌制的。坦率地講,現在的教育模式過於單一,應當允許一批人在學科之外的層面接受不同的教育。教育生態變化了,多種可能才會出現。
實際上,每一種模式都有盲區,不同的模式有互補性。聰明的學生可以取長補短。中國有些人文學者沒有大學經歷,但依然有不凡的思想。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
才會寫出好的文字」
上觀新聞:一直有人說,中文系和文學院培養不出作家。問題出在哪裡?
孫鬱:大致來看,中文系的授課者整天在講授知識,審美訓練很少。加上學分與考試的因素,學生自然被引到學問的路上來。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文系出來的作家,在校時未必是好學生。典型的例子是汪曾祺,他逃課、散漫,不太喜歡正襟危坐。於是,他的思想會溢出學院的圍牆,精神可以四處飄蕩。
能夠放逐思想的人,才會寫出好的文字。但可惜的是,中文系培養的匠人多,靈氣多被知識掩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廣西南寧濱湖路小學開展讀書教育活動,內容包括課本劇表演、作家進校園等。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作家進校園是不是帶來了不同的風氣?
孫鬱:作家進入大學,可以營造一種寫作的氛圍。創意寫作也是一門專業,一般的教授未必能夠教好寫作,作家卻可以薰陶、帶動學生去訓練文字。
目前來看,作家駐校帶來了一定的好處,使呆板的學科間有了一種審美的潤滑劑。同時,它清晰地告訴學生一個道理:對母語敏感與否,會影響自己的表達與思考。
應當承認,關於文學創作,沒有天資肯定是不行的,但文學教育可以啟發人走進這個世界。國外創意寫作課已經有了這方面的積累和經驗。國內剛剛興起這門二級學科,還需要慢慢摸索。
上觀新聞:普希金的詩,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曾為許多中國青年打開了一扇不同於傳統和現實的窗戶。但現在俄羅斯文學似乎逐漸遠離我們,這是不是一種遺憾?
孫鬱:近代以來,很多中國人都關注並喜歡俄羅斯文學。中國當代一些優秀的作家,也是繞不過俄國文學傳統的,雖然人們對它的態度比較複雜。
普希金的詩句有著燦爛的美質,童真裡散著愛意與智性。他的句子被穆旦譯介過來後,刺激了幾代中國詩人的寫作。託爾斯泰的人文關懷直到今天仍得到很多中國作家推崇,他的內省精神對巴金以來的中國作家是有親暱感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殘酷性和復調的審美表達,我們可以從林斤瀾、莫言、殘雪等作家那裡看到迴應。
2017年6月7日,俄羅斯莫斯科舉行《普希金生前手稿與作品》回顧展。新華社發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為了改造社會,更是直接從俄國文學那裡得到諸多精神鼓舞。我這個年齡的人,因為歷史原因,讀俄國文學的也多。現在的作家不同了,擁有更廣泛的參照系,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選擇閱讀對象。
不過,現在也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許多受過歐美文學啟發的人,後來深入思考中國問題時,不自覺地與俄羅斯文學某些精神有交叉的地方。
像格非、王家新等人,最早受歐美文學影響,後來的寫作也頗為注意俄國文學傳統,能夠從其意象裡發現自己需要的元素。尤其是王家新,他對俄國詩作的翻譯,有著很深的思想寄託。
「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
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
上觀新聞:長期以來,魯迅被塑造為一位“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鬥士形象。但在您的筆端,可以看到他在金石學、考古學、科學史、哲學、美學、民俗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廣泛興趣與知識譜系。
孫鬱:魯迅的豐富性,以流行的思維不易看清。他打撈出了幾近消失的古代文化餘緒,又把現代性精神引入自己的文字中。他的現代性不是凝固的,而是帶有不斷自省和突圍的能量,打開了確立自我又超越自我的開放的空間。
魯迅的話語方式與詞語方式有時是反本質主義的,辭章背後有我們看不見的東西,但又有一種恆定的追求。所以,走進他的世界,除了以往的方式之外,還要了解其知識結構。
他的修養很深,對各種文化都有心得,一些研究顯得很深。不瞭解這些,就不會完整發現其整體性。瞭解這一點,就會發現我們以往對他的描述遺漏了許多元素。知識的豐富與精神的廣遠,才使其有了創作的資本。由此,對比魯迅的文字,當代的作家應當感到慚愧。
一名觀眾在魯迅博物館參觀。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那段時光,是不是讓您更加親近魯迅?
