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對著大數據技術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發展，左翼學者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提出了“雲帝國”的概念，認為由各類大型數字公司構成的雲帝國正在通過數據提取技術推行一種新的殖民方式，即數據殖民。雲帝國的出現使得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資本化，成為可以被雲帝國所殖民掠奪的原材料，同時也帶來了更為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和人們生命自主性的喪失。儘管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在形式上延續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傳統，但二人對經典作家理論的應用存在著一些根本性的曲解和偏離，也由此出現了難以彌合的理論缺陷，因此“雲帝國”概念從實質上而言只是一個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似“馬”非“馬”的理論命題。
文丨劉皓琰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院博士後
原文載丨《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21年１月
原文標題｜雲帝國：一個似“馬”非“馬”的理論命題——基於對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數據殖民主義理論的解讀
近年來，由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對經濟社會各領域帶來的全方位的變化，西方左翼學者高度關注數字技術對資本生產方式與剝削方式的影響，“非物質勞動”“數字勞工”“零工經濟”等都成為了學界熱詞。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學者追根溯源，開始加強對信息、數據、知識等數字資源的政治經濟學解構，以此尋找理論體系的“阿基米德點”。
2019年，英國左翼學者、著名社會學家和媒介研究學者尼克·庫爾德裡與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分校學者尤利西斯·Ａ．梅西亞斯便從時下大熱的“數據”出發，合著了新作《連接的代價：數據如何殖民人類生活並促使其為資本主義所佔有》。在書中，二人延續了以往的分析視角，將研究立足於帝國主義與殖民理論，認為無論是“二戰”後興起的“新殖民主義”還是“後殖民主義”理論，均已難以解釋數字時代的新型殖民現象。二人將這種新型殖民稱為“數據殖民主義”，而數據殖民的主體便是以大型數字公司為核心、以雲數據庫為技術基礎的“雲帝國”。二人在書中大量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左翼學界引發了強烈的反響。
數字時代的帝國主義形態和殖民政策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雲帝國和數據殖民是否真的已經出現？
本文認為，為切實把握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理論的創見性及其侷限所在，必須將其置於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重新加以系統的解讀和審視。
一、雲帝國：
殖民主義的新主體
在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理論體系中，“雲帝國”用來指代“一個總體性的前景和由多類數據掠奪部門共同組成的商業組織”[1]13，這一概念的製造有著特殊的隱喻。一方面，“我們用雲帝國的形象來暗示，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通常被描述為進步）協調能力的提高，我們正在看到一種迴歸到與歷史殖民主義的經濟邏輯有很多共同點的公然侵佔形式”[1]38；另一方面，“與早期形式的帝國主義不同，雲帝國並不是建立在一個特定國家公開的軍事和政治上控制領土的願望之上的。取而代之的是，它的運作更加非正式，試圖通過數據而不是通過暴力手段”[1]38。可以看到，二人認為，“雲帝國”的概念可以很好地表達出數據殖民與傳統殖民方式的共通性與區別，這也同時構成了數據殖民主義理論的立論依據。
▌１．“社會量化部門”的數據提取
雲帝國是如何形成的？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認為，雲帝國的出現是“社會量化部門”對企業和社會生活中的數據無限制提取的結果。所謂“社會量化部門”，是指“致力於開發通過數據從人類生活中獲取利潤所需的基礎設施的行業部門”[1]13。這些部門的出現已經有了較長的時間，但真正的規模化發展要始於信息技術高速躍進和大規模商用的21世紀初期。社會量化部門有三種具體的類型：一是數字硬件設備的製造商，其中不僅包含蘋果、微軟和三星等知名品牌，還包括一些智能冰箱、智能汽車等領域的製造商；二是各類互聯網和社交環境的建設者以及數據工具的製造者，包括臉書、谷歌以及艾克希姆、艾可菲等數據和徵信公司；三是大量的越來越依賴於數據進行業務運作的平臺企業，包括愛彼迎、優步和聲田，等等。
