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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年文潭:科技向善與互聯網技術驅動下的工作變遷

科技數碼 光明時評

作者:樑萌

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使社會在2020年初整體陷入停滯,日常生活中原本多元、豐富的物質流動和人際溝通戛然而止,在這段舉國居家隔離抗擊疫情的日子裡,互聯網行業帶來的虛擬溝通軟件、遠程工作模式和平臺服務業等維持著社會運行的最基本脈動。

祈年文潭:科技向善與互聯網技術驅動下的工作變遷

“在家辦公”成為疫情中大部分企業復工初期的共同選擇。除了電子郵件、即時信息軟件外,多種視頻會議軟件的出現使原本侷限於文字和語音的溝通,加入了畫面的維度,更接近面對面交流,有利於員工間的遠距離協同合作。脫胎於互聯網共享經濟理念的“共享用工”則為那些受疫情影響、業務嚴重停滯的服務型企業一解燃眉之急,在妥善安置在崗員工的同時也避免了企業因長期停工而導致破產倒閉等勞資雙方兩敗俱傷的後果。

而在互聯網平臺商業模式下新興的快遞、外賣等職業更是成為人們居家抗疫的重要物質保障渠道。特別是在疫情嚴重的武漢等地區,快遞員、外賣騎手毅然選擇留守崗位,甘冒風險,為一線醫護人員和病患建起了生活物資保障的最後一公裡通道。在疫情報道的很多鏡頭裡,都留下了他們在空寂街景中依然匆忙奔波的身影。

可以說,因疫情防控所需的社交距離及其所帶來的日常生活的挑戰,使人們深刻地意識到了互聯網技術對社會的影響。如果說2019年出現的“科技向善”理念更像是行業頭部企業的自說自話,那麼在2020年,更多人開始切實體會到科技以及與其相關的商業理念與模式對個體生活和工作的深度介入,疫情的出現無疑更如催化劑一般正在加速這個過程。無論情願與否,網絡社會已然來臨,互聯網技術及其經營戰略(平臺經濟、共享經濟)正在顯著地改變我們的生活與工作,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時也需要面對困擾與挑戰。

經歷了在家辦公的便利和工作生活邊界模糊折磨的互聯網員工全面復工以後,“不畏加班,不念下班”的互聯網996加班工作模式依然如故,更有甚者,為了倒逼員工上班時間的工作效率,有意控制辦公區域廁所坑位數量,最終爆出了某企業的“廁所門”事件,“互聯網大廠”曾經為人稱道的彈性工作時間和優渥工作環境最終敗給了效率話語之下的極端策略。即便如此,那些接近或超過35歲的“大齡”員工還需要面對隨時可能被“優化”離職的“互聯網35歲代謝定律”。

而互聯網人從“技術改變世界”的躊躇滿志變為“996.ICU”的憂心忡忡也不過是近年才有的現象。它顯現出互聯網產業的根本管理方式正在從知識勞動較多採用的責任自治向傳統工廠慣用的直接控制轉變,企業發展短平快的訴求,是對效率的強調凸顯。互聯網企業正在逐步放棄昔日恪守的以平等、自由的工作環境來促進創新的發展策略以及技術改變世界的理想主義,反而更多沉浸在贏者通吃的數據與流量競爭泥沼裡無法自拔。

在此種背景下衍生的平臺經濟等互聯網相關的商業模式,則使其影響擴大到了更廣泛的服務業勞動者那裡。關於外賣騎手的一篇文章,真實折射出數以百萬計平臺服務業勞動者的生存窘境。騎手們的送餐過程處於系統嚴苛地掌控之下,以至於騎手需要以高風險交通行為來應對系統的派單時限。而面對逐漸萎縮的單價,為了維持收入供養家庭,騎手們又不得不自動延長在線時間,造成大範圍的“隱形”加班勞動。另一方面,基於金融資本一直倡導的“輕資產戰略”,平臺企業並未與一線服務勞動者結成正式僱傭關係,而是以簽訂信息服務合同,或者以勞務派遣、口頭協議等方式與勞動者形成了非正式用工關係。企業方在一定程度上節約了用工成本,減輕了壓力降低了風險,但卻使勞動者難以享有法律規定的僱傭關係框架下的相關勞動保障,既面臨工傷無處賠償、醫療無法報銷的近憂,更有年老生活無著的遠慮。

綜上,可以看到互聯網領域內的知識勞動者與平臺服務勞動者的處境正日趨一致——工作壓力與不穩定性的雙重提升。因此該反思的並非僅限於算法,而是行業整體發展模式與發展策略。科技向善不僅事關產業升級、提升效益等經濟層面,也應體現在對業內勞動者的關心、對社會問題的關切等社會層面。特別是,科技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在形式上是技術,而本質上是人。如何在發展中看到人的價值,看到人的多維需求,突破短期、單一的經濟效率思維定式,反思商業模式中先補貼後掠奪的發展策略,是整個行業需要深入思考的。

當然,面對新經濟新業態所帶來的挑戰,社會各方也在逐步展開應對。快遞員榮獲“五一勞動獎章”和“全國勞動模範”等稱號,以及外賣員、家政工高級職稱評定等舉措,正是對平臺勞動者勞動尊嚴、勞動價值在正式制度層面的倡導與認可,而各省市陸續推出的非勞動關係人員參加工傷保險政策試點等政策,以及人社部對“共享員工”模式的指導,既是對企業經營行為的有序規範,也是對商業模式疏漏之下勞動者權益的直接回應。與此同時,相關平臺企業也在嘗試建立雙向溝通機制,調整算法與平臺規則,意在逐步改善勞動者的工作環境與就業質量。

但在根本上,深受互聯網技術影響的各類工作的後續發展,需要企業、政府和社會各方就網絡社會背景下的勞動價值、勞動標準及相關制度法規進行深入探討並取得共識,使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的“數字紅利”更合理、公正地惠及到每個為之做出貢獻的勞動者,讓科技向善的理念在行業內外都得到體現,從而有力迴應和實現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新目標,不遺餘力地推動社會全方位可持續發展。

(作者系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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