孫鬱:魯迅博物館有較為豐富的資料,可以發現許多有趣的文物,這對我來說是一次補課。
博物館的研究室還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從史料出發討論問題。我過去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在博物館十餘年,才發現自己的基礎不行,從而慢慢糾正自己的思路。
國內的魯迅研究有種越來越脫離史料的跡象,缺乏對於20世紀上半葉那個時代具體語境的瞭解,玄虛的地方有點多。當時,我身邊的幾位前輩都有紮實的根底,不尚虛言,很少空話。這種治學精神一直在啟示我、滋養我。
同時,那段時光的研究讓我真切意識到,魯迅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他的世界沒有一點奴態;他也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能夠在新舊文化中調試出一種屬於現代人的智慧;他不斷地挑戰我們的慣性思維,以智性與詩意的方式,跨越非人道的遺存,引人到開闊光明的地方去。為此,他犧牲了自己,其慈悲的精神甚至可以與一些宗教人物相比。
上觀新聞:現在不少年輕人在讀魯迅作品的時候,依然會感覺“被電擊中一般”。魯迅的思想何以影響一代又一代人?
孫鬱:青年人在尋找自我的時候不斷與魯迅相逢,說明我們還在魯迅那代人巨大的話語場裡。他思考的許多難題,也是今天許多青年要面臨的存在。由此我們會發現,他的精神表達方式還是那麼富有啟示性。
比如,魯迅認為,人很容易成為奴隸,一方面是別人的奴隸,另一方面是自己的奴隸。為此,他鼓勵大家要靠一種精神的突圍,來尋覓新的、有智性和趣味的生活。
魯迅紀念日公眾紀念活動在魯迅公園舉行。蔣迪雯攝
上觀新聞:還有哪些名言警句值得推薦?
孫鬱:我常常不忘的一句話是:“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還有一段話也很感人:“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為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為的是解除將來的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為的是改革。”這裡有先生的愛意,也有他的哲學。
上觀新聞:在呈現豐富性、鮮活性的同時,是否也要警惕對魯迅的碎片化理解或誤解?
孫鬱:瞭解魯迅,既要看文本的細節,也要有整體性觀念。對於他的一些話語,確實要放在特定語境裡來理解。
比如,他曾說青年要少讀中國書、多讀外國書,主要是針對讀經復古的思潮來說的。事實上,他給朋友的孩子開列的書單,就有很多中國古書。
再如,魯迅並不否定傳統戲劇的價值,他對於紹劇、秦腔就很喜歡;京劇被士大夫化後,魯迅是有看法的,認為消失了一些原生態的東西。
此外,樑實秋、李敖都曾指責魯迅翻譯語言不通。他們不知道,魯迅的硬譯是為了增加漢語表達的功能,改變國人思想的方式,是對母語表達不周密之瑕疵的挑戰。
他輯校古籍,也不是單一的趣味問題,而是與西學的眼光有關;整理《會稽郡故書雜集》,是民俗學意識在起作用。如果只注意對於國故的態度,不觀察他整理國故時候的世界主義眼光,我們就會遺漏其思想鮮活的部分。沒有微觀體味與系統觀察的結合,對他的誤讀也就不可避免了。
「筆墨的興衰,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裡,
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一角」
上觀新聞:今年是巴金逝世15週年,您特意撰寫《詩人巴金》一文。“詩人巴金”與“小說家巴金”有什麼不同?