社會量化部門的數據提取需要三個步驟。第一是“連接”。“數據提取的當代可能性來自於計算機之間的連接。”[1]7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貿易自由化、供應鏈全球化和資本加速流動的歷史進程使得世界經濟產生了日益廣泛的聯繫，在這一過程中又出現了信息基礎設施，它進一步推動著全球商品鏈中跨空間和跨時間生產的所有環節和人類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連續連接的數據流組織起來。社交網絡、物聯網、傳感器等的大規模應用使得整個經濟社會開始量化，任何的經濟行為和經濟人都可以運用數據來表達，這使得數據成為了經濟社會中隨處可見的資源。第二是“監視”。“與他人建立聯繫的一個關鍵後果是屈從於對人類生命的持續跟蹤，這一過程直到最近才被稱為監視。”[1]15數字平臺作為現實的映射，為資本生成了新的社會，這種社會內部的每個細節都能被資本持續地跟蹤、獲取、分類和計算［２］。谷歌可以通過搜索引擎內容記錄人們的偏好，亞馬遜和微軟可以通過“智能個人助理”記錄人們的工作內容，蘋果可以通過面部識別分析人們的生理特徵。隨著物聯網的發展，這種監視將滲透至人類生活的各個角落，數字公司也可以源源不斷地收集大量的數據。第三是“存儲”。由於數據量的規模龐大，因此很多公司特別是中小公司無法為數據管理提供足夠的算力支持，便會將數據存儲於或售賣給第三方服務商，這些第三方服務商所打造的數據資源池就是“雲”。
“雲”是數字時代一種代表性的技術創新，但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如果雲計算中的數據存儲在數據中心而不是個人電腦中，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誰擁有它”[1]46。“雲”的出現極易滋生壟斷，因為一方面，互聯網平臺具有外部性，用戶的不斷集中使得大型互聯網公司往往會獲取很高的流量，因而也獲得了更多的數據；另一方面，只有數字巨頭才擁有購買和管理數據的能力。蘋果、臉書、微軟、谷歌、亞馬遜五巨頭以非正式協議的方式劃分了自身的社會量化空間，從而瓜分了美國的數據資源，在世界市場上也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寡頭間的聯合意味著權力的集中，它們控制著信息基礎設施和互聯網服務標準，控制著互聯網環境和數據計算能力，甚至控制著數據內容。在這樣的基礎上，擁有“雲”的壟斷公司便可以獲取大量的經濟利益並操控人們的生活，“雲帝國”也由此出現。
▌２．雲帝國中的“數據關係”
在雲帝國中，數據殖民是通過建立和強化“數據關係”來實現的。所謂的“數據關係”，是指“一種新興的社會形式，通過這種社會形式，數據殖民主義作為一種提取過程在個人、群體和公司之間得以穩定，從而可靠地促進了新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形成”[1]27。也就是說，數據關係的核心目的是通過對互聯網規則和環境的設置，建立一種可以穩定地推動數據生產和流動的社會秩序。以臉書為例，在加入臉書時，平臺會要求用戶上傳自己的年齡、地址、興趣等個人信息，這樣既獲取了用戶自身的數據，也方便了平臺在同質用戶間建立連接。隨著數字技術的普及，數據關係之外的空間將會被消滅，數據關係也會成為數字時代最基本的社會關係。
數據關係擴張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是造成了數據表面上的“自然性”。這是說隨著人類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不斷地轉化為數據，其龐大的規模使得數據看起來像自然資源那樣唾手可得。因此，很多資本家都喜歡將數據比作數字經濟時代的“新石油”。但是，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堅決反對這種說法，他們以馬克思對“三位一體”拜物教的批判作類比，認為資本家將數據看作生命過程中的自然果實，與將利息看作資本的果實、租金看作土地的果實、工資看作勞動的果實的觀點一致，是資本家為了偽造資本關係的合理性、抹殺每個數據生產者對於數據的自主性所創造出的庸俗觀念。數據關係真正帶來的是對數據的暴力搶奪。
原本從屬於人的生命活動和社會關係均被雲帝國量化為數據，成為有利可圖的開採目標。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認為，這與馬克思所定義的傳統殖民主義有著很強的共通性：“如果歷史殖民主義是對土地、身體和自然資源的佔有，那麼數據殖民主義可以理解為對社會資源的佔有”[1]85。雲帝國憑藉數據權力複製了以往剝奪自然資源的掠奪方式，重新創造了一種新的殖民形式。在這種新型殖民中，殖民地不是一個地理位置，而是一個“增強的現實”[1]85。在這個現實中，雲帝國將通過連續的數據提取進行資本輸入，並且不斷地引導人們的交往、生產和消費等社會活動。
