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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家都在“討伐”拼多多時,這裡還有比996、007更可怕的加班文化

職場 新民晚報

拼多多23歲女員工猝死事件在中國輿論場掀起了一波對互聯網行業加班文化的反思浪潮。其實,在大洋彼岸,匯聚全球科技企業的美國硅谷,極盡瘋狂的加班文化同樣折磨著員工,屢釀惡果,優步工程師約瑟夫·託馬斯、華人程序員Qin等硅谷員工的自殺揭開了硅谷繁華背後的另一面。如今,越來越多曾在硅谷“拼命”的高精尖人才正在搬離硅谷,表示“自己再也不願做‘硅谷打工人’”。

這不僅是因為崇尚“以命換錢”的畸形文化,硅谷高昂的生活成本,也讓這些精英們與幸福的距離越來越遠。

逃離硅谷正在成為一種現象。此外,不僅是員工,連甲骨文、惠普這樣的科技大廠和“硅谷鋼鐵俠”馬斯克也都決定搬離硅谷。

當大家都在“討伐”拼多多時,這裡還有比996、007更可怕的加班文化

硅谷是美國夢最精彩環節的發生地,也是全球科技聖地。來源:彭博社

我患上了“硅谷式倦怠”

薩沙什科沒有想到,自己在硅谷的工作經歷竟如一場噩夢。

去年6月,曾在硅谷一家快速發展的初創企業工作的薩沙什科,在Medium(英文寫作平臺)上講述了自己如何一度走到崩潰邊緣又重新振作的經歷。

初到硅谷,薩沙什科對工作充滿熱情,她很少拒絕上級交給她的工作任務,如果工作日完成不了,她就加班加點完成。對當時的薩沙什科來說,工作辛苦不算什麼,她看重的是成長和這份經歷。

當大家都在“討伐”拼多多時,這裡還有比996、007更可怕的加班文化

甲骨文公司。來源:CNBC

每天晚上睡覺前,薩沙什科會在腦子裡覆盤當日的工作,想著如何加快自己的腳步,如何脫穎而出。第二天一醒來,她又趕往辦公室,開始一整天高負荷的工作。“就連做夢我都在想著工作。”薩沙什科坦言,當時,她的一切都圍繞著工作,哪怕是偶爾花時間娛樂,她都會心生愧疚。

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薩沙什科發現,她拼命工作獲得的唯一獎勵是更多的工作。

“我心裡很清楚,我的工作中的某些方面‘失衡’了,我患上了‘硅谷式倦怠’。”薩沙什科回憶:“那時,我不得不強迫著自己,才能勉強完成清單上的任務;面對同事,我不得不擠出假笑,假裝元氣滿滿的樣子;就連週五晚上和同事的狂歡都讓我感到透支……”

“我對任何事情都不再有期待。晉升或者工作發展前景,對我來說已經失去了意義。”更糟糕的是,薩沙什科發現自己對任何事物都提不起興趣。

薩沙什科被醫院確診為抑鬱症和焦慮症,無奈之下,薩沙什科選擇辭職。值得慶幸的是,在醫生、藥物、親友的幫助下,薩沙什科最終走出了灰暗。

“成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我不是一個機器,我的價值不取決於自己賺了多少錢或者完成了多少工作。”痛苦的經歷讓薩沙什科幡然醒悟、感慨萬千。

在硅谷,朝九晚五屬於失敗者

薩沙什科代表了一群人。

2016年,優步工程師約瑟夫·託馬斯自殺,他的妻子將其歸咎於工作時間長、心理壓力大的企業文化;2019年,38歲的華人程序員Qin從臉書硅谷總部園區跳樓自殺,據媒體調查,Qin自殺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壓力,季度績效考核、差評、換組失敗等一次次將 Qin擊倒,直到他再也站不起來了。

臉書硅谷總部。來源:GJ

2017年,《紐約時報》曾發表過一篇名為《在硅谷,朝九晚五屬於失敗者》的文章,報道中講述了硅谷瘋狂的企業加班文化:硅谷一直以來都崇尚“不同凡響”,因此,在許多行業開始更加註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時,硅谷反其道而行之,把“工作狂”標榜為理想的生活方式之選。在硅谷甚至已經出現了以販賣成功學為主的完整產業鏈,並聲稱“沒有比創業更崇高的使命,取得成功,必須願意放棄一切。”

報道中還詳細披露了硅谷企業五花八門的“打雞血”行為:企業家用“奔忙”一詞來形容這種狂飆突進般的生活方式,它們隨處可見。你可以買到以“奔忙”為主題的 T 恤和咖啡杯,上面印著“夢想、奔忙、利潤、超越”之類的標語;你可以參加為期一天的、以“奔忙”為主題的演講大會,成功人士會在演講臺上分享他們的成功之道。

此外,一位在推特上擁有150萬粉絲、名叫加裡·維納查克的天使投資人還出版了一本暢銷書,在書中他激情四射地教育人們:“每天應工作18個小時!”“不要假期,不看電視,告別約會!”“只有工作才能讓你擁有私人飛機、才能讓你風光無限!”

“一百年前,工人成立工會並舉行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和縮短工作時長。如今,硅谷的員工卻頌揚自己遭受的剝削。一款流行於硅谷員工之間的T恤上寫著‘朝九晚五屬於無能者’;一個名叫拉布瓦的投資人近日在推特炫耀自己工作18年,休假時間不超過一週;渴望成為扎克伯格的人被告知,創業就像加入海豹突擊隊一樣。對某一類人來說,磨難也成了誘惑的一部分。”《紐約時報》對此做出如是評價。

我決定搬離硅谷

在硅谷,讓年輕人決定離開的,不僅有高負荷工作,還有高昂的生活成本。

為了離臉書公司在門羅公園的辦公室近一些,25歲的薩欽達爾和未婚妻每月花費2650美金在舊金山南部的某小區租了一個單間臥室。但當這家公司因為疫情而宣佈大多數員工將在家工作到年底時,薩欽達爾的想法發生了變化,他不僅接了一個紐約某家廣告公司的遠程工作,並決定搬離硅谷。“如果我們能在別處賺取薪水,那再繼續支付高昂的灣區租金就沒有意義。”薩欽達爾說。目前,他正在未婚妻商量搬去夏威夷,或者為了省錢,搬到美國鄉村的某個地方。

迪倫·赫克勞和薩欽達爾有著一樣的想法。他打算將原本花在太浩湖度假屋的錢用來在薩克拉門託買套房,這樣就無需支付舊金山每月3200美金的房租。

除了年輕人,像甲骨文、惠普這樣的科技巨頭也決定出走。

奧斯汀商會主席兼CEO霍夫曼認為這一定程度上源於加州較高的稅負以及生活、勞動力成本。

有人離開,也有人到來。硅谷的光環依舊在閃耀,每年還是會有成千上萬懷揣夢想的年輕人涌向這裡,在接受“奔忙”的洗禮後,留下,離開,或者逝去……

撰稿 王若弦

編輯 深海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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