孫鬱:我實際是想從詩學的層面體察他的文本力量。巴金的作品是帶有詩意的書寫,所有的文字都裹在詩意的境界裡。他以詩的方式寫小說,也以小說的方式為詩,但他的詩人氣質中沒有盲從,一直帶有自審的意味。因此,討論巴金的文學作品,應當顧及審美的脫俗意蘊和精神的超越性。這兩方面是不能分開來談的。
就寫作方式而言,他與艾青、穆旦等詩人有很多相似性,即從翻譯語言和口語中建立現代人表達的可能性,毫無傳統文人的迂腐氣。
本雅明在討論克爾凱郭爾的寫作時說,作者具有克服表象的內力,意象裡存在著“通過想象而獲得安慰的美學”。百年的文學一直存在這樣的流脈,除了魯迅的傳統,巴金的傳統也值得我們進一步總結。
1985年3月26日,巴金到北京看望冰心,同行的還有夏衍。蔣迪雯攝
上觀新聞:您還曾提出,20世紀80年代,真正顛覆人們思想的,哲學上是李澤厚,文學上的代表先是巴金,後來轉為汪曾祺。
孫鬱:李澤厚綜合了康德、榮格、魯迅的資源,使思想回歸到主體世界的路徑,這就避免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理解。一般人接近馬克思主義是從黑格爾、費爾巴哈那裡開始,李澤厚卻從康德、席勒走向馬克思主義,把思考的路徑改變了。巴金則歸到託爾斯泰主義的路徑,將人道精神呼喚出來。
汪曾祺在精神上與新康德主義接近,審美思想也屬於新康德主義延伸線上的遺存。他迴歸傳統、轉向日常,由儒家的樂天與道家的逍遙,進入京派的散淡、博雅之趣,從而帶來審美路徑的轉移。他的精神底色與李澤厚有交叉之地,和巴金距離較遠。
這三位是我最尊敬的當代知識人。我自己的成長得到他們的許多啟示,所以至今心存感激。
上觀新聞:在報社副刊工作期間,應該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文化人?
孫鬱:我做編輯時,新京派開始出現,張中行、汪曾祺非常走紅,能夠約到他們的稿子算是幸事。記得有一次與同事去造訪張中行,事先沒有聯繫,在沙灘旁的一棟老樓裡見到先生,依然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張先生穿著一件中山裝、戴著一副袖套,樣子像極了衚衕裡的大爺,講起話來沒有一點架子。他們那一代人平民意識很濃,沒有象牙塔文人的毛病。
張中行在家中翻閱資料。(資料圖片)
汪曾祺也很隨和,雖然學問深,但並不書齋氣,對百姓日常生活非常關注。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說看到報紙上有一篇女工的文章,描寫親人病中的故事,很是不錯。為此,他特意約請林斤瀾、邵燕祥撰稿,自己也寫了篇《花濺淚》的文章。三位老人為工人作者寫的評論佔據了整整一個版,一時傳為佳話。這件事給我的觸動很大,編輯工作其實也是自我教育的過程。
那些年,印象深的還有端木蕻良。他寄來文章幾乎篇篇均好,風格與張中行、汪曾祺不同,筆下多為學人筆記類的小品,一般是談曹雪芹、北京古蹟和文壇舊事等。文章舉重若輕、洋洋灑灑,又不張揚;文字有老京派的儒雅,學識裡的幽情暗轉,閱之餘音縷縷。
汪曾祺和我談到端木蕻良的文章,亦大為讚佩,以為自己有時寫不過他。20世紀90年代,端木蕻良沒有汪曾祺、張中行紅火,但文字的確是不差的。我有時候想起他,便覺得這位老人寂寞裡的寫作或許別有寄託,只是我們知之甚少罷了。
端木蕻良1992年1月19日在《解放日報》朝花版上發表《曹寅剪影》。(資料圖片)
上觀新聞:副刊是個百花園,各類品位的文章都有,作者無疑也是五花八門。
孫鬱:給我寫稿子的人裡面,新鳳霞的積極性最高。每次約稿,都會準時寄來。有時候還主動聯繫我們,希望能夠錄用她的憶舊文章。
她的文字沒有經過專門訓練,但看起來很有意思;文法也不是很講究,如果從規範的角度來看,許多文字是不通的。但這些看似不通的句子,卻別有味道———京津地區口語裡的熱氣散落其間,詞與詞間是有街巷裡的土氣的。
新鳳霞在電影《劉巧兒》中飾演巧兒。(資料圖片)
新鳳霞的書寫在京城可謂“獨一的存在”,好比田野開出的花,小而帶著生命之氣。我每次都要順順她的字句,有時冒昧增刪幾句,以補行文上的漏洞。但她看到清樣總沒有疑問,對於我們這些年輕人是信任的。
上觀新聞:這段副刊工作的經歷,對您的個人成長、文學創作研究產生了什麼影響?