通過數據殖民，人類的日常生活開始資本化。“如果說歷史殖民主義通過掠奪地理領土和領土徵服可能帶來的資源而擴張，那麼數據殖民主義則通過掠奪人類生活本身的更多層面而擴張。”[1]5雲帝國將網絡空間中的每個生命點和生命過程的每一層都施以跟蹤和控制的形式，從而使數據成為人類生命和生活的物化形態。這些數據為資本主義帶來的最大貢獻是帶來了經濟社會的易讀性，使得資本可以最大限度地控制其生產過程的投入。資本利用數據分析獲知科技趨勢、市場動態與個體消費者特徵，有針對性地進行投資和創新活動，並利用數據關係不斷地為其產品、服務和廣告尋找受眾，真正地變得無孔不入。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谷歌與雙擊廣告公司的聯盟，谷歌精通將搜索活動與搜索者的興趣相關聯，雙擊公司則擅長根據其獨特的數據配置文件跟蹤他們，兩種方法的結合極大地增強了廣告與個人的匹配度。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在這裡延續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基本判斷，即資本對利潤最大化的永恆追求將推動著其控制體系的不斷擴張。在數字經濟時代，這種擴張已經逐步延伸到了勞動關係之外，數據的不斷商品化使得人類的日常生活和普通社會活動開始不是作為勞動而是作為生產要素，為雲帝國源源不斷地貢獻剩餘價值。
二、雲帝國下的經濟不平等與自由空間剝奪
在論述了雲帝國的成因與殖民方式後，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又從經濟和哲學兩個層面，深入剖析了雲帝國的出現所帶來的後果。在經濟意義上，數據資源向雲帝國的集中進一步強化了現行社會中的財富不平等趨勢；在哲學意義上，雲帝國則造成了人類生命自主性和自由空間的喪失。
▌１．“社會緩存”與不平等監視
雲帝國下的經濟不平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出現在數字資本家與普通用戶之間。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認為，由於雲帝國對數據的侵吞，“以各種方式處於公共生產和控制之下的早期形式的社會知識變得貶值。一種新的‘社會知識’出現了，它完全處於公司的控制之下。我們稱之為‘社會緩存’”。只要用戶使用數字工具或平臺，哪怕離線，其生成的數據也會緩存於設備或網頁之上，所有用戶緩存內容的總和即是社會緩存。在每個時代，信息和知識都是財富和權力的重要來源，而雲帝國則將分散化的信息和知識以社會緩存的形式收集起來，幾乎在經濟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擁有著最為專業的知識內容，這便給予了雲帝國以向多個領域滲透甚至支配該產業的能力。於是，原有的生產活動和商業活動開始圍繞社會緩存進行重組，在零售、服務、交通、製造業甚至農業領域都出現了越來越多以雲帝國為核心的“數據生意”。社會緩存往往是不公開、不透明的，是完全面對資本利益的，因此雲帝國幾乎可以在所涉及的每個領域都獲得高額壟斷利潤。而對於普通用戶來說，一方面，雲帝國無死角的監視和追蹤很容易造成個人智力成果的洩露和喪失，這相當於剝奪了普通勞動者以知識獲取經濟利益的權利；另一方面，個人的數據被用來“餵養”資本主義企業，但最終還是要以產品或服務等形式賣回給消費者［３］，“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全新的社會知識結構加劇了社會經濟權力的不平等，數字資本家與普通用戶間的“馬太效應”將更加顯著。
第二個則出現在普通用戶內部。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認為，儘管所有人都是數據殖民的受害者，但不同群體間抗監視的能力是不同的。由於數據關係是一種社會秩序，因此它會複製現行社會中的不平等。譬如，所有員工都會受到監視，但這更多發生在中低層員工而不是高層管理人員身上；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依賴程度較高的人群，也明顯更加難以拒絕政府向其徵收個人數據的要求。這是因為個人抗拒數據提取和集中需要足夠的金錢、技術和權力支持，而這是底層人民所不可能具備的。因此，“窮人總是更容易受到監視和收集”[1]190，他們缺乏與雲帝國討價還價的能力，也更加依賴智能工具進行工作和社交。此外，雲帝國還十分擅長對社會群體進行“野蠻分類”，大數據工具帶來的算法分類功能非常適合對窮人進行掠奪性的產品營銷，譬如提供緊急貸款，這很可能會促使窮人進一步被資本收割，提高他們的貧困程度。可以看到，在應對監視時，底層人民總是更具脆弱性，數據關係正在不斷強化現有社會關係中的不平等趨勢。
▌２．“最小完整性”的喪失
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認為，雲帝國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人類的自治能力，即自我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這種衝擊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數據的收集尚未有清晰的權責約束，這很可能導致數據的濫用，直接侵害人類的生活；第二，數據收集有害使用的可能性“扭曲了個人生活和行為的空間”[1]163，人們很可能由於忌憚監視而拒絕自由交流；第三，也是最深的層面，數據關係破壞了自我的“最小完整性”，即作為自我的可能性的最小有界性，而這正是個人自治的基礎。
個體的“最小完整性”主要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隱私，一個是意識形態，唯有可以保障隱私並擁有自由發展的意識形態的個體才能獲得自主生活的最小空間。然而在雲帝國的統治下，一方面，全方位的數據監視以一種軟暴力的形態侵佔了個人的空間，損害了用戶的自我享有隱私的權力。這種監視可能來自於雲帝國的追蹤，也可能來自於用戶自己。“越來越多的人告訴我們，人類需要追蹤自己”[1]169，譬如保持健康、保存交易和瀏覽記錄等。在自我監視中，用戶往往會釋放更加真實和全面的數據，這事實上是一種自我量化的過程。這些被量化的信息的所有權在很多國家並沒有清晰的法律規定，因此個體的隱私往往便會在自動收集的過程中分享至雲端，這樣便消解了“使自我成為自我的邊界”[1]184。另一方面，用戶的自主性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雲帝國的意識形態所佔據。數據殖民主義是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數據殖民主義可以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頂點”[1]41。新自由主義不斷鼓吹貿易的自由化、資本的不斷流動和用戶間更大規模的連接，為雲帝國的出現塑造合理性。這種意識形態堅持認為生命的一切都應當轉化為數據，單方面強調連接與開放的積極意義，卻絲毫無視數據關係中的不平等與控制。這種價值觀的傳播使得很多用戶受制於雲帝國而不自知，他們積極地上傳內容、分享信息，卻在不斷地自我解構與“奉獻”中喪失了最後的自由空間，成為為雲帝國不斷貢獻經濟利益的“牽線木偶”。
三、雲帝國批判：
回到馬克思和列寧
通過雲帝國概念的樹立與對數據殖民主義理論的解讀，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為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推進到大數據時代作出了諸多努力，並提出了很多開創性的見解，這種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但深入剖析二人的邏輯體系可以看到，二人在一些理論和方法的運用上，並不符合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也使得二人在進行推演和得出結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難以彌合的缺陷。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看，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理論體系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１．不是“數據關係”而是“生產關係”
在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理論體系中，數據關係是理解雲帝國中一切經濟行為的核心視角。這一視角提出的核心目的無非是意在說明數字經濟時代與大工業時代的一個顯著區別，即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資本化：“今天的普通社會活動不是作為勞動而是作為生產要素貢獻剩餘價值”[1]30。二人將此稱為：“為大數據時代更新馬克思”[1]30，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已經從馬克思所論述的以勞動關係為基礎向以數據關係為基礎轉變。
在這裡可以看出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理解馬克思理論的兩點偏頗之處。第一，馬克思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視角從來都是“生產關係”而非“勞動關係”。馬克思對於“生產關係”有著明確的定義，生產關係“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係”[4]。儘管勞動關係是生產關係中最基本、最重要組成部分，但以此置換概念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說法。與此同時，生產關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生產力的一切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的生產關係的變化”[5]613，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技術的發展及其資本主義應用的確帶來了數據收集與集中的現象，數據關係的出現也是一個事實，但正確的措辭應當是將數據關係視為生產關係的一部分，而非將之與馬克思的論述對立起來。生產關係依然是數字經濟時代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核心視角，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分析並沒有超出馬克思對資本發展規律的一般判斷。