孫鬱:編輯十年,第一是認識了北京這座城,對歷史沿革有了一些理解;第二是瞭解了文壇與學界的一些狀態,也意識到自己的短板,讓我明白文章之道在哪裡,什麼是有質感的文字。
因了此段因緣,才知道文學與社會不太像教科書說的樣子。其實筆墨的興衰,有時隱在無詞的言語裡,浮在外面的表達不過是冰山的一角。我後來在大學教書,一直不太願意引用教材裡的文字,親歷的生活總還是與概念裡的世界不同的。
「文學猶如“存在的鏡子”,
人們在其間可以看到未曾見到的自己」
上觀新聞:有人提出,“一個好的寫作者,就像個雜貨店主”。文學格局的大小,絕不以店的規模來論斷。在您眼中,好的寫作者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在中外文學界,有沒有可以做榜樣的“店主”?
孫鬱:文學創作是一個複雜的勞作,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好的作家最好是一個雜家,因為背後可以有廣闊的精神空間。但也有作家十分單純,知識結構也簡單,卻有天籟之音。
我個人喜歡蘇軾、曹雪芹、魯迅、汪曾祺這樣的作者,他們都深味傳統文化經脈之妙,有深的修養。或者說,他們的文字是有學問的,辭章含著幽深的精神之影。
《紅樓夢》就涉及古代文化諸多學問,真的是百科全書。我們看了曹雪芹的文字,會感到他的學識之廣之深。當代似乎還沒有哪位作家有他的厚度。
2018年4月22日,中國郵政發行第三套《紅樓夢》特種郵票。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但也有人說,正經人要少看文學經典,包括《紅樓夢》。因為文學大體是描述小概率事件的,“很慘很可憐很感人,卻分不清故事和現實”。
孫鬱:文學是對於生命存在的另一種可能的展示,有再現生活的功能,也有想象、超然的功能。作家在現實裡無法實現的思想可以藉著審美之船駛入精神的深海,在顛簸裡釋放生命的種種潛能。比如,詩歌、小說、戲劇猶如“存在的鏡子”,人們在其間可以看到未曾見到的自己,由此知道該選擇什麼、放棄什麼。
民謠《白米飯好吃田難種》在第十屆上海朗誦藝術節暨上海市民寫作大賽頒獎典禮上進行演繹。蔣迪雯攝
我們都生存於世俗社會,按照生活邏輯慣性生活,文學則可以照出我們認知的盲區,我們的精神從而可以被其異樣的光芒所沐浴。那一刻,我們從俗諦中驚醒,恍然覺悟精神的路不止一條。
上觀新聞:文學的盛衰與社會環境又有著怎樣的關聯?
孫鬱:文學的盛衰與環境的關係很複雜,一兩句話說不清。舉個例子,《吶喊》就誕生於歷史的黯淡歲月,有時在經濟發達的地方,卻未必能產生有深度的文學作品。
一般來說,寫作者的出發點各有不同,有的乃生命的自戀,有的是精神的尋覓。人類是有限的存在體,藉助文學藝術,卻又具有通往無限的可能。我深信,只要人們還有自我意識,還有反省自我的能力,文學就會在不同時刻以奇妙的方式給世界帶來驚奇。
孫鬱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魯迅研究學會會長
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
曾任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
轉載請超鏈接註明:頭條資訊 » 中文系和文學院培養不出作家?孫鬱:能夠放逐思想的人,才會寫出好的文字
免責聲明 :非本網註明原創的信息,皆為程序自動獲取互聯網,目的在於傳遞更多信息,並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此頁面有侵犯到您的權益,請給站長發送郵件,並提供相關證明(版權證明、身份證正反面、侵權鏈接),站長將在收到郵件24小時內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