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對“日常生活資本化”的論述是對剩餘價值理論的違背。活勞動是剩餘價值的唯一來源，但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對將生活視為勞動的說法並不認同，他們將生活與勞動割裂開來，卻又聲稱生活是一個可以帶來剩餘價值的生產要素，這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馬克思曾指出，勞動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類本質，“整個所謂世界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5]196，勞動不等同於物質生產勞動，以休閒和發展為特徵的自由勞動同樣也是勞動的一部分。因此從哲學意義上講，生活與勞動並非完全的對立關係，日常生活中大量可以創造使用價值的能動活動也應當被納入勞動範疇。數字技術和數據收集真正帶來的，並不是日常生活的資本化，而是推動著以往的大量非生產性勞動向生產性勞動轉化。馬克思曾指出：“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或為資本的自行增值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6]在大工業時代，人們在日常活動中生成的各類信息受限於技術條件無法被納入資本體系，但隨著信息採集和加工能力的高速發展，這些信息便獲得了被歸納為數據並加入生產環節的技術條件。普通用戶的搜索、購買、視頻、遊戲等信息生成過程都有條件成為生產性勞動[7]，他們作為免費的、零散分佈的“非僱傭工人”[8]，為數字公司貢獻了大量的剩餘價值。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忽視了主體能動性在數據生成中的作用，從而造成了其對剩餘價值來源問題缺乏合理的解釋，這歸根結底還是由於二人僅將研究視角停留在“數據關係”而非“生產關係”。他們雖然將數據視為日常生活的物化形態，但卻將研究的側重點放在了數據的提取和應用上，沒有深入考察數據的生產過程，也沒有對數字經濟時代的階級形態、勞動力問題、交換關係等作出進一步的解讀，因此導致了不可避免的侷限性。理解數字經濟時代的剝削和掠奪現象，依然要回到馬克思那裡，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中作出對資本運動規律的科學判斷。
▌２．不是“雲帝國”而是“數字帝國主義”
在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體系中，通篇看不到對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評價和轉引，這在一個研究帝國和殖民問題又聲稱使用了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論中是令人驚訝的。深入考察二人的立場後不難發現，此舉並非遺漏而是一種選擇性的過濾。自世紀之交帝國主義理論重新迴歸學術中心以來，出現了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是以大衛·哈維、艾倫·伍德等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論，他們在列寧的思路上進行了再認識，認為美國等國家的帝國主義性質沒有變，只是在壟斷、對外輸出和掠奪方式等方面出現了新的特徵；另一種則是哈特和奈格裡提出的“帝國”理論，他們與列寧的研究方法迥異，甚至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已經過去了”[9]，全球化和網絡化的趨勢正在形成一種無中心、無疆界、超越民族國家的權力形態，即帝國。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思路顯然受到了哈特和奈格裡很大的影響，“雲帝國”也可以視為對“帝國”的進一步考察和更加具象的描述，這也解釋了為何二人要棄用列寧的經典帝國主義理論。因此在二人的定義中，雲帝國的主體是大型數字企業而非國家，雲帝國反轉了長期以來從國家到企業的知識流向，從而成為了新的權力中心。他們也據此指出，“將數據殖民主義視為西方獨有的項目是毫無意義的”[1]17，即使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騰訊、阿裡巴巴、百度等大型公司也成為了雲帝國的組成部分。
數據提取技術真的超越了國家主權嗎？誠然，與以往歷次技術革命相比，數字技術帶來的顛覆性都是無與倫比的，它將所有的經濟社會都納入到了一個可以連接、映射甚至超越現實社會的虛擬空間中，大型數字公司可以憑藉數據壟斷直接管理經濟生活，擁有了比以往更加廣闊的權力。但這並不能說明民族國家主權的式微，而是國家基於國家利益對部分權力進行的讓渡。列寧指出：“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10]，國家可以通過數字企業擴大稅收、管控人民，但數字企業卻無法擺脫法律制度、暴力機關等強制性力量的約束。一旦某種技術或組織威脅到了國家的絕對權力地位，必然會受到國家機器的強力規訓。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２０１９年臉書的“天秤座”事件，臉書公司意圖利用自身平臺打造一種超主權、跨國界的加密貨幣，這有可能導致主權國家喪失監管能力和貨幣控制權，於是“天秤座”計劃未經實施便被美國眾議院叫停。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存在的問題在於只停留在對雲帝國的剖析，而並沒有看到雲帝國背後的國家意志。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真正帶來的並不是雲帝國，而是推動著帝國主義過渡到了新的階段，即“數字帝國主義”階段。數字帝國主義有著以下主要特徵：第一，平臺成為新的組織形態，數字化生產不斷集中，形成了巨型數字壟斷公司。第二，數字資本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等相結合，數字寡頭逐漸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第三，知識和數據等數字資源的重要性更加顯著，“數字輸出”開始成為帝國主義對外掠奪的重要途徑。第四，形成了瓜分全球產業鏈的數字寡頭同盟。第五，帝國主義控制世界的方向由現實領土轉向虛擬空間。這與列寧對帝國主義五大特徵的概括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同樣地，也正是這種“技術決定論”的傾向，使得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忽視了各類數字公司所處國家的社會制度、階級形態，忽視了上層建築對技術發展的約束力，將所有大型數字公司特別是中國的大型數據公司也劃入雲帝國的範疇。列寧曾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特殊歷史階段”[11]，將“帝國”和“殖民”這類字眼與社會主義中國相掛鉤，是一種錯誤且危險的觀念。在當前中國，國家一方面肯定了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意義，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和產品創新，但另一方面也在積極推動數據立法，保障公民數字權利法制化，同時大力推動政府與數字公司的通力合作，通過“新基建”“智慧城市”等項目的建設提升智能治理水平，強化數據技術的普惠價值。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無視了中國政府的種種努力，籠統地誇大了雲帝國的內涵範圍，這一點是不可取的。齊澤克曾這樣點評哈特和奈格裡的帝國理論：“不是僅僅回到馬克思……還需要回到列寧那兒去”[12]，這一點對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而言同樣適用。
▌３．走不通的“另一條道路”
在如何擺脫雲帝國與數據殖民的統治上，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作了方向上的建議，二人將之稱為“另一條道路”。他們認為，數字技術的浪潮“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與這些基礎結構相關的數據關係密不可分的剝削形式”[1]211，應當去開闢一條新的道路，一個新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我們可以恢復這樣的想法，即人類可能瞭解自己，選擇組織自己生活的關係，而不將這種選擇和知識委託給一個算法”[1]214。這條道路的創造是一場集體性的、全球性的鬥爭，“它關係到整個人類，而不僅僅是市場民主國家，它與整個資本主義，而不僅僅是社會媒體對抗”[1]215。
可以看到，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並沒有給出多少實質性的建議，他們唯一相信並支持的解決路徑是依賴群眾集體鬥爭的、自下而上的力量，這是典型的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就如同哈特和奈格裡那句名言一樣：“諸眾是唯一能夠實現民主的社會主體”[13]，他們不相信政黨和工會的力量，宣稱要依靠被資本奴役的工人的能動性，致力於探求無產階級通過自己的鬥爭戰勝資本帝國的方案，這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何二人始終對中國政府的數據治理方案持消極態度。自治主義者的思路是走不通的，列寧曾明確地指出：“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14]29，“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14]23。在反抗監視與數據提取方面，群眾數據保護意識的提高與輿論壓力都是重要的，但個體仍然不具備與大型數字公司對抗的知識儲備與技術條件，即便產生群體性運動，由於缺乏科學領導和理論灌輸，也容易是無效的、盲目的或是被人利用的。解決數據殖民的根本方法，還是要從兩個層面出發。第一，利用制度規訓技術，發揮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能力。歐盟已於2018年通過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中國也在積極跟進，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法律的設立要不斷細化，對數據的分類、所有權、分配問題作出明確的規定。同時，政府還應加強對產品的技術監管和對企業的嵌入式監管，在進一步健全由數據要素市場決定的數據所有者和開發者報酬機制的同時，避免企業對用戶隱私的侵害與對數據的濫用[15]。第二，利用技術規訓技術。數據的量化與提取技術歸根結底是由算法生成的，舊算法帶來的社會問題與技術漏洞也應當由新生算法解決。譬如區塊鏈的出現，就是對原有電子支付方式中信任和結算問題的補缺和優化。“逃離”和“倒退”無法躲避數據殖民，把握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才是應對數字帝國主義輸出和掠奪的關鍵之舉。
四、結語
縱觀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雲帝國概念和數據殖民主義理論，不乏深刻和獨到之處，其理論創建性主要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二人“為大數據時代更新馬克思”的學術旨趣難能可貴。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爆發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考驗，如何保持馬克思主義對現實世界的解釋力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這種形勢下，二人重提殖民理論，對馬克思的資本積累理論、拜物教理論、自由觀等進行了理論創新，並且選擇了與約翰·福斯特[16]、肖珊娜·佐伯芙[17]等人的“監控資本主義”所不同的研究視角，更加註重從社會關係入手分析經濟問題，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嘗試。
第二，豐富了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微觀視角。與大機器時代相比，數字經濟時代的產業門類不斷擴張，生產方式也出現了很大變化，仍然僅以物質產品生產為視角考察經濟社會是不全面的。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以“數據”為出發點，將數據視為一種特殊的產品，圍繞數據的量化、提取、存儲等對數字公司的運作方式作出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礎上剖析了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係，是對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補充。
第三，考察了數字經濟時代資本的運動規律。數據資源是如何為資本增值服務的，這是數據殖民主義理論的核心議題。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據此考察了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剝削現象，以“雲帝國”為意象對大型數字公司所帶來的數據壟斷和不平等問題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揭開了數字資本運動的神秘面紗，樹立了反對數字寡頭無償剝奪和積累的鮮明立場，具有很強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然而，這些創見性也無法掩蓋二人理論的侷限性。究其原因主要在於：第一，其理論闡發是基於對經典作家理論的曲解和誤讀。無論是在對歷史唯物主義方法還是剩餘價值理論的運用方面，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一些理解並不符合經典作家的原意。有時為了凸顯其創新性，還可以看到人為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製造出本來不存在的不足，然後再對其進行改進或完善的痕跡。此外，對列寧理論的選擇性過濾也是一個無法彌補的缺陷。第二，試圖調和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這兩個性質迥異的理論體系。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理論傾向彰顯出兩人濃厚的後現代主義色彩，他們崇尚多元化、碎片化、非組織化，但又試圖保留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在很多觀點上搖擺於兩個理論之間，造成了其思想體系中的一些內在矛盾和不徹底性。第三，對社會主義中國存在認知偏見。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對於中國的態度代表了一些左翼學者針對中國的複雜心理。一方面，中國是最為堅定地踐行馬克思主義發展道路的大國，也是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代表性國家之一，這推動著越來越多的左翼學者開始重視中國的建設成就；另一方面，盛行於西方政界、媒體的“中國威脅論”等論調也對學界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只看到了政府扶持下中國數字大企業的飛速成長，但忽視了數據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就業創業、扶貧等民生領域的重要應用，也無法提出區別於中國政府的數據治理方案。拋開社會制度談殖民理論，是二人理論的另一個短板。
可見，儘管我們可以從雲帝國的概念中看到一定的理論建樹，也可以看到兩位作者強烈的反抗精神，但二人對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與方法的某些錯誤理解和應用使得我們終究無法在雲帝國中科學認識數字時代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也無法在其中找到真正的革命道路。就此而論，庫爾德裡和梅西亞斯的雲帝國概念只是一個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的、似“馬”非“馬”的理論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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